中国历史经过史前、商周时期不间断地发展和持续整合，最终形成统一的秦王朝，奠定了后世版图的基础。秦汉以后，古代中国虽有短暂分裂，但并未像西方文明分裂成许多国家，这是因为统一是各政权的共同追求。中华文明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特征，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平性和创新性。

　　胡汉融合兼容并包

　　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和物质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东汉洛阳白马寺、唐代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北宋泉州的伊斯兰教清净寺等，都是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见证。此外，古代汉人传统为席地而坐，随着少数民族的融入，高家具如胡床、马扎等逐渐流行并取代汉式坐榻；又如在服饰上，胡服广受唐代社会上下青睐……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类似实例颇多。

　　以北京地区考古发现为例，在魏晋北朝时期，出现了诸多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因素。在葬制上，两汉时期本地汉人墓葬基本全部为长方形，魏晋时期偶有梯形墓葬。经过十六国到了北朝时期，中小型墓葬全部采用梯形形制。梯形墓葬形制是塞外鲜卑族群的墓葬习俗。结合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出现的梯形墓，是受到鲜卑文化影响。隋唐时期，北京地区更是呈现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社会面貌。北京地区唐代墓葬形制多样，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舟形、铲形、弧角方形、梯形、不规则形等，其丰富程度远超其他时代。与其他地区相比，恐怕也不在其下。唐墓中常出土有筒形罐和蹀躞带，这两类是较具代表性的北方草原系文化遗物。此外，还有少量带有异域文化因素的仿金银器三彩器、陶器，如胡瓶、曲口杯等。北京地区唐代墓葬中还有较多瓷执壶出土，隋唐之前几乎未见，怀疑是汉人对金属胡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结果。

　　上述现象是该地区多元人群交融、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唐代在幽、营二州设置了诸多羁縻州来管理归顺内附的少数民族。《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记载：“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此外，在唐幽州城内里坊中还有肃慎、归化、罽宾等坊，应为北方及中亚、西亚一带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地。据学者何力研究，唐代安史之乱前，幽州境内陆续设置有19个带有民族自治性质的羁縻州。由此可见中原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包容和接纳。在此社会背景下，幽州地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存。

　　包容性同时也体现在民族关系上。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时指出，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只要认同汉地文化，胡汉之间就不是敌我关系，胡人甚至可以在汉地为官，帮助中原王朝进行社会治理。西晋时期汉地有大量少数民族归义王侯，有印章为证，如内蒙古博物院藏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首都博物馆藏晋鲜卑率善邑长青铜印等。北朝隋唐时期更有大量西域胡人入居中原，卒后不归葬故乡，而是长眠于中原汉地，如北周史君墓、安伽墓、康业墓，唐康比比墓等。根据墓志记载，史君和安伽生前曾担任凉州萨宝。归义王侯和萨保均为汉中央政权封少数民族上层人员的官职，以便让他们对入居汉地的本族群内部事务进行管理，将其纳入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范围内。

　　怀柔远人追慕汉化

　　中华文明强调秩序的构建，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天、地、人之间。希望通过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达到一种“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因此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和平性，不崇尚征战杀伐。战国秦汉时期，我们修筑了宏伟的防御工事——长城，以保境安民，谋求社会稳定发展。从后世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长城非但没有阻隔长城内外，反而客观上起到了民族融合交汇带的作用，在学术界就有长城文化带的说法。为了减少摩擦，更好地治理边境地区，中央政权多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如设置都护府，用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地方等。可以说，和平性是流淌在中华文明骨子里的基因。

　　和平性还体现在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上。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向心性，入主中原的边疆少数民族都追慕汉文化。金元时期的汉化集中体现在都城营建上。金中都基本是参照北宋汴京城设计的，城门名称或模仿或照搬，如拱宸门与汴京城相同，金中都宫城南门应天门内为左右祥龙门，东西为左右掖门，汴京城宫城南门宣德门内为左右昇龙门，东西同样为左右掖门。宫城前导空间内的建筑及景观形态也与汴京城相同，如金中都应天门外有御道，御道两侧有转角长廊，两旁种植有柳树；汴京城宣德门外御道两旁也有御廊，同样种有植物。元大都“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中轴对称”的设计理念，更是《周礼·考工记》记载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的完整展现。

　　圆明园是满族政权在北京定都后，按照设计规划在京城西郊平地营建的大型园林。圆明园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同华夏神州地形一致。在景致安排上也是模拟神州版图，西北高处建紫碧山房，仿造昆仑山意境；东南有福海，象征神州大地东临沧海，表现出对华夏版图的深层次认同。在内部景观设计及殿宇命名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色彩，如反映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思想的“澹泊宁静”“田”字形大殿，种植有成片稻田以观农时的四十景之“多稼如云”，反映以德治国的四十景之“澡身浴德”“坦坦荡荡”“勤政亲贤”，反映敬祖观念的四十景之“鸿慈永祜”。

　　此外，圆明园还承载了政治功能，是紫禁城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清帝在此园居理政。全园的政治中心位于圆明园南部正前方的宫门区。以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南北一线为中轴线，大宫门左右对称分布有东西角门，内、外左右对称分布有东西朝房及转角朝房，出入贤良门左右对称分布有东西如意门，在出入贤良门外的河道上、位于中轴线位置架有桥梁。这样的布局与紫禁城极为相似：有突出的轴线，转角朝房类似于大明门（大清门）前的千步廊，河道及桥梁相当于金水河及金水桥。这样的布局代表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正秩序的追求。从圆明园的营建设计可以看出，满清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因势创造适时求变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且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历程，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制度建设上，秦朝创建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央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的基础。后世在沿袭的基础上，因客观形势并根据具体情况，均有所创新，如汉初的郡国并行，唐代的都护制，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元代的汗国制等。在兵制、土地制度等方面，同样根据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不断创新，如西周的井田制、北周的府兵制、隋唐的两税法、均田制、科举制等。此外，在军事制度、官僚体系架构、官吏选拔管理等方面亦均有体现。

　　创新可谓无所不在，就连建筑领域的基础灰土，也有明显体现。比如，明代北京官式建筑常采用砖渣层和素夯土交替夯筑的基础，如鼓楼基础、先农坛东天门基础。到了清代，官式建筑则普遍采用三合土基础。三合土是将粘土、沙、石灰严格按照一定配比搅拌而成的灰料，更讲究的，里面还会加入糯米浆。这样配比出来的灰料坚固无比，甚至比石材还要坚固、结实，其硬度和稳定性极高。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和远瀛观就是采用三合土基础。这两座建筑体量巨大，全部用砖石琉璃构筑，屹立了几百年，但其地基丝毫未见沉降，建筑未见歪闪。

　　此外，北京地区的古墓葬流行形制也在“推陈出新”。新石器、商周、战汉、魏晋时期，北京的传统墓葬墓室平面基本上为长方形、方形；到了隋唐时期，北京地区逐渐开始流行圆形墓，如潞县县丞艾演墓、密云大唐庄唐代墓群中的13座圆形墓葬；及至辽代，墓室形状多呈八角形和六角形的砖室墓，如辽代“燕国公”刘六符墓、延庆王化营辽墓等；金代则出现石椁、石函墓这种新的形制，如金代帝陵、石景山吕氏家族墓等。

　　概言之，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包容带来和平，包容生发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立自主与贵和包容的精神特质，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精神血脉之中，为中华文明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张利芳，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