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在河之洲。Ai制图 吴艳制

　　《诗经》是中国文学辉煌灿烂的源头之一，是中华文化的一部经典之作。《诗经》之韵，在于它以素朴真挚的语言镌刻先民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表达，汇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力量；《诗经》之艺，在于运用独特的赋比兴手法承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映射人文价值的永恒追求；《诗经》之光，在于凭借超越时空的文化感召力，涵养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激发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和世代传承。

　　“不学诗，无以言。”从草木鸟兽、男女情爱，到田园牧歌、人生百态，两千多年来，《诗经》以生命的百般形态、生活的质朴细节、人间的烟火气息，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与审美范式，并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

《诗经》入铭文的东汉神兽镜。

　　风雅之源：积淀历史文化，蕴蓄民族精神

　　《诗经》是诞生于周代礼乐文化中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它如同一幅跨越时空的画卷，收录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305篇诗歌佳作。从《诗经》收录诗歌的地域来看，覆盖现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地区，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构成《诗经》诗歌创作的地理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作为音乐的分类，风、雅、颂不仅体现了我国古代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而且精准地划定了音乐的不同用途和适用场合。“风”，宛如拂过广袤田野的轻风，带来160篇洋溢着15个诸侯国地方风情的民间歌谣，“国风”，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雅”，代表朝廷的正统之声，在宫廷宴会或者朝廷集会时奏响，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神圣颂歌，在祭祀活动中伴舞而起，以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的庄严旋律，回荡着对神明、祖先的崇敬与祈拜。

　　《诗经》中的诗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勾勒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图景。诗篇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政治风云、经济脉络、军事较量，细致地描绘丰富文化、民俗风情以及人间百态，可谓对历史真实的诗性记录。因此，《诗经》除了作为古人抒情达意的载体，也向后世揭示了早期中国的社会结构、风俗制度、思想观念乃至语言发展的脉络源流，从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智慧积累与情感沉淀，感悟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厚重底蕴。

南宋马和之创作的《诗经》系列画作之《鹿鸣之什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供图

　　何以经典：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质与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自编纂之初，便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观念与鲜明的现实关怀。“国风”中的诗篇，多由采诗官采风所得，或由地方官搜集整理，再经乐官加工后呈献给天子，目的是让天子通过诗歌了解社会风俗与民情实况，从而审时度势，调整施政方略。《汉书》有云：“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揭示了《诗经》作为古代统治者了解社会民情、修正政治得失的重要价值，奠定其作为现实主义经典的牢固基石。

　　《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质集中体现在朴素实在地抒写现实生活，以深邃的目光洞察生产生活的复杂、社会关系的纠葛、自然环境的变幻以及个人情感的丰富，展现出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周颂·文王》中的名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表明周朝面对复杂局势采取应时而动、务实创新的态度。《小雅·鹿鸣》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佳句，描绘宾朋满座、乐声悠扬的欢宴图景，揭示礼乐文化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豳风·七月》通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叙述，展现农耕社会中伴随季节更迭而轮转的农事活动，体现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敏锐感知和生存智慧。《郑风·子衿》中表露恋人之间绵长思念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之句，映射古人深切渴望真挚的情感，流露出对个体情感世界的细腻关怀。《诗经》的篇章始终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以诗意的语言记录中华先民平凡日常中的智慧与情感，呈现他们直面现实生活的睿智哲思，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生活图景。

　　《诗经》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质同样体现在贴近生活的丰富意象之中。《诗经》灵活而精妙地运用赋、比、兴三种手法，迸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赋，作为直接叙述的表达方式，用不假雕饰的笔触呈现生活场景，传递人物情感，给读者带来直观而真切的感受。如《邶风·击鼓》中不离不弃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描述的是战友同生共死的决心。质朴的语言和不事修饰的表达，散发出执着的温暖与深沉的爱意，触动人心。比，即比喻，借助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对比，使诗歌的表达含蓄隽永，让读者在联想与想象中体味诗歌的深层意蕴。《卫风·硕人》中形容庄姜夫人的美貌时，便是比喻手法的绝妙运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温婉的古典美人形象跃然眼前，令人惊艳。兴，是起兴，通常以自然景物或生活片段作为开篇，引发主题或情感。如《秦风·蒹葭》开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秋日河边芦苇的苍茫景象起兴，引发对心上人寻而不得的情思。自然景象营造出朦胧而幽远的意境，唤起读者对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境遇的共鸣。

　　《诗经》以赋、比、兴的综合艺术手法，将日常生活融入诗意的审美视野，赋予其更高的情感温度与美学意蕴。根植于上古社会生活感性土壤的赋、比、兴，经过历史沉淀与理性提炼，凝结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思维与审美范式，形塑中华民族朴素真诚、亲和自然的内在气质。

　　《诗经》更以其鲜明的政治洞察力与厚重的道德意识，成为表达人民心声的现实主义典范。《诗经》中的政治诗以犀利的历史视角，表达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以德配天”的人本主义色彩。对于贤能的执政者，《诗经》毫不吝啬赞美之辞，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德政清和的由衷敬慕。如《召南·甘棠》中吟咏甘棠树：“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这株甘棠树之所以深受百姓珍视，是因为它是体恤民情、秉德施政的西周贤臣召公的休憩之地。

　　当然，《诗经》中同样不乏对统治者的讽谏与警醒。这些讽谏诗犹如利剑般直指统治失范，真实传达民声。《大雅·抑》直斥享乐失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鄘风·相鼠》讥讽残酷压榨：“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痛恨不劳而获行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暴行无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讽刺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与深沉的道德意识，揭露统治者的失德行为，表达出对美好政治秩序的热切向往。《诗经》中颂贤扬善、贬恶斥邪的诗篇，昭示在中国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始终坚持是非分明、德行为先的政治价值取向。

吐鲁番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出土的前秦时期《诗经》写本残页。

　　诗可以群：在维系国家统一与增强文化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

　　孔子评价《诗经》的功能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其中，“群”是指借助诗歌的吟咏传习，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与理解共融，进而孕育出和谐一致的集体意识。实际上，“群”涵盖社会、伦理、语言、心理、价值及情感等多维关系的聚合，是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托。

　　《诗经》使用“雅言”构建共同的语言文化基础，为促进文化认同和推动大一统提供社会和历史基础。“雅言”即当时的共同语，也就是今日所说的通用语言。根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在教学和礼仪活动时皆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诗经》作为春秋时期的通行教材，也是用“雅言”讲授和传播的。通过在祭祀礼仪、音乐宴享等场合的广泛应用，以及文人间的互动传播，《诗经》开启了我国古代语言使用“雅言”的规范化过程。

　　“雅言”不仅有利于消弥方言隔阂、实现有效沟通，更在伦理观念与思维方式传递的过程中，促成人们彼此之间的理解，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征体系。“雅言”还为国家治理中的“官话制度”确立雏形，继而促进“书同文、语同音”文化制度的建立：即以统一文字和语言来加强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可见，《诗经》作为当时传播“雅言”的重要文本，在维系国家统一性与增强文化认同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诗经》篇目涵盖广阔地域，融合了黄河、长江等流域及周边族群的文学传统，同时反映出各地域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往来与融合。《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句，吟咏的是周人和“西戎”“北狄”之间的战争。《周颂·有瞽》中“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描绘了殷商遗民瞽人来到周王朝宗庙大庭上演练舞乐的场景，显示周人对殷商文化开放包容的态度。《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当时社会结构中天子的统治秩序，表达出早期中华文明中对国家统一与天下共治的政治追求。

　　20世纪初，新疆吐鲁番出土了与有关《诗经》的文书，“桃之夭夭”“薄伐猃狁”等经典诗句清晰可见。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一批《诗经》残卷，包括《周南·关雎序》《郑风·缁衣》，还有《小雅》中的《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和《六月》。这些残卷标注“义熙”字样，是公元510年至525年麴氏高昌年号，足以证明1500多年前《诗经》的篇章已在西域广为传播。2006年10月，吐鲁番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出土包含《诗经·大雅》中的《抑》《桑柔》《云汉》等的写本。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中也有一定数量的《诗经》写本，抄写时间从六朝至唐代，是目前发现的大规模的中古时期手写本。

　　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各地区优秀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升华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互相关联的文化有机整体。《诗经》文本在边疆地区的流传，标志着中原礼乐文化的传播扩展，见证了中原与边疆地区文化交融的历史与活力。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诗经》英译本。

　　声闻于外：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诗经》以质朴的笔触描写现实，用真挚的情感触动心灵，借高雅的审美浸润人格，全面诠释“温柔敦厚”的文化精神与“以文化人”的人文情怀，堪称彰显中华文化底蕴和魅力的经典文本。当《诗经》跨越语言的藩篱，翩然融入世界文化的广阔空间，它便成为沟通不同文明、联结不同文化体系的媒介。通过各国语言的译介，《诗经》凭借深邃的文化意蕴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为世界文明的多元共生与互鉴融通贡献力量。

　　《诗经》的外译及海外传播最早开始于东南亚、东亚地区。汉武帝时期，《诗经》便已传入今越南地区。越南后黎朝时期，《诗经》成为其科举考试“论经义”科目的必考内容，黎朝十二世的科试即以《小雅·青蝇》诗句为题，说明其在越南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越南的诗歌创作广泛引用《诗经》的诗句和典故，其形式、题材和意象等方面深受《诗经》的影响。1924年，越南诗人阮克孝等人将《诗经》翻译为越南语，使这部经典在越南更广为流传。

　　《诗经》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百济王朝曾经请求梁武帝萧衍派遣学者亲往讲授《诗经》，开启中华经典对朝鲜半岛文化教育的影响。新罗王朝规定《诗经》为官员必读书籍，高丽王朝将《诗经》定为科举考试科目，表明《诗经》在朝鲜半岛的政治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作家的小说与诗歌创作也常常引录、模仿或借鉴《诗经》，使其思想与艺术风格融入其文学的本土创作，进而推动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承和发展。

　　《诗经》在欧美的翻译与传播则可追溯至明清时期。1626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诗经》翻译成拉丁文，开启《诗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之路。到19世纪，伴随着“汉学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诗经》的翻译和研读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其中，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于1871年出版第一部完整的《诗经》英语译本。理雅各不仅进行逐字逐句的精准翻译，还在注释中探讨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内容，极大地深化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其译本至今仍被欧美读者推崇。继其之后，1896年，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采用法语与拉丁语双语翻译《诗经》，这一译本与理雅各的英语译本一样广受欢迎。

　　进入20世纪后，《诗经》的国际传播力进一步扩大。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完成英语翻译的同时，还采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节气物候与风俗习惯，其译本被视为20世纪中期《诗经》英语译本的高峰之作。苏联学者什图金于1957年完成俄语全译本，推动《诗经》在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传播与研究。1984年，西班牙汉学家杜善牧完成首部《诗经》西班牙语全译本。

　　《诗经》外译及传播的历程，彰显出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高度适应性及深远影响力，为世界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媒介。深度阐释并传播《诗经》及其蕴含的仁爱、和谐与包容等核心价值观，既有利于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更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共存、和谐发展。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副教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