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孔子的“愤”与“乐”？从《论语》中的一段对话说起。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可以说是《论语》中最广为传诵的句子之一，关于这句话的理解也较为统一，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今粗陈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好学+快乐”的解释模式

　　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般认为体现了孔子的好学精神与快乐状态。

　　“好学”的解读模式大约始于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将“学道”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统合而论：“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至晚从宋代开始，“好学+快乐”的阐释模式渐成共识，并且宋儒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视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进行思考，以朱熹“未得”“已得”说为代表。他说：“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宋儒之论基本规定了这句话的解读路径。钱穆承袭朱熹指出：“此章乃孔子之自述。孔子生平，惟自言好学，而其好学之笃有如此。学有未得，愤而忘食；学有所得，乐以忘忧。”除了以“学”为关捩，在“未得”与“已得”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尚有“嗜学”“乐道”之论，如刘宝楠：“‘发愤忘食’者，谓好学不厌，几忘食也；‘乐以忘忧’者，谓乐道不忧贫也。”无论是作为“好学+快乐”的模式论之，还是在“嗜学”“乐道”的框架内进行讨论，所论皆由实向虚，由读书悟道，指向优入圣域的超凡境界。

　　宋儒对于好学之笃与乐以忘忧乃“纯亦不已”之圣心发用的理解，以心性、义理的体悟为关键，构建出一种具有道德形而上学意味的阐释理路，深化了“好学”的内涵，呈现出独特的思想面向，但此模式也在获得普遍接受的情况下，简化了孔子的思想。与由“好学”而优入圣域的理解模式不同，唐宋之前此模式尚不多见。郑玄认为孔子之愤与乐在于“尧舜之道”与“六艺之文章”，但对于“乐”的认识，已经有“快乐”的意思了。李充指出，这是夫子“抗论儒业，大明其志”的体现，但未明确“儒业”为何。这为我们的讨论留下了空间。

　　礼乐视域中“愤”与“乐”

　　若将叶公与孔子的问答置于语词训释、历史场域、孔子之志等视野内进行考察，会得出不一样的看法。

　　语词训释是进入孔子思想世界的首要工作。人们通常将“愤”解为“发愤”，与好学联系在一起，彰显一种向上的积极情绪。问题是，孔子所发之“愤”一定与学习有关吗？逐字来看，“发”本义“放箭”，《说文》：“发，射发也。”引申为生发、产生、抒发等义。“愤”，《说文》：“愤，懑也。”本义为一种忿怒充塞、郁积不满的情绪。“发愤”二字连说，意义由发愤好学一变为孔子内心郁积（生发）着许多不满情绪，志意愤盈，以至忘记饮食。结合孔子所处历史状况及其所欲践行之“儒业”，这种理解要比好学的理解切实。若孔子生活的时代礼不崩乐不坏，周天子德配天下，诸侯各安其位，没有纷争，他也就不会整顿鲁国国政不成，又累累若丧家犬而奔走于列国之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求天下太平。但孔子的努力在诸侯争强的大势面前成效不大，眼见天下动荡日剧，他自然忧愤有加寝食难安，“愤”和“忧”在孔子本为一事，皆由现实中令人不安的境况引发。加之他时处吴楚争战前沿，一度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时局如此，艰难如此，如何不忧不愤？意识到这一点的不乏其人。黄侃云：“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发愤而忘于食也。”刘逢禄认为：“吴、楚猾夏，乱贼接踵，所以愤也。”孔子所“愤”者在于道之不行、礼乐不兴，故解为愤而好学，同孔子彼时遭际与心情不是很切合。

　　孔子之忧愤，源于现实之礼崩乐坏及其志在重建礼乐秩序而不能。现实之忧愤以及解决忧愤的努力伴其一生，若“发愤忘食”指向的是现实困境引发的不安状态，“乐以忘忧”则是提出解决困境的方案，即重建礼乐秩序，使天下重归礼治与和谐。是故，处于礼乐败毁之际的孔子，学有所得自然可乐，而所学之道不得践行，只会加深他的忧愤，不会让他更开心。那么，“乐以忘忧”便是“礼乐使之忘忧”，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孔子“忘忧”之所指，而这与通常理解的开心、快乐义迥然不同。

　　为了夯实我们的论述，再来看“乐”。放到“礼乐”层面，“乐”不仅指乐器、乐曲，更是社会规则和仪范的象征，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进太庙每事问”、艰难困厄之际仍弦歌演礼不辍的孔子，其根本关怀是建设一个礼乐振兴、规范有序的社会，因此礼乐是《论语》的根本性议题，其他议题皆缘此展开。《论语》中“礼”出现75次，“乐”出现48次，其中“礼乐”并用9次，其他39处“乐”大抵可分三类：一指音乐，二是作为礼乐制度之“乐”，三是快乐，前二者可统归于礼乐。这样来看，《论语》中“乐”主要指礼乐和快乐，而快乐并不是纯粹的情感体验，多与礼乐有关，如“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等。所以，《论语》所言之“乐”，只是“礼乐”一事，后世的理解弱化了“礼乐”的维度，偏于从情绪体验进行理解。对语境、礼制等因素的忽视，导致对《论语》中未明确交待是礼乐之“乐”的认识出现误差，如以下名句中的“乐”，便是常从愉悦、快乐情绪方面进行理解的例证。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芬格莱特认为解读《论语》，不可将“仁”“德”等术语心理学化，它们是孔子对大众生活和世俗世界考察的体现，都与“表示‘意志’‘情感’和‘内在状态’的语言无关”。这些术语的“心理的、主观的用法是一种后起的产物，受到“佛教注释很深的心理学偏见以及译者西方的、古希腊—基督教视野这两方面的影响”。传统对“乐”的认识，也存在着“心理学偏见”的影响，若超脱偏见从礼乐视角考察孔子“乐”论，所得或更为深刻和丰富。

　　一个例证：“饭疏食，饮水”与丧礼

　　对于“饭疏食，饮水”的理解自汉代以来高度统一，用现代汉语可表述为：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乐趣也在其中。事实上，这章的主旨没有字面上显示的那样简单，可能与礼乐有关。孔子重礼，尤重丧礼，丧礼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直接言及者十余处，加上未直接说的就更多了。据此，我认为“饭疏食，饮水”章说的是丧礼，是死者亲属居丧时饮食居处方面的礼仪。如在《礼记》中，涉及丧礼时，“饭疏饮水”是很常见的表述。

　　“君之丧……子、大夫、公子食粥，纳财，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无算。士疏食水饮，食之无算。夫人、世妇、诸妻皆疏食水饮，食之无算。大夫之丧，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众士疏食水饮，妻妾疏食水饮。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妇人亦如之。……期之丧，三不食，食疏食，水饮。”（《礼记·丧大记》）

　　“故父母之丧，既殡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齐衰之丧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功之丧不食酰、酱；小功、缌麻不饮醴酒。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父母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絰、带。”（《礼记·间传》）

　　《仪礼》中言及丧礼时，如此表述也很常见，这表明人君以下死者，丧葬时皆有“疏食水饮”之礼，居则“居倚庐，寝苫枕块”，以示哀之发于饮食、居处者也。文本的高度相似，或可证《论语》中的“饭疏食，饮水”说的是居丧期间饮食、居处的礼仪；“乐亦在其中矣”，意谓丧礼蕴含在“饭疏食，饮水”的做法之中。

　　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与此章后半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两不相合。笔者认为后半段极有可能本为独立一章，后人有意将二者合而为一，如此有利于构建一种富贵—贫贱的模式，以凸显孔子安贫乐道的圣人形象。即便后半段言及富贵，但疏水曲肱就一定是贫贱生活的体现吗？贫、富的二元模式能否建立起来呢？以孔子之人格境界，无论处境如何，皆“无入而不自得”，没有必要刻意设置富贵、贫贱的二元模式。贫、富无非一种生活形式，本无好坏，若不讲礼仪规矩，不行正道，在孔子眼里，无论贫、富，皆不足道。所以当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表现如何时，他才会说那样虽然不错，但“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合乎礼乐规范。

　　如此论之，身居陋巷，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事实上和他的老师步调一致，他对天下的关怀（忧）与对礼乐之道的尊奉不会因处境的变化而变化，无论身处富贵，还是贫贱，他都会心忧天下，践行礼乐之道。也就是说，“人不堪其忧”乃是颜回本人之“忧”，忧天下混乱，礼乐不兴；“回也不改其乐”之“乐”乃是践行礼乐之“乐”，这就与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同符合契了。如此一来，“孔颜之乐”也便落到实处。在“礼乐”的视野内，孔子之“愤”与“乐”得以更切实的呈现，其思想之张力与现实感亦因之而彰显。

　　（作者系宁波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