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谈诗论文常常说“诗言志”“文以载道”“意余于境”，所言“志”“道”“境”等，就是中国文论的关键词。这些字词渊源深远、内涵丰厚，代表着中国人的审美传统与人生意趣。然而，外国友人一方面赞叹中国文论的博大精深，一方面又感到难以翻译这些关键词。在全球跨文化交往时代，如何让更多的朋友理解中国文论、中国美学的关键词，以便更好地欣赏中国文学艺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跨文化民心相通，是我们文化界肩负的重任。本文拟从主体视域、关键术语和情境空间三个层面，探讨中国文论关键词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重构、创生，如何创造性地转化。

　　视域创生

　　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往往能推动主体视域的重构，为新思想的生成创造条件。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已将跨文化交流从“远方的眺望”压缩成经由指尖的交流，正是由于人类都具有相似的指尖、眼睛与大脑才能交流相通。恰如美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所说：“人类经验共有着同一个世界。”他认为，人类文明具有“共同文化取向”，能够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进行交流。在中西文明交流中，一些文化桥接者形成了融通中西的理解视域，在中国文论关键词的激发下生成新的思想。

　　例如，德国学者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曾将《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创造性地翻译解读为：“那知光亮者，将自身隐藏于黑暗之中。”就是一种视域创生。盖因海德格尔是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而有令人惊喜的创生；当然不乏《老子》原文的智慧启发，两方面相得益彰。再如中国作家林语堂成功地将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人的诗词译为英文，获得好评，也得力于译者本人学贯中西，涵养深厚，故能创生出新的视域。林语堂谈译作体会说：“先有总意义”，“行文时未下笔之先，必先有一句要说的意思在心里，即所谓总意象”（《论翻译》）。他所说的“总意义”“总意象”，正是融汇西方与中国文论，而对关键词的一种有意义的创生。

　　当今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Pohl）所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并不简单直译中国诗论的关键词“理”“事”“情”，而从“诗的直观悟性”、从西方的“超验—模仿”说多方面解读，作了创造性的转化。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coisJullien）从中国文论的“淡”看到了“中”，意识到“是一切可能事物的起点”（《淡之颂》），颇有创生意义。他提出“迂回”理论，认为要从西方思想中移出，从而进入另一种思想（《进入思想之门》）。卜松山则重视“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性和虚心学习的精神”（《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他们都深入中国文化，长期与中国学者交流对话，成为文化桥接者，故能除去原有认知框架的障蔽，创生出新的视域。

　　术语创构

　　中国文论言简意赅，常用的关键词都有悠久的来源与深厚的积淀。在传播译介中如能溯源辨流，讲清来龙去脉，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个词对译代替，就相当于术语的重构与创生，即创造性转化。例如“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论的纲领，该有多么宏阔的意蕴。如果将“志”简单地对译为工作“志向”，就未免太简单化了。闻一多考证说：志有三个意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是不错，但也不能以“记忆、记录或怀抱”代替“诗言志”的“志”。还需要看《毛诗序》“在心为志”，《毛诗正义》“蕴藏在心”“感物而动”，来领会“志”的含义。《毛诗正义》又云：“情志一也。”又须知鲁迅的批判语：“强以无邪，即非人志。”（《摩罗诗力说》）须知钱锺书评价“吾国诗教”在“持情志而使无邪”（《谈艺录》）。如能在此基础上译介传播“诗言志”之“志”，可谓创造性转化。

　　在文论关键词的跨文化表述中，常出现的一个误区，是用一种文化中的类比词翻译另一种文化中的关键词。例如，中国文论的“义”与英语文化中的“justice”“righteous”等词语只是意义相近，并不等同。在关键词“义”的英译过程中，一些了解中华文明的学者曾有所踌躇，展现出对英语表达局限的反思。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著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就是一种可贵的探索。宇文所安在研究和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论的过程中发现了关键词的重要，没有简单化地生硬地翻译，他选取了51个关键词专门作解释，称为《术语集释》，此处“术语”就是关键词。其中指出如何解释“义”：“‘atruth’（一个真理）、‘duty’（义务）、‘righteousness’（正义）、‘principles’（理）、‘significance’（意味），有时还是‘meaning’（意义）”。他意识到：“以‘atruth’译‘义’有时不合适，于是我选择了不同的词，其中包括‘significance’（意味）。”（《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再如西方汉学家安乐哲（RogerT.Ames）以“重要的能量场”来解说中国文论的关键词“气”，并且提出“焦点—场域”语汇，主张对中华文化经典“阐述为主，翻译为辅，两者结合”，就是特别有创造性的术语创构。这样的学者和如此创构的努力越来越多，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情境创新

　　意义的分享从来发生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中。中国文论关键词的全球意义分享与跨文化创生必然要求重构出新的交流情境。这种新的情境是相互玉成的互惠空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通过田野调查，提出不同民族文化乃是各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如果跨文化交流双方互相平等地体察另一种文明的地方性知识，自然可以领会不同文化的关键词从而汲取智慧，建构出新的理解视域，创生新的情境。

　　事实上，在中西方交流的学术场域和艺术场域中，这样的情境正在创生与发展。例如，“赋比兴”的“兴”，既是中国文论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意味无穷的审美空间，不能望文生义地把“兴”硬译为“高兴”或“起头”。须知钟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李仲蒙“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方能理解其审美空间之美。再如“意境”“妙悟”“气韵”等中国文论关键词都可以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创生出新的惠及全球的美感魅力。多重意义之网因交织而处于永恒不断地流变、兼通、生成之中。譬如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记载：“义也者，群善之蕝也。”作为众善美德的表征，“义”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对译。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来解读认识。美国学者顾史考（ScottCook）颇为赞赏“群善之蕝”的提法，认为这“可以说是人类伦理关系中至善至正的标准，而此种义道亦未尝不是奠定于人们心性之情为其基础的”（《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微观》）。

　　再如，中国文论关键词“意境”的翻译，曾有不可译与可译的争辩。已有译作或从一个角度翻译而留下遗憾，“意境”被认为是中国诗学“最晦涩、但又最具魅力的概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卜松山在其著作《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中从多方面讨论了“意境”。他不仅了解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受到印度禅学和西方美学的影响，还追溯到先秦至唐代诗学画论的影响，他不仅列举将“境界”生动形象地翻译为“诗人眼中的世界”等成果，更从中国美学“始终在努力创造一种富有暗示效果的诗意”，追求传达一种“艺术完美性”，由此阐述“中西传统的双重影响”，对传播中国文论情境创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中国文论根深叶茂，蕴含着关于人性、自然与社会的中国智慧。人类社会不仅能“各美其美”，亦能“美人之美”。不同文明在“美人之美”的交往中建构出互惠性情境，即能创生新意；中国文论关键词经由文化桥接者的创造性转化，必能在全球不同“地方”落地生根，在不断创新中生成世界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

　　（作者：张路黎，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