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年间出土于四川省新繁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既是有文字记载、四川出土的第一块汉代铭文砖，也是目前中国已出土的最大、最精美的汉代字砖。

　　据1947年版《新繁县志》记载，“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初为东郊耕者犁田所得，不止一品，厥范皆同。出甫数年，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游繁见之，诧为异宝，因揣数品以去，此砖遂传海内。顾其出土年岁，谈者无能详也。”正是由于近代金石学家王懿荣慧眼识珠，才使该砖名扬天下，继而引发社会各界对汉代画像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从形式上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体现了汉代人的审美观，以及宏阔充实的中华艺术精神；从内容来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反映了汉代人的幸福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向往。

　　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传拓名家傅大卣自拓该吉语砖后，曾邀请容庚、于省吾、商承祚等古文字学家，黄宾虹、溥儒、张大千等书画家，以及张伯驹、启功、王世襄等鉴藏家共42位名家题跋。其中，启功所题的七言绝句为：“俨然一块大封泥，如此方砖至足奇。拓妙已超潍水上，题多欲使华山卑。”启功不仅以方砖般巨大的封泥为喻盛赞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极为奇特罕见，而且认为该拓本比题跋众多的“汉隶第一品”——《西岳华山庙碑》更为精彩。

　　汉代方形吉语砖的砖文布局大致可分为两类：玺印式布局和图文式布局。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属于典型的玺印式布局。玺印式布局的汉代方形吉语砖的砖铭文字多为十二字或十六字，二十四字的砖铭极为罕见。此类方形吉语砖通常采用“外边框+内界格”的框式砖文布局，且以“纵三横四”或“纵四横四”的砖文布局居多。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框式砖文布局非常独特：通过粗线条的外边框和细线条的“十字形”内界格将整块方砖划分为四个部分，从而呈现出由四方大印组成一方巨印的整体视觉效果。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每个部分皆为“纵三横二”的六字砖文布局，且纵行的三字皆以细线条内界格进行横向分隔。可以说，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复杂精妙的框式砖文布局，标志着汉代方形吉语砖的装饰设计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汉砖上的砖文书体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大篆、小篆、缪篆、隶书、章草、行书、楷书等。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书体是典型的阳文缪篆。缪篆虽属篆书，但又有其特征：一是横平竖直，“纵有斜笔，亦当取巧避过”；二是线条均布，每个字的线条间距相差很小；三是字形方整，字形以正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四是布局充盈，布局不留空隙以呈充盈气象。在二十四字中，唯有“长相思，毋相忘”六字是以整字加框或横向加线的方式对其进行“加围”，既增强了界格线条的装饰性，也使所有字的“笔画感”线条数量相差无几。

　　从整体效果来看，这种“变化具有措意，不可磨灭；章法配合浑穆天成，不可思议”的设计给人阴阳匀平、以充其形的和谐感；从视觉重点来看，“毋相忘”三字也因整字加框而成为二十四个字的重中之重内容。这或许至少部分地反映了汉代的民间雅士或民间工匠的爱情观、幸福观和浪漫感；从砖文书法来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既有线条整饬以循法度严谨的规范性，也有整字加框以求笔画均衡的灵活性，体现出谨守和变通的辩证关系。

　　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文字内容直观地表达了汉代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一是家庭（“富贵昌，宜宫堂”）、二是友情（“意气扬，宜弟兄”）、三是爱情（“长相思，毋相忘”）、四是事业（“爵禄尊”）、五是健康（“寿万年”）。汉代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既具有人类共有幸福观的一般内容如友谊长久、姻缘美满、长寿安康，也具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如家常富贵、高官厚禄。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人对“富贵”的理解。“富贵”即富裕而显贵。“富”与“贵”可谓互为表里。在汉代，关于富贵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正面而无须掩饰的人生目标，所谓“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爵禄”即官爵和俸禄。以财富为主要内容的富贵观念和价值追求，既是汉代人追求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人的财富观念。

　　总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巨印式的全景型砖文布局、图案化的宏阔感装饰设计、规则下的灵活性随形变通，不仅生动地展现了汉代人尚“大”尚“全”的审美文化气象，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由“大一统”观念产生的“大审美”境界。进一步看，包括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在内的汉代方形吉语砖以和谐会通为精神内核的砖文图式，也是汉代人法天则地的思维方式、天下一统的文化观念、宏阔充实的艺术精神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