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金文中，“艺”（）字为跽跪的人双手捧持禾苗或树苗栽种之形。《说文解字》释：“埶，种也”，引申为技能、才艺，指精通、辅佐、成就某事的能力。儒家有“六艺”之说：一为礼、乐、射、御、书、数，一为《诗》《书》《礼》《易》《乐》《春秋》。“艺”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融技艺养成、修德进道等为一体，其创生与发展不仅在整体上奠基了中华民族循道笃实的人文品格，决定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博施济众、革故鼎新的精神品质，成为中华文明艺境和合的精神境界。

　　循艺笃信辅成生意

　　天人关系为中国哲学的永恒话题。传统文化注重探究“天人之际”，古圣先贤为寻求天与人相接之处而追求不怠，其中，创造并推广“艺”的范式最为质朴、切己。《诗经》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赞美后稷能够承接自然天道，创造耕种的树“艺”，且无疆界区分，将此艺广播于万民，造福万民，其德光大澄明、克配彼天。古人对树艺的熏习，昭示了从无到有、踏实笃信的创生之德，彰显了圣人借助天道而订立人极、锻造生存秩序的精神气象。《论语》记载，南宫适问孔子，“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赞赏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躬稼乃顺乎自然、订立生存秩序之大德，这种奠基文明范式、生存式样的境界，正是孔子所称赞的艺道。

　　源自耕种、耒耜、稼穑等自然树艺之“艺”，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为“博施济众”这个重要德行，成为中华伦理体系中处理天人关系的至高境界。《周易·系辞传》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表述，古人在游艺的过程中，观照天地生生之德，参赞、辅成万物化育。程颢言，“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即圣人顺应天道参与万物的生长，且设立具体官职，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安顿自然、各尽性命。宋代理学家喜观天地之“生意”，珍惜万物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机，且辅助、成就此生生之德，助益生命的养成、生长及变化、更新。艺的精神境界，正包含着此种顺应自然之道而积极有为的天人观，蕴藏着儒家“泽及草木”“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将天地万物纳入道德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兴艺乐学游艺进德

　　中华文明的精神境界是合于道的境界。中国古人认为，技艺近乎道，强调“下学而上达”，即通过技艺的学习兴发、彰明万物之道，来启引、模塑与应然之道相和合的道德境界。诚如《礼记·学记》所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即当个人技艺在长期艰苦学习锻炼中达至游刃有余的程度，则意味着他已经超越了技艺的层面而达至合于道的境界。王阳明肯定通过诵诗、读书、弹琴、习射等技艺的熏修，可以调习内心达至于贴合道的境界，且明确提出“艺者，义也，理之所宜”的观点。程俊英则将游艺进德视为实学之所出，指出“士固有滞于艺而不闻道者，要未有不通于艺而遽高语道德者”。南朝经学家黄侃亦言，“人生处世，须道艺自辅，不得徒然而已也”，将通达技艺视为自然而然进德至道的基石。

　　儒家有“六艺”之说，将兴艺乐学视作个体成才进德、缔造境界范式的具体遵循和逻辑进路。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明确指出游艺为进德志道之良方，且不以才技为趋尚，而应以寻究其中的人文蕴蓄为旨归，强调主体拳拳服膺、专一向往正道，通过日用游艺而体悟道，在日用伦常、熏习六艺中实现日新其德的境界追求。《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即儒者玩味经义、修习德行、指导行为。《礼记·经解》明确阐释六经之艺涵养人的德行、境界，如《诗》教人温柔敦厚，《书》教人疏通知远，《礼》教人恭俭庄敬，《易》教人洁静精微，《乐》教人广博易良，《春秋》教人属辞比事。宋儒朱熹强调，当在熏习六艺中博其义理之趣。钱穆也讲，“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

　　技艺的养成，需数次习练，踏实谨慎，具备敬、慎、畏的态度，方能精确无误。对技艺的习练，缔造了中华文明庄俭恭敬、谨慎踏实、君子时中的精神境界。周王朝教育体系中，周王官学要求掌握六种基本技艺，即五礼、六乐、五射、五御（驭）、六书、九数。《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意即通过六种技艺的娴熟，形成个体的生存能力与道德境界。具体表现为，熏习五礼与六书，可明白尊卑际会之节，亲疏隆衰之分，明辨是非、厘定得失、恭俭庄敬。习练六乐、五射、五驭可兴发伦理道义、增进技艺、提升境界。熟习六书之法，可明古字体之所由，声音所分之法，文言所阐之大义。学习数艺则可掌握度数与中庸之道。以是，“艺道”二字，在古往今来的连用中，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中的德行追求，也成为中华文明道德境界的重要表征。

　　超越创造艺境和合

　　“艺”在中华文明精神境界中的特殊地位不仅囿于循艺、乐学、进德，更在于它构筑了华夏民族对宇宙、世界乃至天下的独特理解范式：超越创造，艺境和合。《荀子》认为“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即君子役物而不役于物，表现的是既在其中又不受制于它的超越精神。具体而言，即个体之于自然，借助自然之功，通过技艺的探索与练习，创造出高于自然又与自然相和合的新生事物，奠定了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境界。如大禹之于天地、自然、人类具有创生万物的超越精神，其治水的精神是与天地并列和合的精神。周公史无前例建构封邦建国的政治秩序和礼乐制度的文明秩序，彰显超越创造精神。汉武帝“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既在唐虞三代之中，又立足现实据旧鉴新，与古之文明相和合又有区别，体现超越创造的和合精神境界。

　　修习技艺，应遵守物本然之理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来引导、创造，方可既超越物本身又与物相合，呈现在人文精神境界中即坚守道义可超越自我甚至生死。如郑国贤大夫子产欲进行经济改革，面对国人质疑，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于春秋礼崩乐坏之际，传承斯文，赓续文脉，尽己所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生以“郁郁乎文哉”的周德为追求，体察“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之道，并且坚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原则。

　　正是在这种讲究经验与技艺，可超越自我甚至生死的宽广宏阔的精神境界范式下，中华文明形成了天下秩序建构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境界，即天下为公、艺境和合。《周易》明确阐释了修习技艺，关乎天文而化成天下的逻辑理路，“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以自然之文订立人文，超越创造万有，与天地为一。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契合孔子心中的敦和艺境，指向生存状态、文明状态的整体完善，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范式与艺境和合的境界追求。“艺”的理念与精神，也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笃信、求实、成就的宏阔胸襟，连续、创新的无畏品格，统一、包容的开放胸怀以及和平、和谐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