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中常表期待归隐田园和山林之意，而诗词中也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归隐田园的躬行实践，诗人的江海余生，侧重彰显漂泊中的自由洒脱，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一

　　“江海”作为常见意象，除实指江河湖海外，也表心胸开阔、才情过人之意。当表退隐之志时，常与“魏阙”“蓬莱阁”相对，诗人自称“江海人”。如高适《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见赠之作》：“箕山别来久，魏阙谁不恋。独有江海心，悠悠未尝倦。”杜甫《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其三：“暂阻蓬莱阁，终为江海人。”同时为显高洁不俗，常与“鸥盟”典故结合，如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言：“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鸥同。”

　　当江海表隐逸时，最典型的表达是终老江海。这非文人骚客的独有想象，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因失意而欲退隐是文人常态，但终老烟波中更重洒脱之意。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扬长而去。另一范例是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李白与苏轼的想象潇洒且快意，这固然与两人性格有关，但即使柳宗元也曾言“幸因解网入鸟兽，毕命江海终游遨”（《寄韦珩》）。显见诗人的江海余生不仅意欲逃离尘劳，更期待寄身江海后的超脱，如曾巩《人情》言：“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吕文仲《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其三：“他年濯缨江海去，终期此日挹浮邱。”即使时间未定，但能“终游遨”，也足以慰当下，振奋人心。

　　在这类想象中，“江海”常与“五湖”结合。越王复国后，因其“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吴越春秋》），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越语下》）。李白尤爱此典，《赠韦秘书子春》中“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翩然而去的范蠡，实现了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理想。其他诗人也有此意，王安石《世上》言：“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耶律楚材《和武川严亚之见寄五首》其一云：“何日功成归旧隐，五湖烟浪乐余生。”

　　范蠡“乘轻舟”而去，故“小舟”“扁舟”也是高频意象。“扁舟”虽自由，却只够容身，不能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但驾扁舟于江海间，不再附着权力体系，也不留恋私人情感，正是“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除此二意象外，也有其他江海余生想象，如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计程。”凌云翰《松月斋为张克敬赋》：“不用乘槎天上去，且于江海老余生。”

　　诗人想象“寄余生”的“江海”，是一片风平浪静的水域，不论人生失意还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彻底远离尘世纷扰。

二

　　将江海余生与归隐田园相较，更能显其差异。固然二者都意在脱离仕宦尘劳，不再被世俗和权力束缚，从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从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诸实践。但江海余生中，不论是“江海”“五湖”还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实际规划。以苏轼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远景是和苏辙“归田”，其《送竹几与谢秀才》言“老去归田只此身”，《除夜病中赠段屯田》又说“归田计已决”，后来苏轼也确实在宜兴买地。所以归田操作性强，也不乏陶潜般的践行者。再看“江海寄余生”，则更像是江边那个寂静深夜里倏忽而至的念头，只是暂时忘却营营。

　　即使“归田”也处于想象或设想阶段时，与想象江海也不尽相同。归田想象中常言及农事生产与乡居日常。陆游《叹老》言“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庾信《归田诗》开篇便言“务农勤九谷，归来嘉一廛”。即使任性疏狂如李白，想象归田时，也言“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赠崔秋浦三首》其二）。归隐田园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迹依然有迹可寻。

　　而想象江海余生时，生活气息并不浓郁，多为用典或概括呈现。如环境书写多关注烟波、日月等广阔渺远景象，行端《海翁》：“余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卧月如昼，闲把渔蓑枕白头。”而除了这位“渔翁”，其他诗人也常以“卧”的姿态出现，李白《游谢氏山亭》言“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卢僎《初出京邑有怀旧林》云“晨趋天日晏，夕卧江海闲”，凸显其悠然自在。即使涉及细节，仍重在诗意化，如苏轼《南歌子·湖景》：“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苏轼想象在小舟上食用菱角鸡头，感受明月相照。舒岳祥则言“安得一蓑江海去，持螯作鲙卧鸱夷”（《六月十一日山窗散愁》），于江海上身披蓑衣，过着毕卓、范蠡式惬意生活。可见江海余生的日常只是诗意想象的载体。虽然田园牧歌和真实农事生产也相去甚远，但那多源于身份和视角差异下文人的艺术化处理。江海与田园相较，二者一虚一实。

　　同时诗人对归隐田园与江海的归属感也有明显差异。通常前者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而想象江海时，苏轼等人言“寄”，更常见的动词则是“去”。除前文诗词中已频现的“江海去”，苏轼《次韵钱穆父会饮》也言“逝将江海去”。还有如杜甫“欲浮江海去”（《送韦书记赴安西》）；严羽“残生江海去”（《有感六首》其四）等。“寄”与“去”都表明“江海”给人距离感，以及自身面对江海时的客体状态。“归”与“去”之间，既是诗人现实遭际和诗思的流转，也是对二者心理归属亲疏的差异。“归”田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和耕种的天然亲近，当遭遇失意，便想退隐到纯朴安心的山野乡居生活。而“去”江海，则是去他方开启新旅途，同时将现实困境及人世羁绊皆抛之脑后。田园作为可以回归的抚慰身心的温馨家园，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后归宿，而江海余生则是舍弃一切决绝而去，从此栖居于随心遨游的诗意远方。如岑参《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曰“忘机厌尘喧，浪迹向江海”；李谷《次延兴岛》云“书剑年来违素志，江湖此去寄余生”；范梈《题姑苏丁氏一乐斋》言“扁舟一去江海远，事实由己非由他”等，皆显洒脱不羁之意。

　　与归隐田园相较，江海将生活行迹的稳定性全然打破，不再遵循世俗价值和标准。“散发弄扁舟”，甚至连最基本的形貌礼仪也不复讲究，一切都“由己非由他”。换言之，漂泊江海是想象脱离既有生活轨道和权力体系，并在全新的生活模式中随心所欲。其不仅追求“归田”中心灵的出离和超然，更期待将身心从尘世全然抽离，这与孤身仗剑天涯的侠士殊途同归，皆在踪迹不定的漂泊中获得自由。所以部分言寄身江海的诗词，不仅突显洒脱恣肆，还不免负才任气的不平之意。而想象与现实间判若云泥，真实的渔人生活，除了生存方式迥异，更有漂泊的孤寂，恰如胡俨《题米元晖画》其一中云：“独泛扁舟江海上，信知天地一浮萍。”向往江海余生的诗人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正因深谙这不过是臆想的幻梦，才能如此自由放任的快意。这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片刻，因为即使在“江海去”的想象中，依然有诗人囿于尘俗的挣扎。如李弥逊《同天隐少章游嵩少怀元明》云“苦欲泛江海，有亲在高堂”；许景衡《寄邱觉》言“每欲扁舟老江海，不堪五斗尚尘埃”。因此将江海塑造成逍遥物外的想象空间，也是诗人面对现实牢笼时的自我抗争。

　　从形式上看，江海余生是安土重迁的陆地生活者对充满流动性的水上生活的诗意化想象，而剥去想象的外壳，实则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心灵的开解和补偿。在想象的过程中，诗人得以暂时抽离“长恨此身非我有”，忘却“人生在世不称意”，幻想在寄余生的“江海”里，摆脱尘劳缠缚，获得身心的解脱与自由。

　　（作者：刘俞廷，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