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诗礼文化”，是通过“诗教”“礼教”“乐教”体系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明形态，是中华礼乐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础。

　　西周初年，周公旦进行“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时，在“损益”（《论语·为政篇》）夏礼与殷礼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德”为根基、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此所谓“德”，具有三重意涵：一是“德治”，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二是“德性”，即“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礼记·中庸》）；三是“德行”，即“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易·节卦·象辞》）。而“敬德”的根本宗旨与基本归宿就是“保民”，实现“敬德”的基本途径则是“诰教”与“慎独”。所谓“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其中，“吉礼”属“事邦国之鬼、神、示”（《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礼，核心为致敬；“凶礼”属“哀邦国之忧”（《大宗伯》）礼，核心为致哀；“宾礼”属“亲邦国”（《大宗伯》）礼，核心为致亲（邦国）；“军礼”属“同邦国”（《大宗伯》）礼，核心为致同（实现天下大同）；“嘉礼”属“亲万民”（《大宗伯》）礼，核心为致亲（万民）。就其主要功能而言，“吉礼”与“凶礼”以协调天与人之间关系，反映的是周人的天道观；“宾礼”“军礼”与“嘉礼”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周人的人道观。于是，“五礼”便成为“周礼”的核心元素，是构成“礼教”与“乐教”的核心内容，并成为贵族与平民都必须遵循的礼仪制度规范。

　　春秋晚期，孔丘在倡导“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篇》）时，在继承先哲时贤众多人伦关系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仁”为根基、以“五伦”为核心的礼仪道德规范。此所谓“仁”，具有三重意涵:一是“仁道”，即“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论语·里仁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篇》）；二是“仁人”，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三是“仁政”，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所谓“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种人伦关系作为“大伦”，逐渐形成了以“忠”“孝”“悌”“忍”“善”为准则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以“仁”为根基、以“义”“礼”“智”“信”为内核的人世美学，为后世孟子的“五伦”道德规范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倡导的处理“五伦”的基本行为标准，强调双向性与相对性，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经过以周公旦、孔丘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的不懈努力，“五礼”与“五伦”共同构成礼教与乐教的核心内容，并成为贵族与平民都必须遵循的礼仪制度规范与道德伦理规范。所以，尽管自西周中期开始，人们逐渐开始变革礼制，使礼制节仪实现了由繁而简的变化，但礼制维护社会秩序的本质——“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游吉语）依然未变，其治国安邦利民的功能——“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鲁君子语），“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左传·昭公五年》载晋女叔齐语）依然未变，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二十六年》载齐晏婴语）则更加显著。

　　而作为商周时代诗歌选集的《诗经》，不论是为事而作者，还是为情而发者，同样是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传世《诗经》305篇（不包括6篇笙诗）中，诗歌内容涉及“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之制”者282篇，涉及官制、服制、学制者12篇，与其他礼制相关者20篇。这正好说明，礼的过程是生活仪式化、神圣化的过程，也是生活诗意化、风雅化的过程；而作为歌辞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之诗，承载着礼乐精神内涵，全面走进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外交、军事、教育与日常生活。可见，无论是作诗，还是用诗，《诗经》无疑都是中华传统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诗教”便自然成为“礼教”与“乐教”的核心内容，《诗经》便成为一种“政教之具”（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二十四），成为历代礼仪典章和社会教化的重要依据。

　　正是由于礼化的过程，是诗化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不断提升，逐渐摆脱野蛮蒙昧而走向风雅文明的历史过程。所以，自西周初期开始，周人开始将“诗”与“礼”结合，在对贵族子弟的教育过程中自觉将诗教、礼教与乐教结合；特别是自春秋后期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载鲁孔丘语），并随着私学的兴起，庶民也开始接受诗教、礼教与乐教；而随着教育的下移，源自于民间的“诗”“礼”“乐”，又逐渐开始从庙堂返回到民间，使“诗礼传家”由贵族而庶民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与优良传统。于是，“诗”“礼”“乐”三位一体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诗经》才有可能在“诗礼相成，哀乐相生”（《孔子家语·论礼篇》载孔丘语）的双向动态运动中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诗礼文化”，并成为华夏文化的内核之一，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现在依然研究“诗礼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端：一是考证《诗》与“礼”共生互动关系，将助力于周代礼乐文化的深入研究；二是还原古代社会生活，促进文学、史学、哲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三是揭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特质，促进礼仪文化的当代传承；四是探求“诗礼文化”的定型、流变与当代传承，来涵养当代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故对于“诗礼文化”研究，首先应该以《诗经》与礼制关系为切入点，逐步形成以中国历代诗歌、诗学、礼学为本体，以礼乐文明传统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为基础的“一体两翼”研究格局。这种“一体两翼”研究格局的形成，自然会逐步形成诗礼文献整理、诗礼文化古代变迁与诗礼文化当代传承三大研究方向。这便是我们所倡导的全面地、系统地、多角度地研究“诗礼文化”的理想状态。

　　当然，就研究理念而论，既要客观地、准确地、科学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内涵，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又要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积极推进传统“诗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以传统“诗礼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当代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然选择。

　　（作者：邵炳军，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