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唐盛世，我们想到的，除了广阔疆域、巍峨宫阙之外，更多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们。那是属于诗人的时代，群星汇聚，灿若星河。李白与杜甫，则是其中最闪耀的两颗，他们本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行，却因为因缘际会，相遇在大唐盛世的荣光中。

　　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铭记的事。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曾这样说过：“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的确如此。这是诗仙与诗圣的会面，是两颗恒星光芒万丈的相遇。但今天，我暂时把那些“伟大”“星辰”的字眼先拿掉，且把他们看作两个普通人——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杜甫，遇见了刚刚离职的文艺中年李白，两人一拍即合，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按照主流观点，李白和杜甫的同游，一共有三次。前后一共也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改变了杜甫的一生。杜甫写了十一首诗赠给李白。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为《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春日忆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不见》，提及李白的诗作则更多，其中不少都是杜集中的名篇。

　　李白在杜甫心目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次，我们从杜甫的视角，重现一遍与李白的相遇、相知、相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文学史上“双星相会”的奇观。它是李白浪漫人生中的一首插曲；而对于杜甫，则是一场漫长而奇妙的遇仙、追仙、画仙、梦仙之旅——对于杜甫，李白确实是如神仙一般的存在——贯穿了他的生命，砥砺了他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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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上阳台帖》（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遇仙

　　那是天宝三载（744年）的夏天。

　　这一年，贺知章离开长安，王忠嗣大破突厥，安禄山当上了范阳节度使。

　　这一年，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刚刚被赐金放还，名满天下。而杜甫则是一个初入文坛的新秀。

　　两人相会的地点是东都洛阳。

　　李白到洛阳，是路过，目的是游览东都的名胜，拜访好朋友。杜甫在洛阳，是寄人篱下、寄居于姑父家里。他的姑姑这时已经去世了，杜甫留下来，目的是想着结交一些人脉，为未来出仕做官做准备。

　　两个不算得意的人，因诗歌之名，就这样一见如故。至于两人到底去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已无从考证。可以想象的是，在洛阳这个繁华都会里，两人少不了酒肆买醉，登高赋诗，过得很是逍遥。

　　那时的李白，论风采，神仙中人；论做派，豪气干云；论诗才，惊神泣鬼。说他是从天而降的一道光，照亮了杜甫苦闷而平庸的生活，也绝不算夸张。

　　到了分别时，两人相约秋天在梁园见面：“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杜甫《赠李白》）而后李白转过身，洒脱地走入云山。而杜甫则留在尘俗中，目送李白走远。他的心情肯定是既不舍，又期待的——期待李白从仙山回来，带着几株仙草，一壶琼浆，再给自己讲一讲仙界的奇遇。

　　

　　几个月后，两人便如约在梁宋重逢了。一起登高赋诗，借古喻今，好不自在。后来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加入了队伍。三人携手同游，“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杜甫《遣怀》），为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此时，李白心中有了一个新计划——他准备去王屋山寻访华盖君。

　　对于李白而言，这个计划不仅是寻仙，还是一场寻心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李白心中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寻找到神仙世界，“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和普通人寻仙不同，李白心中，自己本就是仙，“道成本欲去”（《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只因不愿辜负“苍生所望”，才不得不混迹名利场，误了归仙之期。可惜，长安三年，李白不仅没能实现“济苍生”的理想，还落了个赐金放还的结局。“求官”理想破灭，“求仙”之路便重提上日程。李白此去的目的，是寻访久违的道友、久违的仙山，也去寻找自己心灵的平静归宿。

　　李白一生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少年时代就曾访道于蜀山之中。赐金放还后不久，便在齐州紫阳宫正式受箓入道，从此“身在方士格”（李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周围好友中元丹丘、吴筠等都是道门中人。因而，李白眼中的神仙境界，不是不可到达的彼岸，而是一种来处与归宿。他所欠的，并非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而只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不在旁处，而就在他心中。安顿好此心，便能倦鸟投林、游子归家。

　　杜甫要做的，便是陪李白一程。对求仙这件事，他本质上是不太信的，他信的是李白这个人。李白要寻仙也好，归家也罢，他都跟随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屋山之行也是杜甫的寻仙之旅。只是他寻找的，不是天上神仙，而是人间谪仙。

　　追仙

　　华盖君，最早是周代仙人“王子乔”的名号。民间传说他曾在华盖山修道，后世便将“华盖君”作为有道之人的尊称。关于李白造访的华盖君，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他是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也是李白的老朋友。早在李白初离蜀地时，两人就曾在江陵有过一面之缘。司马承祯对少年李白什么印象呢？惊为天人，赞不绝口。李白还把这些夸他的话，都记了下来，“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作为回报，李白也写下了《大鹏赋》，自比大鹏，将司马承祯比作稀有鸟。大鹏去探访稀有鸟，本是仙界的事。不过，既然杜甫和他约好“方期拾瑶草”，有了成仙的门路，便不能独享，于是两人一起出发。

　　当他们爬上陡峭的王屋山，到达山上的阳台观时，却见到了意外之景，“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昔游》）。司马承祯人已经仙去一阵子了，只留下“弟子四五人”守观。李白没有立即下山，而是带着杜甫，“竟夜伏石阁”，长夜里跪在石头的台阶上，期望有万一之幸。可惜，最后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两人遗憾地下山去了。杜甫回去后写了一首《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就是说：到了秋天，你我两人依然宛如飘蓬。仙药也没有炼成，愧对神仙。李兄你啊，每天都痛饮狂歌，意气飞扬，却也终难为世所用。这里边，包含着杜甫对李白才华和豪情的赞美，但也隐约有一些规箴之意。

　　有人认为，杜甫是在抱怨李白不切实际，说明两人关系生疏了。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关系更密切了。这说明，杜甫不仅仅将李白当作偶像，而是当成一个挚友。只有挚友，才能无保留地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然而，此时的杜甫或许并不明白，对王屋山之行，李白不仅没有感到失望，还得到了很重要的收获。他在阳台观看到一幅巨幅的山水壁画，笔意酣畅，元气淋漓，应该是司马承祯留下的。李白感到心潮澎湃，提笔写下了四行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这就是著名的《上阳台帖》。没有找到仙人，却在“山高水长，物象千万”中与自己的心灵达成和解。此后，他便可以将仕途失意、求仙不遇暂时放在心底，去笔墨与书卷的国度里，追寻属于自己的冠冕。

　　李白重振心情，奔赴山海时，目送他远去的人，还是杜甫。

　　如果说，上一次洛阳相遇，杜甫的心态还是粉丝遇见偶像，凡人仰望谪仙，光芒万丈，却又惊鸿一瞥，有那么一点不真实。第二次同游，他和李白的距离就更近了一步。他陪李白一起去王屋山求仙，探了一场永生难忘的险，看了许多平生未见的风景。当一切结束后，他也知道，这毕竟是不属于自己的人生。无论多么向往，他也不可能如李白那样痛饮狂歌。他能做的，是以知己好友的身份，送他远行，再奉上一点温言细语的规劝。看李白的背影消失在夕阳的光影里，那么洒脱，那么自由，杜甫的心中，有三分不舍、三分担忧，剩下的便是羡慕。

　　李白与杜甫的第三次相遇，是在第二年秋天。两人来到了东鲁地区，携手同游。杜甫曾饱含感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两人真正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

　　某个秋日，李白叫上杜甫，拜访兖州附近的范姓隐士。那一天的情景很可能是这样：

　　二人骑马出发，向范隐士的庄园而去。路上发生了小小的意外：“城壕失往路，马首迷荒陂”。本该熟门熟路的李白竟然迷路了，心急寻找时，竟一不小心摔落在苍耳丛中。“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这两句诗，把苍耳写得好像有知觉、有情绪的小怪物，埋伏在路旁，伺机相欺。这样的写法，不是真心责怪，而是风趣调侃，显出李白天真乐观的一面。

　　而这时杜甫在做什么呢？想必正一头雾水，跟着李白在荒野里瞎逛，甚至为了救援好友，也一头扎进了苍耳堆。一番折腾，两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范十庄园。李白一进门，就拉住满脸惊讶的范十说，范兄先别问了，且去准备好酒，还有和好酒搭配的“秋蔬”。

　　李白一进门，就支使起主人来，一边指挥主人忙这忙那，一边悠然自得地摘苍耳。杜甫想必是插不上话，在旁边打量庄园里的一切。他将自己所见所感，写入诗中：“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里能看到落日与白云，隐约听得到远处的砧声。进门后觉得眼前一亮，仆童都是那么清雅。诗中所记之物，如砧声、小童都是寻常事物，但诗人写来，却一点也不寻常，带着一丝“奇遇”的意味。似乎李白带他去的，不是一个寻常的庄园，而是某篇唐传奇中的桃源秘境。

　　范十未必是一个很著名的隐士，他的隐居处也不是名山大川。此行本是一场普通的寻友之旅，是因为同行的人是李白，寻常才变成了奇遇。我们设想一下，当李杜二人走后，如果有人追寻着两位诗人的足迹，去“范十隐居处”打卡，多半会失望的。这里无非是一座普通的庄园，一切诗意与浪漫，都是到这里的“人”赋予它的。这个人就是李白。他所到之处，万物生辉。满是灰尘的阳台观也好，满是杂草的小径也好，景致平常的庄园也好，只要有他在，便会充满诗意的光芒与童真的趣味。

　　杜甫随李白出游的时间并不长，可每一次都充满了意外与惊喜。在洛阳城打过卡，去王屋山寻过仙，在苍耳丛迷过路。每一天都像一场奇遇。而在这一次次奇遇中，杜甫对李白的感受也在改变。“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现在的李白，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仙人，也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挚友，更是身非骨肉却情同手足的亲人。

　　可惜的是，这一次同游时间也不长。到了冬天，两人便不得不分别。在东石门设宴饯别时，李白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歌结尾处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在李白的送别诗中，这一首情绪格外低落。冥冥之中，似乎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飞蓬无根，江湖路远，两颗闪耀的星辰，从此，各自运行，再不相见。

　　画仙

　　不久后，杜甫带着对李白的怀念，来到了长安。见识了李白曾为他描述过的通衢大道、九天宫阙，以及行走在其中的风流人物。或许，此刻的杜甫会更了解李白身上“谪仙”光芒的来源。那不仅是一个人的卓绝天才，也是一个时代光辉的凝结。

　　杜甫想到，要为李白“画像”。用的不是画笔，而是诗笔。

　　于是，他写下了一首体制奇特的《饮中八仙歌》。八个人物——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每人一段，少的两句，多的三句，而唯独对李白，他用了四句的篇幅：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短短四句，却足以说明，杜甫是李白真正的知己。他明白，酒对李白不仅仅是享乐，而且是沟通天地的一种方法。“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月下独酌四首》）一斗下肚，便引着谪仙人，穿过长安酒肆的喧嚣，回到那个诗与酒的国度。

　　那个国度里，樽酒不空，明月常在。王侯将相，皆归寂寞；唯有饮者，万古留名。

　　杜甫明白，为李白画像，必须将李白置于这个国度中。因此，他不画翰林院中的李白，不画大明宫中的李白，而画长安酒肆中的李白。唯有这样，谪仙的形象，才算刻画得入木三分。

　　杜甫选择了两个典型的事件。第一是沉香亭宴饮。那一天，牡丹盛放。唐玄宗乘“照夜白”马赴沉香亭赏花，杨贵妃跟从。李龟年拿着檀板管弦，准备高歌一曲。唐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松窗杂录》）花是名花，人是美人，歌手是顶流歌手，歌词又怎能随便？必须叫来李白现场填词，才配得上这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可这时，李白正“长安市上酒家眠”，和一群朋友，在长安集市上沉醉不醒。没办法，只好几个人把李白扶起来，带到沉香亭。李白“援笔赋之”写出《清平调》三章。

　　第二是白莲池泛舟。据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有一次，唐玄宗在白莲池泛舟，想起了李白，召他作序。这时候，李白又已大醉于翰林院中，被带到白莲池旁边的时候，已玉山倾倒，得靠人扶着才能站定。玄宗让高力士扶李白登舟赋诗。这时，李白做了一件特别洒脱、特别狂放的事：“天子呼来不上船”，又用了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来解释：“臣是酒中仙”。因为是酒中之仙，不受人间管束，所以抱歉，即便是圣旨，也有几分不遵的理由。这就是属于李白的，极致的豪放、极致的浪漫。

　　两则材料细节略有区别，有可能李白沉醉之事不止发生了一次。一次在沉香亭、一次在白莲池。杜甫以高超的剪辑手法，把两件事串联在一起。

　　当我们细读这幅画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是李白桀骜不驯、傲视王侯的形象，另一个，便是杜甫对李白的深情。

　　如果说，在杜甫看来，与李白的相遇可称为“遇仙”的话，那么随李白游历山川的过程，便是毕生难忘的“追仙”之旅。两人虽然分开了，李白如神仙一般的风采，还深深印在脑海中。于是，杜甫想到了“画仙”。他把李白放到了八仙最核心的位置，用了最丰沛也最饱含深情的笔调，细细勾画。“画仙”的过程中，杜甫更进一步了解了李白，也将对他的深情厚谊，凝注到一笔一画中了。

　　梦仙

　　乾元二年（759年）秋，杜甫寓居秦州，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而李白却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两年前，他因曾参与永王李璘的幕府受到牵连，流放夜郎。这一年的二月，遇赦放还。杜甫这时在秦州，地方僻远，只闻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还。杜甫担忧李白安危，数次梦到李白。梦醒后写了两首《梦李白》。其中第二首云：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浮云与游子，是古诗中常见的一对意象。《古诗十九首》中说：“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李白也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的诗句。这两句是说，天上浮云终日飘去飘来，故人却久望不至。那时，杜甫在秦州，李白流放夜郎，相隔何止千里。加上四方战乱未歇，音信难通，因此杜甫望浮云而思故人。

　　因为思念之情太深，以至于他连续好几夜都梦到了李白。醒来后写梦中所见的情景：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两人相见后互诉衷肠，难舍难分。到了分别的时候，李白总会满面愁容地感慨，到你这里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江湖上波谲云诡，小舟随时会沉没。说完后，李白便走出门去。杜甫无法挽留，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这一幕杜甫见过很多次。李白潇洒转身，“挥手自兹去”，奔赴山海，杜甫则带着不舍、带着羡慕目送他。而这一次不同。李白并不像记忆中的那样意气风发、自由不羁，而是寂寞失意、憔悴衰朽的。“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他不再是光芒万丈的模样，而是壮志未酬、搔白首、叹平生。这一刻，杜甫心中激荡起了万种不平，吟出了掷地有声之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长安城中达官贵人冠盖满路，却让这样一个人独自憔悴，这是何其不公！

　　“斯人”，这两个字看似普通，却含着无尽的深情。“这样一个人”，在此刻的杜甫眼中，李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笔落惊风雨”的天才，一个“痛饮狂歌”的豪客，一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酒中仙。而更重要的是，李白也是一个领着他四处探奇冒险的兄长——最初时，你以为神奇的是他带你去过的仙山大泽，到后来才明白，神奇的是他本身。和他在一起，平凡旅程也趣味横生。这就是杜甫眼中的“斯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李白，满长安城的冠盖繁华，都抵不过他一句诗、一杯酒。

　　写《梦李白》时，杜甫曾听到传言，说李白已经死于流放途中。因此，他以为自己的梦，不仅仅是梦，而是李白死后，魂魄恋恋不舍，远赴千里，向自己作最后的诀别。念及于此，杜甫的悲伤便化为悲愤。若不是这些权贵们把持朝纲、争权夺势，这样一个高洁而天真的人，何至于卷入阴谋，蒙冤下狱？杜甫将满城“冠盖”与寂寞“斯人”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论眼前荣华，前者显赫一时；可论在历史上的分量，满城冠盖，皆不及太白一毫。

　　在不久后的北宋，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死后，苏轼悲痛万分，曾说过一句话：“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世间已无秦少游，就算有千万人，也无法补偿。李白在杜甫心中的分量，也是如此。

　　最后诗人发出感慨：“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为何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一生不羁的诗人，到将老之年，却横遭流放？即便他的诗名能流传千秋万古，可身前遭遇如此不公，所谓不朽，又有何用？这一句，竟似乎在质疑儒家“立言不朽”的说法。对于杜甫而言，并不是常见的事。事实上，杜甫当然相信，李白会得到“千秋万岁名”。他之所以发出“夫复何用”的感慨，是因为与李白本身相比，这一切仍不值得。

　　如果说，杜甫心中有一架天平的话，一边放着李白，一边放着满城冠盖，二者的重量天地悬殊。即便把“千秋万岁名”放上去，仍然压不起前者的分量。

　　大唐盛世里，几乎人人都爱李白，可杜甫的爱却是不同的，不仅爱“诗无敌”的大唐谪仙，也爱“搔白首”的寂寞斯人。当李白意气风发、寻仙五岳时，他泼一点冷水，送一份劝诫；而当李白蒙上“从逆”的罪名，“世人皆欲杀”时，他又坚定地站在李白身边。

　　我们可以回到开始的问题了，从杜甫的角度，如何看待他和李白的相遇。从杜甫角度而言，与李白的相遇，与其说是粉丝追逐偶像的故事，更不如说一个人寻找自我的故事。他的爱与理解，不仅仅是对偶像的，也是对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李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理想的影像——那是他曾经想成为却又注定无法成为的自我。凝视这个影像的过程，也是他审视内心、渐渐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李白的足迹，而是从另一个方向，登上了艺术的绝顶巅峰。那一刻，他便和太白真正重逢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诗歌王国的圣殿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