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消化吸收、吐故纳新、融合统一的巨大洪流，她以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气魄消化了外来文化，融合了本域多民族文化，清理和改造了落后文化，发展和壮大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主流，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延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浸透了历代国人的情感和追求，滋养着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铸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强盛的根和魂。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化力量，熔铸了中华民族品格和区别于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标识，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自立于世界的东方，绽放着独特的魅力和永久的风采。

　　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深度挖掘和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整体上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主流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等重大问题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认识和新的判断，因而一批学术成果也公之于世。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论断，进一步解放了学术思想，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探究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秦文化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陕西省、西北大学共同以“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出版为基础搭建了大平台，聚集了全国一大批秦史、秦文化研究的学术力量，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考证、考察、研究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在中华文化融合统一中的特殊作用，不仅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而且在资深专家的指导下，带出了一批青年学者，为这项工作培养了持续深化推进的人才，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总结和推广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秦朝统一是中国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重大转机。

　　中华文明的起点在哪里？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哪里？这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探究和争论的问题，至今也难下定论，因而只能认定为多点起源，多样发展，融合而成。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秦朝统一、中央帝国的建立是中国疆域内多民族文化融汇统一的重大转机。其表现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实现政治统一为文化统一创造了条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在喜马拉雅山和阿尔泰山以东的高原大山、江河平原以至东海之滨，就有群落生产、丧葬、祭祀文化遗存。到了夏、商两代中华先祖已经从尊天命、敬鬼神、占人事的“神秘”文化进入了创造自然文化的时期，像大禹治水、甲骨文、青铜器铭等标志着那个时代人类文化创造。尤其是到了周朝，礼乐文化出现，礼乐文典的修编，以及诸子百家学术开放性的百家争鸣，影响到各国的治国理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及丧葬礼仪的变革，加上周王室礼乐文化并没有走出贵族的大院，对封国、方国及较远地方的影响很小。及至春秋争霸、礼崩乐坏，各国的文化自然是五花八门，独自生长了，谁也无法统其唯一。而秦王朝实现了政权统一，必然为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统一奠定了制度、法律和行政基础。此后秦国统一文化的措施也证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第二，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能够借助政权政令的力量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统一。夏商周三代实际是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形态，没有形成国家体系，更没有“中央权威”，对于封国闹事、叛臣造反，多是“借兵”讨伐平定，封国自成一统，政令难以统一。此种局面，哪里还谈得上“文化统一”。而秦则不同，他统一之后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机构和郡、县治理体系，政令一统，号令全国，强硬地推行了书同文等一整套文化政策，从文化基础要素上重点解决文化融合和统一的障碍，使中国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三，在强力推动文化融合中提炼主流思想文化，强化了国家认同的意识。由于长期的群落、部落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导致政治实体林立，文化样态多元，直到周王朝域内亦是万邦并存，争夺地盘和生存空间的战争连年不断，而秦国在其中期就把握了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以建立统一的帝国霸业为主流思想文化，指导兴业治世，教化百姓。正如荀子考察秦国后言之所见：山林川谷美，地是形胜地。风气清、百姓淳朴，都邑官府恭俭，百姓肃然，士大夫出入公门，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古风也。观其朝廷，处理百事立决，佚而治，约而详，治之至也。（原文：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这种文化景观，充分证明，秦在“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进程中，十分重视主流文化的建设，秦王霸业既成后，经过吕不韦、李斯等代表性人物的大规模修编历史，进行广泛的学术争鸣，进一步解决了正统的历史观和秦王朝意识形态主导方向。自此以后，这种正统文化就成为历朝历代继承的遗产和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客观上也巩固了统一文化的地位。

　　第四，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秦文化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担当了主体责任，改变了中华前3000年以来的文化面貌。由于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及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秦国较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首先是秦国在凤鸣岐山的周兴腹地创业，继承和接收的周初文化要比六国多得多，含有“三代”文化血脉。其次是地处西部，养马为业，较早吸收了西来的欧亚草原文化。再次秦国与北方游牧民族比邻而居，交往互动比较多，深受影响。而与中原农耕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秦国活动的重点是在泾、渭之间及泾、渭、汾构成的黄河三角地带，所以其也是黄河文化的创造者。正是这种开放文化扩大了秦人的眼界，提升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和认识能力，才使他们扫六合，定一统。因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和奋斗精神，造就了秦国足以吞并六国的军事实力。秦统一政权建立后，就用政治、经济、交通、传播的多重力量把其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推向了全国各地，形成了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主体性。秦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必须予以肯定。

　　总而言之，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多个分散的多元多样的文化实现融合统一，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体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秦帝国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政策，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这个论断是非常明确的，这个基调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北大秦简、岳麓秦简整理、修复、译介、研究公开出版后，我认为许多历史公案值得重新审视、重新求证，秦代的文化成就需要重新评价，使之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对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对于中华主流文化血脉的传承，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期待专家、学者继续坚持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以科学和专业的精神，深耕秦史、秦文化研究，力争在多方面有新发现新成果。

　　（作者为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