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明体达用，守常持变，是儒学的一贯精神，以儒学为主导的书院，如何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值得期待，更值得关注和支持。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存在，在其一千余年的存续历史中，在文化、学术、教育以及民风化导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民族以及文化的衰微同步，书院在清末被废止，代之以新式学堂。一百多年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再度回归，书院在中华大地上又陆续生长出来，如雨后春笋，且如火如荼。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书院如何定位、发展，值得探索。

　　一、历史追溯

　　书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有起源于官方丽正、集贤书院的主导说法，也有更多起源于民间的记载。其实，对重视文化、热爱典籍、强调读书的中华民族来说，构一场所，置书而读，师儒切磋，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因此，书院出现的实际情形要比现今看到的记载更自然，更丰富，更生动而有活力。

　　官方与民间同步孕育推出书院，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由于各自资源与诉求的不同，官民在书院形成中目标不同，投入不同，贡献也不同。这种情况，在书院一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是大致都被遵循的一个脉络。

　　杏坛弦歌，浴沂风雩，书院的文化精神可以上溯到孔子以及先秦诸子。塾庠序学，化民成俗，书院的教育功能则可以上溯到西周。如果进一步抽象，把书院精神视为读书人围绕书和理想的精神，那么，西哲也有这种精神。这体现了书院精神的普遍性价值。

　　当然，书院是一种具体的历史存在，它的精神与功能也都是具体的。我们梳理一下书院的功能与贡献：

　　绵延文脉-中华历史悠久，朝代更替频繁，兵燹、盗贼、饥馑、瘟疫多有，各种天灾人祸，使文脉延续饱受摧残打击。书院的存在，往往在危难中守护了文化的香火，俾使不绝如缕。有书，有读书人，就是文化的存在，文脉由此得以延续。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长期割据变乱之后，统一之初。如五代之后，北宋初期，以及元朝初建，北方的文化建设，多仰赖书院承担。

　　推动学术-书院在宋代达到鼎盛，很重要的原因与表现，就是理学的兴起与书院的发展互为表里，互为支撑。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北宋五子揭橥了道学，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朝廷相为呼应。到了南宋，以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为代表，书院与理学高度统一而兴盛，以学派的形成奠定了书院在中国儒学史上不可颠覆的地位，并为书院与理学的向外、向后传播树立了基础。这种情况在明清也有呈现。学术发展是书院最重要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书院作为儒家道场的概念才真正成立。

　　

　　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书院的贡献可从两方面来谈。一是科举人才的培养，书院与科举的结合以及书院的官学化是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因此培养科第人才就是必然的结果，这固然有对书院精神侵蚀损害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其对当时政治运行、社会治理以及文化教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以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为例，在道光年间，清廷衰微积弊之时，尚能聚集培养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左宗棠这些定鼎封疆之臣，为当时政治、外交和后世历史作出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书院作为学术文化重镇，培养了大量的师儒和学者，对儒学发展培养了传薪之才，这在整个书院发展历史中都是非常耀眼的，并与书院的学术贡献互为依托。

　　淳淑世风-重视风教，化导民众，是儒家传统。书院的存在，对世风淳淑、民众教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是书院功能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方面比较典型例子，如明代王阳明在贵州、江西、广西、广东等地，所过之处，于偏远蛮荒之地讲学化俗，颇有风行草偃之效。朱熹故里婺源，迄今仍能感受古风犹存，民俗淳厚。而阳明后学泰州学派更以较早引导普通民众向学、开展“乡村儒学”而著称。

　　风议政治-儒家关心政治，胸怀天下，科举制使官僚集团与民间士林保持联系与互动，以及古代政治“观风”、御史制度的设立，使书院与政治并不完全隔离，因而有了关心、议论、参与以及被动卷入政治的可能。这是书院表达政治关怀的通路，但往往也带来禁灭之祸，在宋、明两朝都有各种案例，以天启年间“东林党”最为典型。而清代黄宗羲更提出“乡校”具有“议会”功能。

　　综合以上，书院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对中华文化、学术、教育、社会以及政治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一种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机构，如何在当代社会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仍值得深入、仔细研究。

　　二、现代观察

　　书院在清代蓬勃发展，经由“完全官学化”，已与科举制合流，也因此积弊深重。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书院遂与科举制一同被完全废止。

　　当书院再度走入现实，已是八十多年后。

　　1984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由汤一介、李中华、王守常等人牵头，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先生响应支持，以讲座、函授等形式传播中西文化的“中国文化书院”诞生了，这被视为现代书院复兴的第一所。乐黛云先生在回忆中谈到，“中国文化书院”的含义是“在中国的文化书院”，强调的是“文化”，因此其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也涉及中西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未来等。应该说，这与以儒学为主导的古代书院在旨趣上有差异。

　　1990年代，“文化热”演变成为“国学热”，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现代化的辩难中逐步进入公众文化视野，出版、媒体、各种文化活动中“传统文化”的内容逐渐多了起来。

　　与此相应，1997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并持续展开了阐发与论证。

　　2011年7月1日，建党九十周年纪念讲话中首次出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同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化为主题的决议。

　　与中央对文化的重视同步，学者与民间以儒学与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在呈现。

　　2007年，由牟钟鉴、王殿卿、丁冠之、骆承烈、刘示范、钱逊、周桂钿、郭沂、田辰山、颜炳罡、于建福、陈洪夫等20多位老中青年儒学学者，在山东泗水地方支持下，发起和创建尼山圣源书院，次年举行成立庆典。这所位于孔子出生地的书院，用“圣源”的字眼表达了鲜明的儒学立场。

　　尼山圣源书院以“弘道明德，博学笃行”为院训，实行“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运行体制，以学术论坛、教育基地、游学营地、研究重镇为功能目标，坚持“返本开新”，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发展的座右铭，开创当代儒学的新形态新文化。

　　2018年10月，尼山圣源书院迎来成立十周年庆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张践对书院过去十年的工作作了汇报。

　　2009年以来，书院在国际儒联支持下，与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合作，举办“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研修班”，连续10年举办10届，全国10余省市近8000余位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接受了培训。

　　2013年4月至2018年9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尼山圣源书院，先后举办48期“国学经典教育”专题研修班和3期“坚持立德树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班，培训全国教育行政干部、校长、园长和国学教师6000多名。

　　书院还与济宁市开展“一校一导师”培训，培训国学导师4600多人，校长1000名；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于2011年，在尼山圣源书院首创的“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讲习班”，至今已在不同地点连续举办7届，为亚、欧、美、澳、非等5大洲10余个国家培训了250 余位师资；书院与国际儒联、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联合连续开办“东南亚华人儒学研修班”5届，共200余人次参加学习；2011年至2017年，书院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合作，分别举办以“何谓中华心”、“儒学的当代价值”、“孔子回家”、“经典诵读与人文素养”、“儒学复兴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国学经典价值与高校通识教育”等为题，以稷下学宫为楷模的8次传统“会讲”，有跨校青年导师与博士生、硕士生500多人次参加，成为探索培养高端文科人才的流动站。

　　书院面向中外教师的培训，均为公益、半公益，这符合书院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性质和初衷。

　　与此同时，尼山圣源书院还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4次并成为永久会址；举办“尼山新儒学论坛”4次；举办“儒学名家圣源论道”两次；举办学术会议多次。

　　在颜炳罡、赵法生副院长等的带动下，尼山圣源书院从书院周边的乡村开始，进行乡村儒学实践，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乡村儒学讲堂，为儒学的落地与民间传播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示范。

　　书院名誉院长牟钟鉴总结书院所以能够办得出色，理由主要有三条：一）书院处于孔子出生地，传统土壤深厚，人有尊圣希贤之心，地方党政部门高度重视支持，提供政策环境和物质空间；二）有一批志同道合、前赴后继的事业骨干，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不计功利，知行合一，以儒家的仁和气象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三）开放包容，书院虽无专职队伍，却有省内外、海内外数量可观的有识之士和学者支撑，使书院扎根泗水、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实践着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精神。

　　尼山圣源书院或许不是现代成立最早的“儒学”书院，但无疑却最有影响力。尼山圣源书院的创办充分体现了儒学学者的现代自觉，从主体、精神、宗旨、运行体制和社会效果等多方面传承了古代书院精神，又作出了儒学现代传播的探索。

　　在同一时期，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少儿读经的兴起，以及改革开放后佛教、道教寺观的恢复，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持续进入人们的视野和生活，各种主体创办、各种类型、各种风貌的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出。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随着进一步经济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步伐迈进，中华文化复兴的呼声逐渐高涨，对现代书院发展进一步催生。

　　据研究书院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统计，截止2011年底，新建实体书院591所、网络虚拟书院百余所，修复、重建传统书院674所，合计1360余所，可谓如火如荼。在最近几年中，书院以更加蓬勃的面目进一步迅速发展。

　　三、未来展望

　　书院是儒家的道场，在孔庙，太、府、县学，宗祠等儒学载体接近完全消失而无望恢复的情况下，由民间发起并主导的现代书院复兴呈现了儒学复兴的迹象，但其间的艰难险阻也显而易见。

　　书院的废止是儒学淡出历史、政治舞台的某种缩影，过去一百年多年来，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受持续批判、否定与摧毁，形成了文化的“断代”，短期内不可能恢复。

　　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制度与古代完全不同，存在发展于古代社会的儒学，必须经历“现代转型”，这仰赖深明传统的学者、理性对待传统的政府以及适合传统“转型”的民间生态。

　　在持续“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儒学的话语空间狭小，儒学的“学术传统”基本完全“西学化”，即便是对儒学的“研究”与“弘扬”也由“西学”主导，恢复儒学的学术传统异常困难，师儒、大儒的出现很难期望。

　　书院存在依赖官方、乡绅、士林支持以及“学田”制度存在的基础都不见了，对其现代支撑的探索道阻且长。

　　即便是体制内的书院，或者是政府背景支持的书院，不缺经费、人员，但与现行教育、研究机制并无多大区别，也未呈现出突出特色与优势。

　　以上这些困难和阻力，现实地存在于现代书院生存发展的实际里，必须克服和解决，书院才有可以期望的未来。现代书院发展的共同困难可以概括为缺钱、缺人、缺思想（学术），具体到每个书院，缺的程度和比例有所不同。如果说，现代书院的出现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结果，那么，这些困难和阻力的存在或许说明“自觉与自信”的程度还不够。

　　从某种程度上说，书院有没有未来，体现了儒学有没有未来，与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面目休戚相关。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彰显文化主体性：书院在历史上有官学、私学两个面向，但就书院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价值讲，书院民间性的一面呈现了文化的独立性，有利于探讨和彰显文化主体性，这是文化自觉的根本与核心，也是书院在现代和未来存在与发展的灵魂。它对于梳理和继承儒学传统，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与发展，培育儒学精神，塑造民族魂魄都具有核心价值。

　　恢复儒学传统：儒学存续数千年，有其独立而完整丰富的学术传统，这是儒学长期秉持“道统”的内在依据。今天是否有“道统”以及“道统”为何，自可探讨，但儒学不应完全以“西学”立场、体系和方法进行诠释、研究，这使儒学丧失独立性，更无法重树其主体性。儒学含括六艺，综贯六经，道德仁艺并重，礼乐并行，知行不离，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根本传统，与学科分立、研究支离、知行分裂的西学传统有很大不同，以西学为主导研究儒学是很难继承发展的。

　　为教育改革借鉴：书院以儒学精神为主导，依托儒学发展，借鉴佛道所长，在长期的存续中探索形成了人才培育方面的特色制度，足以供现代高等教育乃至中小学教育借鉴。100年后，检点和反思自清末以来兴办新学堂的所走过的道路，并与古代的教育制度对比，应该比当时看得更清楚。书院制度在教育方面的可借鉴处，道义重于功利，成人重于成才，学校、家庭、社会三元统一，学生而非老师为主体，师生、生员之间感情深笃、伦理井然，自学重于他教，义理与事功并重，开放创新、拥抱新学说新事物，胸怀天下、关切现实等等。

　　淳淑世风、培育民间社会：古代社会以乡村为基本支撑，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经济、文化、伦理秩序具有稳定良好的维系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半自治的结构。现代社会，以都市社区为主，乡村社会面临巨大的变迁，民间社会的治理结构亟待重建。书院作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有开放、创新可能的实体或制度，依据自身的功能开展，能够引导、服务民众，淳淑世风，从而衔接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经济与文化，探索培育新型健康良好的民间社会治理结构与模式。

　　明体达用，守常持变，是儒学的一贯精神，以儒学为主导的书院，如何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值得期待，更值得关注和支持。存续了一千几百年的书院，应与中华文化一道，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