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书院这个名词成为私人讲学的代表，是从朱熹开始的，但是用书院来称呼私人创办的学校则起自唐代。从唐末到20世纪初年，书院教育持续了1000多年。一个制度能维持这么久，它的贡献也不可小觑。 

　　“私人讲学”这四个字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名词。因为在传统中国，公私的分别并不像现代这么清楚。唐末社会崩溃，世家大族早已陵夷，中央政令不行，原有的庙学教育也跟着衰落不振，于是便有了私人创办家族学校之举。其实私人教学，至少源始于孔子，但以家族之力来创办学校，招收学生，延聘师儒, 却是以前少有的事。 

　　从传统教育的立场来说，私人兴学不外是在官学崩溃的时候，模仿其体制和规模，继续其功用，并没有取代官学的意思或目的，没有现代人公私分明的观念。之所以书院制度能赓续长久，一方面因为理学家标榜它“为己之学”的理想，认为它才可以替代以考试为目的的功利教育;另一方面是印刷术普及之后，识字的大众增加，而官学没有办祛负担教育这么多人的重任。因此书院就日渐普及，成为辅助官学的机构。

　　这种辅助性教育持续长久，造成了官学兴则私学衰的情形，而更重要的是私学的“官学化”。宋末元初，书院已逐步受政府的管束，正反映出它输佐官学的特质，也反映了当权政府控制思想和教育的一惯作风。

　　但是在发扬儒家的“为己之学”或宋明理想的思想方面，书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讲学的风气以及制度化当然要归功于书院, 宋明理学或儒学的种种风尚及学派页往往依附书院而发扬光大。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十分辉煌的一笔。西洋中古学术的发展往往依附于大学，迨文艺复兴，“学院”(academy) 兴起，才日渐取代大学。到启蒙时代，沙龙则成为新思想的温床。可见，学术的发达往往和思想家荟萃的场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言之，书院是宋明以来繁盛儒学的制度保姆。

　　政府对于书院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是很清楚的，因此有数次毁灭书院的纪录。也因此，作为辅助官学教育的书院得以发展出特立独行的性格，不断更新，创造新思潮，影响政治及社会。我们对东林书院和它所代表的实践精神的神往，无非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独立理想：唯其独立面有尊严，唯其尊严而能赓续中国的人文传统。 

　　书院的发展到了东林时代的讲会、抗争，可说已经到了高峰。明末士人所遭遇的横逆，是世界史上令人掩卷叹息的惨痛诗章。也因此，清代以来，中国士人虽仍能在书院中发扬新思维，学术日有进程，但长期的镇压，使得士人无法再保有东林那种忧国忧民、事事关心的志气。书院与地方官学已经合流。到清朝，士人所患为西学东渐，对于明末所标榜的民族主义精神已视为枝节，而在恢复中国文化的主体这件事上，却感到书院的体制已经不够。新的教育体制逐渐取代了书院。清末时许多旧书院变成抱残守缺的保守工具，而终于被淘汰。

　　书院制度衰微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但是，在传统中国，书院发扬了它的私人讲学的特色，有其独特的作用。它能在辅佐的身份中仍然扮演自外于政府控制的独立角色。用现代人的看法来说，就是传统中国的“公民”或“民间社会”机构。现代人注意到政治和社会之间要有分际，民众的声音需要传达，而不只是政府一个角色。古代的封建传统过于专制，几乎一切活动都是专制政府随时可以干预的对象，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的活动也没有法律来加以系统地分划，因此无法真正发展出现代人所羡慕或憧憬的“民间社会”。但是至少在书院的历史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追求“为 己”、“独立”的理想时，多少也扮演了社会良心的角色。在相当程度上，书院的活动符合现代人所希望在“民间社会”里追求的目标。

　　中国学术地理可说是自宋代而始，先此当然有学术与地方文化结合的现象。但中国疆土自元以来, 扩张得特别快，再加上外族入主中国，文化多种多样。在这所有的整合各种文化和民族传统的过程里，教育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它虽然不免依附政府的力量，但它所追求的是“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文化理想。而在政治力量之外，书院所代表的是文化上兼容并蓄的精神。它不断与地方文化交流，反映地方文化的特色，从而替中国文化创造出“理一分殊”的现实及理想。总之，书院教育选择了文化上的包容性。

　　今天回顾书院的历史,我们应该记得:如若教育不能真正地做到启蒙，如若当代人缺乏弹性、创造力与由理一分殊的信念所产生的对话精神，中国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早期书院的独立精神、外敞态度和不断与新环境交互影响的生命力是我们现代人所必须珍惜和重新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