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是中华特有的道德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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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差别与相对性 

　　孔子儒家的君子论是丰富多彩的，涉及人格养成的方方面面，背后皆有历史人物和事迹作为支撑。若加以归纳，可以构成君子之道的庞大体系，含有层次、纲目的序列。

　　为了显现君子的主要品质，孔子特意将君子与小人对举，用小人的缺德衬托君子的有德。其中最能表现二者差异的有两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喻”，明晓也。君子从内心里懂得“义”（正义和公益）的重要，以之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小人则处处以“利”（个人私利）作为考量和行事动机，唯有“利”能入其耳、著其心、见其行动。君子小人之区别关键在义利之权衡上，不是口头表白，而是行为宣示。我们可以这样说：君子非义不为，小人唯利是图。在小人看来，君子的道德坚守是愚笨；在君子看来，小人的逐利作为是鄙俗，二者几乎没有共同语言，所乐不同故也。由此而引出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君子能够推己及人、互相尊重，这就是和而不同；小人则要结党营私、唯我是从，必然同而不和。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乐与恒持是其常态；小人以利树宗、以派谋私，勾心斗角在所难免。我们可以把“义利之辨”、“和同之辨”作为对照君子小人的纲要，纲举则目张，君子之道便能完整显现了。

　　但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又是相对的和动态的，不应将其绝对化和凝固化。以义利之辨而言，君子并非不言利，小人求利也并非全然不对，这其间有个分寸的把握问题。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人皆有求富贵、恶贫贱之心，这是人性使然，此乃君子与小人之所同，只是君子见利思义，得之以道；小人见利忘义，得之以非道。例如商人求利乃天经地义，守法诚信者即为君子，违法欺诈者即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不在求利，而在是以义导利还是以利害义。又如维个人权益并非小人，其作用在于维护法治的尊严，有益于社会正常运行，在此，利即是义。

　　再说，社会上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君子群体和小人群体：君子如怠学不勤、意志不坚，就会下落为小人；小人如能见贤思齐，内省改过，便可上升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确定的，但现实的人是杂多变的，一人之身而善恶兼俱，有的七分君子、三分小人，也有的七分小人、三分君子；或者彼时为君子、此时为小人，只能就事而论，因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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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君子，不做小人 

　　做君子，不做小人是一种良好的道德自律与道德舆论。

　　孔子认为仁德是君子第一品性，要求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可知做君子不容易。他一方面视仁德甚高，“若圣与仁，则否岂敢”，不敢以仁人自许，更不轻易许其第子为仁人君子；另一方面又强调只要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人皆可以有仁德，故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他把做君子不做小人当作人生的目标，一是要有这种自觉愿望，二是要下学而上达，三是要坚持不懈。这个目标总是立在现实生活的前面，让你看得见却有距离，既亲切又理想。

　　总之，学做君子是毕生的事，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还是自利利他的事，这是“为己”之学，既能实现成全自已人格的自爱，同时又能爱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应该成为内在生命的需要，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孔子用君子与小人对举的方式，建立了中华文化中道德自律的模式和道德监督的标准，经过后儒的努力，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力量，不断行给予道德人物和行为以有力地鼓励、赞美，给予非道德人物和行为以严厉地批评、谴责。这种舆论具有非政治性、非强制性，远远超出士林，弥漫于社区、乡里、家族、行业，成为一种有巨大惯性的观念和话语。君子小人之辨作为文化基因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血脉里，是君子还是小人，无须自判，也不靠宣传，民众的口碑总有公论，这是十分可贵的传统。损坏这一传统，必然带来道德的混乱和社会的失序，使我们吃尽缺德生活的苦头。

　　复苏和发扬这一传统，是道德建设必须推动的事业，又是艰难的事业。它不像制度设计、经济发展那样能够按期实施，它是无形的精神文化，与信仰的重建联系在一起，没有捷径，不可操控，只能由以君子自许的有识之士努力加以推动，慢慢引起连锁反应，从量变到质变，由边缘道中心，逐渐形成主流意识。从长远看，这是一项合乎人心的文明事业，会得到社会各界越拉越多的支持。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作者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