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求诸己：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践方法论》，罗祎楠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在《反求诸己：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践方法论》（以下简称《反求诸己》）一书的结语中，作者罗祎楠自陈“这本小书是我在博士毕业后人生体会与学术思考的一些呈现”，可见此书是作者在西学训练和国内生活之间往复并反求诸己的总结。此书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海外受训经历的反思，赋予自身所受美国社会科学训练以意义，以及试图超越这一训练的过程。此书以“反求诸己”命名或许也具有双重意义，既体现了作者从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反观本土经验、寻求知识交汇与沟通的个体实践，亦折射着不同语境的社会科学脉络之间的交错与张力。作为对这种张力的化解与处置，《反求诸己》提出了一种作者概之为“认识实践”的综合方法论，是其拓展历史社会科学新视野的尝试。

　　《反求诸己》认为，认识实践生发于研究者在经验与理论之间往复所产生的切身的“不契合感”，进而迫使研究者“不断自觉将自身认识世界的过程纳入反观与分析”。研究者通过对自己认识论和方法论根基的剖析与反思，最终达到同时重新确立自身和研究对象主体性的目标。此书对实证统计、比较历史分析、批判实在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和反身性分析等存在继替性的研究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检视，总的目标在于揭示上述不同脉络背后更深层的潜在前提或假定。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研究者并不只是客观中立的发现者，而是“不断自觉地反观自身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的实践（‘修身’）主体”，而研究对象也是在变动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根据自身经历理解现实的行动者。

　　从向社会科学经验研究转译的角度来看，“认识实践”的提法无疑带来了新的讨论可能。第一，它提供了一种看待行动者或实践者的新方式，由此进一步催生观察诸多政治社会现象的新视角。《反求诸己》细致清理与整合既有理论资源，提出人是事情经历中的存在、思想过程中的存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这一新的分析立足点。该书提出对于分析对象的不同理解，“政治不只是关于理念、利害或者权力的争夺，而更多意味着如何在纷乱复杂而又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角色、胸怀与坚持”。这样一种认识方式提供了拆解与展示研究对象主体性的更丰富路径。第二，它提出了一种确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新方式，行动者自身的意义世界得到更多重视，甚至与研究者的世界观真正获得一种平等的地位，从而达到同时重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双重效果，进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动不同研究者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对话。

　　此外，《反求诸己》一书还牵引出更待深入思考与商榷的问题。

　　第一，该书提出了行动者具有多层意义图景。人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理解自我和对方“角色”的意义，人基于对具体情境的把握来行动并呈现主体性，并意识到了这一理解受美国社会互动理论启发。但是，作者并没有再对自己所处的这一理论脉络及其影响进行反身式的回溯，而是直接将其作为新的立论起点。这一图景重建了一个更具流动性和灵活性的中层图式，但也带来了潜在的张力。对于理解行动者而言，除非能够使用更为实质、更为丰富的内容来勾画与描绘具体研究对象，否则这种看法仍然可能在具体研究中蜕化为一种形式化概括。而一旦对情境背后意义世界的描绘足够深入，就又必然要求研究者思考情境互动背后更深刻的恒常结构到底是什么。就此而言，《反求诸己》援引实用主义社会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主流范式进行了反思，但并未完全超越这一思考框架，更体现着美国社会学的内部分野与反思取向。

　　第二，《反求诸己》内在的问题意识处在中西社会科学的交汇点上，因此实际上必然面临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反身性讨论与中国语境下“反求诸己”之间的比较问题。但就此而言，《反求诸己》最终提出的看法是“在实践方法论中，没有一种固定的知识可以成为研究的出发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落实于研究者对于出发点的持续反思与选择。这样一种理解方式，轻巧地回避了文明转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冲突、碰撞、调节，及其施加于人的巨大力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确依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为学”与“为己”，但最终落实到什么形式，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按照《反求诸己》的论述逻辑，研究者基于自身之“不切身感”去检视自身的价值、感情与知识基础，也就回归自身主观感受和生命历程的深处进行省思，同时也对他人的省思与抉择保持充分尊重。这样一个过程不仅需要反观理论选择，更需要深入田野调查等多重方式的并进，最终“感受到自身与世界的连接”。因此，或许还需要从认识实践更进一步迈向同时反观知识与行动的生活实践。

　　第三，该书提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科学脉络中，反求诸己都可以概括方法论的根本问题，这实际上是将讨论深入知识与行动关系的层面，也就是修身问题。但是，“认识实践”的提法，和中西社会科学中所提出的修身实践似乎仍然存在差别。该书引述了费老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出的观点：“坦诚地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它不试图回避、掩盖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而是反过来，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ethicization或moralization），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地’‘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地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在这一论述中，费老实际上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将修身实践的基础回溯到传统文化根基之中，并推论出一种在当下落实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图景。“理直气壮”正是传达出文化自觉的直观感受，人栖身文化犹如天命，起始处是不可以任意选择的。福柯在晚年也曾明确提出修身议题，以对西方社会治理术的认识为基础，提出个体可以立足于生活艺术实践而成为指向内心自由的伦理主体，突破规训体系成就人的主体性。这其实也是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伦理化了，认识自己同样也具有反求诸己的意义。就此而言，认识实践最终都走向了一种系统化的生活之道的选择，这也是修身更深层的意义。故而反求诸己的修身实践也必然是多样化的，并达到差异共存与多元对话的效果。质言之，无论在中学与西学的哪种路向上，反求诸己都要求一种相对明确的出发点。而取消认识实践背后的确定出发点，将研究者与世界的关系彻底“去伦理化”，事实上可能也就取消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取消了研究者面向整全经验世界的必要性，认识实践从而也就有风险窄化为纯然的理念运动。

　　“认识实践”的方法论构想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反思起点，并推动研究者从反思的认识实践进一步迈向反思的生活实践。“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最终复归的是人的生活实践，要求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自身知识理念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具体关系，也由此能够注目于研究对象的生活实践。最后，作为对方法讨论本身的反观，杜威的提示或许仍然是适用的：“始终存在一种危险，就是方法变得机械化和僵硬，方法转而支配行动者本身，而不是成为行动者可以用以实现他自己目的的力量。”这也是本篇书评思考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