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山东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系列专题学术讲座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华文明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江林昌就上述话题作出讲解。

　　古典学黄金时代到来的五个条件

　　早在中国汉代就已经有“古典”这一明确的概念，在《史记》及《后汉书》中都有记载，特别是《后汉书》曾对其作过明确强调。与西方古典学相对应，中国古典学也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整理并形成的民族经典；第二个层次指由那个时代的文献所记载的春秋战国以前三千年来的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第三个层次是指汉代以后历代学者研究先秦典籍的学问，叫作中国古典学。此外，近代以来在现代科学意义基础上所研究的古典学，我们称之为古典学的现代重建。

　　中国古典学黄金时代到来的五个条件。首先是考古材料的丰富性。百年考古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的信度，丰富了历史的内涵，活化了历史的场景。考古材料的丰富性是中国古典学迎接黄金时代到来的重要条件。

　　其次，依赖于学科发展的成熟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甲骨学、青铜学、简牍帛书等新兴学科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传统学科如历史学、训诂学、天文学等，经过几代人用现代研究方法的努力，已经发展得更加成熟了。

　　第三是综合国力的先进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已经强起来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了新时代。综合国力的提高为中国古典学黄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条件与文化自信。

　　第四，世界变革的创新性。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产生思想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因为大变革才有古典学，古希腊、古罗马也是因大变革才有其古典学，因此世界变革是中国古典学创新发展的一个很重要背景。

　　第五，观点立场的民族性。我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古典学“三大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有完整的古典学体系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当今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生逻辑，是我们的历史基础。要把中华文明起源探寻同中华文明特色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其次就是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而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就体现在中国古典学中，必须从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自身发展的背景中去了解中国古典学的内涵特色。

　　四大独立起源的文明，在地理空间上同处北纬30度左右。但尼罗河、两河流域和印度河都是南北走向，唯独中国的黄河、长江是东西走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要研究文明史必须了解它的地域环境、气候条件，再去理解它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乃至上层建筑。南北走向，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气候条件，因此产生不同的政治中心，就会有动荡、有更多的战争。中国的黄河长江却是东西走向，在同样的纬度和同样的气候条件之下，塑造了中国农耕文明的稳定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联合相关学科专家综合研究，最终将中华文明史的年代由公元前841年再往前推，制定了“夏商西周年表”，又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五帝时代，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年代框架提出了科学依据。其中，中华文明起源的最早阶段在公元前3800—前3300年之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有了考古学与文献学互证的科学依据。

　　中国古典学在五千多年文明史背景下，就有了完整的发展体系。五帝时代是古典起源期，夏商西周是前古典期，春秋战国是古典期，随后的秦和两汉是后古典期，魏晋至明清是古典影响期，近代以后则是古典学的现代重建期。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有完整的古典学体系。

　　中国古典学必将逐步走向世界

　　中国古典学的黄金时代如何能真正地体现出来？唯有完成以下五个课题：其一，着力推动中国古典学经典新证工作的展开；其二，全面总结中国古典学在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转化创新；其三，具体分析中国古典学如何凝练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民族思维；其四，归纳总结中国古典学如何深刻影响秦汉以后中华成熟文明的绵延发展；其五，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学对世界文明已经、并将继续作出怎样的贡献。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探索。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无论是从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还是艺术的高超性上，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等相比都不逊色。然而，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莎士比亚，对“1000个读者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烂熟于心，却很少有人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不同国家民族综合国力的尺度问题。正如俄罗斯伟大的理论家别林斯基评价普希金一样，他说，普希金虽然具有与世界上任何大师相比都毫不逊色的创作才能——普希金作品内容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与莎士比亚、席勒、歌德和拜伦等相比都不逊色，但是他的作品还不能够用世界性的尺度来衡量，还不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什么呢？正是因为俄罗斯当时还没有真正走进世界。

　　二十世纪之前，整个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西方，世界格局是“西高东低”；但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亚洲四小龙”出现；到了本世纪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的中心开始出现了“由西向东”的位移。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已经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中国古典学也必将在这样的背景当中越来越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