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史”，是指记载真实可靠、避免想象臆造的中国历史。所谓“信”，是真实可靠的意思。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扼要总结了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的重大创获，饱含着对中国信史和中华文明的崇高礼敬，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信史”：从自限畛域到开疆拓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最基本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信史”执著追求。《文心雕龙》讲“贵信史”，《清史稿》讲“成信史”，只有掌握了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才有可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有可能深入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实现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以史育人。可以说，一部中国信史，蕴含着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基因序列”，蕴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一系列终极命题的追问。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东周以前的上古历史著作未能保存流传下来。长期以来，后世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认知，只能依据《尚书》《诗经》《史记》等典籍里的有限资料，其间不乏想象性描述和不甚确切的记载。对于这个问题，古人已有充分认识。南朝学者刘勰就曾指出：“追述远代，代远多伪。”面对年代久远、鱼目混珠的上古历史记录，刘勰汲取孔子、荀子等往圣先贤的观点，提出了“录近略远”“文疑则阙”的原则，对于疑点较多的上古历史采取暂缺或略写的策略，年代较近的时段则应做详细的载录，在刘勰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打造一部“信史”。这种信史观固然审慎严谨，能够避免对上古历史的主观臆断，但这样一来，也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任由上古历史的面目含混下去，而只取信于近古，信史虽信，其可信的范围却受到制约。

　　时至20世纪，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古史研究再次掀起一股热潮。著名学者胡适曾对学生顾颉刚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适的话虽然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色彩，但其自限畛域的信史观与1000多年前的刘勰并无二致。就在这种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何为“非信史”，而非何为“信史”，以致夏、商、西周为代表的上古历史面临着空前的解构危机。与此同时，以“中国文明西来说”为代表的大量具有东方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论调甚嚣尘上，伴随着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震荡悄然而至，中国信史的重建已经刻不容缓。

　　颇具戏剧性的是，早在疑古思潮形成前的1899年，清末学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古董商手上首次发现了殷墟甲骨文，而这些甲骨上记载的内容，正是传世史书语焉不详的、早于东周1000年的殷商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为史学研究走出疑古，为中国信史从自限畛域到开疆拓土的转型，提供了3000年来从未有过的绝佳契机。

　　从殷墟甲骨走出来的“中国信史”

　　就在甲骨文被发现的一年之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任团练大臣的王懿荣悲愤殉难。然而，民族的忧患未能阻挡中国信史的探索进程。在王懿荣身后，众多学者继之而起，以百年为量，接力式解锁殷墟甲骨背后的文明密码。

　　1903年，著名小说家、学者刘鹗出版《铁云藏龟》，甲骨文的面貌首次公之于世。

　　1908年，著名学者罗振玉确认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

　　1917年，著名学者王国维从甲骨卜辞中勾勒出商朝历代君主的世系，并与《史记》的记载相对照，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商王朝的真实性，殷商历史得以纳入中国信史的谱系。8年后，王国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二重证据法”，认为以殷墟甲骨为代表的“地下之新材料”，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在王国维看来，地下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值得重视，传世文献中的历史记载也不应轻易否定，这给疑古思潮以强有力的回应，为中国信史的深入开拓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方法论依据。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开启了殷墟科学发掘的序幕。此后数年间，在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学者的主持下，陆续发掘出大量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同时发现了商代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大墓，进一步揭开商王朝的神秘面纱。然而，考古工作因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止。

　　1949年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迎来了新生，以殷商史为代表的中国信史向着更深更广的层面不断开拓。迄今为止，已有约15万片甲骨问世，单字数量逾4000字，内容涉及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生动呈现了高度发达的商代文明。比如在科学技术领域，甲骨文对商代日食和月食均有明确记载，比巴比伦和埃及的相关记载早数百年;商代还有较为先进的阴阳合历历法，以月亮圆缺一周为一月，通过置闰来纠正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的误差，使历法适应天气变化周期，颇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医学方面，甲骨卜辞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情况和名目，如“龋”“丧明”“疾趾”等等，对人类疾病有了一定的分类，甚至已经可以预测分娩时间。

　　回望百余年来，以殷墟甲骨为基础展开的中国信史的重建，有力回应了海内外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种种怀疑和否定，破除了民族危机背景下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盲目自卑的消极心理，有效推动了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现代化进程，呈现了富有原创性和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生动样貌。

　　“中国信史”的当代启示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吹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并作出重要论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加重视文字学、考古学等冷门绝学，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研究提供基础支撑。殷墟甲骨的研究与中国信史的重建充分表明，文字学、考古学等冷门绝学，在推动学术进步、探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乾嘉朴学的滋养，就不可能诞生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批对古文字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精准鉴识力的学术大家，殷墟甲骨就不可能真正被研究和利用，中国信史的重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文字学、考古学都是无用而大用的学科，它们与中华文明脉息相通。这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文字学、考古学等冷门绝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不断拓展中国信史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甲骨文不仅记录了中国信史，记录了辉煌的中国上古文明，其本身也是上古文明这座皇冠上的明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所以称甲骨文为“根脉”，是因为它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文字的造字法则，表征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原创性。这启示我们，要倍加珍视甲骨文和殷墟出土的其他珍贵历史遗存，不断发挥其多重价值，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浸润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进一步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三是接过20世纪殷墟考古的接力棒，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启中华文明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遗址时，先是肯定了殷墟甲骨推进“中国信史”的历史功绩，然后指出要“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如果说发现于20世纪的殷墟甲骨实证了殷商一朝的历史，那么，属于当代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随着信史上限的不断拓展，必然会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趋势，更加清晰地昭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和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这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对接与转化，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为抓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讲好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与此同时，更加系统地总结中华文明的演进规律，深刻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深化历史思维，增强历史主动，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厚的文明滋养。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