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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鼎主编《三礼学通史》出版暨评介

来源:教化儒学作者: 2023-01-16 10:22


书名:三礼学通史(全三卷)

主编:丁鼎    副主编:邓声国

编 者:丁鼎、邓声国、郭善兵、张帅、潘斌、林素英、夏微、马金亮

出 版 :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内容简介

  “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是记载我国古“礼”的三部极其重要的儒家典籍,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活动及民众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是先人留传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理论形态,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我国学术界关于“三礼学”通代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阙如状态。与其他儒家经典的学术史研究相比,有关“三礼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方面还是在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差距。目前,学界围绕《诗经》《尚书》《周易》《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都出版了有关学术史的通史著作,而关于“三礼”,迄今只有几部断代学术史著作,尚无一部有关“三礼学术史”的通史专著。有鉴于此,丁鼎教授、邓声国教授、郭善兵副教授、张帅副教授、潘斌教授、林素英教授和夏微讲师、马金亮讲师协同攻关,经过十余年的辛苦努力,终于合作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礼学通史》(三卷112.5万字),并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人民出版社于 2020年 12月出版。本书的出版问世填补了“三礼学”通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学术拓荒的重要意义。

  本课题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三礼学术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考察、清理和总结,撰写出一部通贯古今的《三礼学通史》。本书将“三礼学术史”置于历代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和研究,对中国“三礼学”从先秦至今的学术发展史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分析论述了各个朝代代表性礼学家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而且还对他们的学术著述进行了较细致的考察和探析。同时,本书还探讨了不同时代“三礼学”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揭示了“三礼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本书对“三礼学术史”的钩稽和探索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做到了宏观微观并重,考据义理兼善,确实是一部成功的学术史专著。本书的编纂出版不仅对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不仅可以作为一般读者深入研习三礼学、准确理解儒家礼乐文化的津梁,而且对于我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主编简介

  丁鼎,本名程奇立,山东莱西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研究员。著有《礼学管蠢集》《三礼学通史》《三礼真精神》《《仪礼.丧服》考论》《孔子与六经》等学术著作11部。

虞万里

  禮之起也,源於祀,源於俗,源於人之欲,抑源於物之易?論者莫衷一是者久矣。許慎謂“禮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説文》)取諸形符之“示”,深得造字之本矣。禮必體履以見,康成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禮,踐而行之曰履。”(《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疏引)其見之於體履者,若荀卿云:“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荀子·禮論》)雖然,禮之義大矣哉!啓自萌心發念,修身立世,處事接物;推及孝敬父母,敦穆家庭,信義朋友,和順社會;進至治國御民,信及豚魚,德及禽獸,可謂無乎不在,無所不包。蓋“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荀子·禮論》)禮家百方譬喻,言之詳矣。茲請略述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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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者,以心統攝肢體思維,心爲禮之本原,外發爲儀貌。所謂“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貎。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貎謂之儀”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疏)禮以德義爲內心之基,蓋“禮者,德之文也”,(《人物誌·八觀》)“義之文也”。(《韓非子·解老》)內心具足德義,煥發而爲儀態、爲精神,韓非所謂“外節之所以諭內也”。(《解老》)以禮外節之精神儀態爲何?厥唯曰敬!子墨子云:“禮,敬也。”(《墨子·經上》)《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孔沖遠更云:“禮者,謙卑恭謹,行歸於敬。”(《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疏)是皆謂內心有禮,外發於神情即莊敬恭謹。人若不以德充其內,則莊敬不發乎外,恭謹不顯於儀,是必無禮,無禮則多有放心馳情、淫逸奢侈、越閑犯奸者矣。孟堅不云乎:“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漢書·禮樂志》)唯禮可以節制人慾,“所以綴淫也”,(《樂記》)“所以防淫佚節其奢靡”,(《白虎通·禮樂》)使其“不犯者也”。(《鶡冠子·學問》)蓋“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也。(《大戴禮記·禮察》)由此知“禮,所以制中也”,(《禮記·仲尼燕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制中正身,乃吾人處世之本。夫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禮既爲立身之極則,是知“禮者,人之幹也”,(《左傳·昭公七年》)“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曷可爲人而不以禮乎?“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論語·雍也》)

  敬祖祭宗,非禮不成,“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也,(《禮記·禮器》)故先祖者,禮之本也,可不敬不禮乎?婚姻者,家庭之始也。“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大戴禮·禮察》)夫婦相敬即爲禮。夫婦者,家之本;家庭者,國之基也。孔沖遠云,“欲爲國家之政,先行於禮,禮謂夫婦之道”是也。(《禮記·哀公問》疏)爲人子者,“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殁,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曾子大孝》)“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歡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家庭之間,焉可不以曾子之言箴之戒之哉!

  立身行事,處世接物,以禮爲本。“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無論富貴貧賤,一以禮行,蓋“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也。(《禮記·曲禮上》)人我往來,賓主詶答,不以禮,則無以交往,蓋“禮是交接會通之道”,(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説)“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往來詶答,遇“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悌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大戴禮記·曾子制言》)是禮也。夷吾云:“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管子·心術上》)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朱熹《中庸章句》)禮,“自卑而尊人”,(《禮記·曲禮》)“自後而先人”。(《漢上易傳》)唯其交接會通能敬、孝、悌、慈、惠,能等貴賤、體親疏,能自卑尊人,自後先人,是以和諧生焉。故云:“禮之以和爲貴”,(《禮記·儒行》)“禮之用和爲貴”。(《論語·學而》)雖然,行禮於親疏貴賤、尊卑先後之際,仍當自尊,所謂“禮不妄説人,不辭費”也;(《禮記·曲禮上》)仍當自重,所謂“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也。(《禮記·曲禮上》)

  推而至於治國御民,猶當以禮爲主,以法爲輔。“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大戴禮記·禮察》)“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禮記·曲禮》疏)禮與法雖相輔相成,而法當以禮爲節制。蓋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君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勉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是“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白虎通·禮樂》)國治之象,君臣萬民各安其位,各樂其事。君子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散化六典,觀照萬事,無不以禮爲節度:“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争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灋,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曲禮》),即民有豐歉不均者,亦當以禮“盛不足”而“節有餘”。(《白虎通·禮樂》)故康成云“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六藝論》)序尊卑,崇敬讓,則社會安,萬民和,故云“禮,所以諧和”也。(《周禮·天官·太宰》疏)民有侈其性張其欲僞其情者,則以五禮爲之防,以禮“所以節正民之侈僞也,使其行得中”也。(鄭玄《周禮·大司徒》注)“爲政在人,政由禮也”,(鄭玄《禮記·中庸注》)“爲政以德”,(《論語·爲政》)“爲政以禮”,(《詩·衛風·芄蘭序》)故禮者,是“國之紀也”、(《國語·晉語四》)“國之幹也”;(《左傳·僖公十一年》)是“政之本”也、(《大戴禮記·哀公問孔子》)“政之輿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政之輓也”。(《荀子·禮論》)《左傳》云“禮,王之大經也”,(《昭公十五年》)“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所以整民也”,(《莊公二十三年》)亦“所以御民也”、(《說苑·修文》)“所以恤下也”,亦“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以上《新書·禮》)“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漢書·禮樂志》)其不僨者未之有也。

  是以七十子傳夫子禮説爲《禮三本》《禮察》,荀卿撰《禮論》,太史公著《禮書》,後之史書因之,殆欲以禮觀治亂興廢也。夫“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大戴禮記·禮察》)是“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後漢書·荀爽傳》)

  由是言之,凡夫六合之內,皆當以禮序之,以“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也,(《禮記·喪服四制》)故“天地位,日月明,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群品滋茂,萬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咸謂之禮”也。(張守節《史記·禮書正義》)天地,生之本;先祖,類之本;君師,治之本。“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大戴禮記·禮三本》)

  夫禮之義所以充塞宇內而可行之永恆者,以其緣人情而設也。“禮者,理也”,(《禮記·仲尼燕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記·樂記》)理之不可易,則情之不能已,情之不能已,則人之不可離也。其義亙古今充東西而不能廢,行天地運日月而不可無,唯人類永存,則禮亦當永存!猗歟偉哉,“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然則禮又非一成而不變,刻舟而求劍者,其猶須適時應勢,因革改易。《曲禮》云“禮從宜”,康成曰:“事不可常也。”夫子深於禮,篤於行,依禮循禮,説禮傳禮,然每臨事制宜,與時偕行,孟子所以許爲“聖之時”者也。孔沖遠云:“其所踐履,當識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左傳·成公十六年》疏)其誰曰不然哉?放眼古今,歷數興廢,“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宋書·禮制一》)古往今來,墨守故常,其不殆者未之有也。

  知禮之義盈溢於天地宇宙之內,知禮之儀彌貫於日用倫常之間,而後可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之禮“優優大哉”!(《禮記·中庸》)夫禮儀三百者,《周官》也;威儀三千者,《儀禮》也。《儀禮》之禮與儀,溯自姬周,握鈐公旦,百官述之演之;損益夏商,兩周施之行之。逮及王官失守,夫子獨任其重,傳其禮更説其義,七十子後學書諸紳,禮之儀及義幸未墜失。漢興,高堂生說解士禮,蕭奮、孟卿繼之;后蒼曲臺著記,大小戴及聞人、慶普傳之,禮學之輝光由是日新日隆。德、聖傳禮,兼採古記,以輔講疏,七十子傳記幸未墜失。其後充、褒作傳,融、植表揭,蔚成《禮記》之學。子駿校書,抉發《周官》;子春承教,張大其學。中經鄭、賈父子推衍闡發,不絕如縷。及康成遍注三經,並撰目錄,三禮之名由是奠定。

  三姓鼎立,以啓鄭王之爭;異同合評,衍及兩晉更替。方是時也,南北對峙,禮成正統之幟;華夷雜糅,禮爲融和之劑。品秩銓敘,等級差次,政權之穩固,社會之安定,皆一繫於禮。是故朝廷重三禮之教,民間有學館之設,朝野相應,禮學勃興。學者趁勢纂禮例,勾書法,釋名物,解語詞,樹新説,標獨見。若《喪服》一篇,正例特例,問答辯難,尤爲激烈。若辨南北異同,南朝恒自立新義,北朝多篤守鄭注。既承漢宣章句之分析,復融佛學科判之程式,登臺宣講,退室疏記,義疏正義之體因以成焉。若時之雷次宗、庾蔚之、何胤、賀瑒、皇侃、劉芳、崔靈恩、熊安生者,皆禮學翹楚,播當時之聲譽,遺後世之學說。

  六朝分裂三百年,江南、河北之本,文字每多歧出,異說更呈紛紜。隋唐收拾金甌,安息域內,綱紀重振,政教並宣,網羅英傑,取徑經典,面對文字紛亂、義疏異說之本,自所不容。逮孔賈疏出,維護鄭説,一反南朝領新標異之風,漸成李唐經説一統之學。天水一朝,學者多耽玩古物,因嗜古而求實,因求實而疑經,因疑經而校文,因校文而序次章節,是以《考工》之已亡未亡,《周官》之是旦非旦,《大學》之經前傳後,徵文考獻,齗齗以求,兼以版刻之興,引發校勘之學。唯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序次經文,包容註疏,最得孔門師弟問答之微旨,已啟秦氏通考五禮之鈐鍵。元明步趙宋餘緒,或從或違,推波助瀾。而吳澄移易《禮記》,重加編纂,師曾繼之,別開生面。

  有清熔十七朝之學術,開三六行之紀元。諸凡三禮之作者纂人、成書年代,經文之辭例、句讀、禮例、文字、訓詁、聲韻、典制、名物,漢學之文本、宋學之義理、注疏之異同,禮圖之沿革、版本之校勘,無不潛研深考,每能發皇張大。其所以然者,豈不以禮學之重,關涉修齊治平之切者乎?

  然西風東漸,概論通史因之興起百有餘年,諸凡專史通論無慮成百上千,至今方興未艾,卻竟無一種三禮通史。夷究厥因,蓋以茲事體大,斯學猶難也。然較以禮學之重與修齊治平之切者,豈可任之以缺而不以爲憾者乎?昔劉善澤著《三禮注漢制疏證》、錢小雲著《三禮通論》,雖兼論三禮,猶未成“史”。予以世紀之交訪台,適逢《宋代三禮學研究》出,亟購以讀。嗣見《清初三禮學》,近年又獲睹《二十世紀中國三禮學史》,雖亟可欣忭,然皆斷代,不無憾焉。

  予友丁鼎教授,萊西奇士也,立身懷涅而不緇之行,治學下堅韌篤實之功,深研古禮,融會儒學。歲在己丑,其《三禮通史》獲國家哲社基金立項,予受邀參與開題,深感其發願之弘,立志之堅,爲學術欣,更爲禮學幸。嗣後邀約俊髦鄧聲國、郭善兵、潘斌、張帥、馬金亮……諸君。蒐討古今,披覽典獻,通力協作,各擅其長。列目幾近八百,行文踰越百萬。雖曰統敘歷代三禮學之概況,而諸凡禮書之起源,禮學之發生,禮義之辨證,禮節之隆殺,禮儀之繁簡,禮説之異同,禮文之分疏,禮例之概括,可謂無所不包。信是一編在手,二千年之禮學遞嬗盛衰歷歷可數矣。予於禮書之文字聲韻訓詁,秦漢經師禮學文本之傳授偶有思索,於文字艱澀、儀節綦繁之三禮學則未嘗用功。猥承丁兄屢賜嘉命,三辭不獲,星轉斗移,運思含毫,猶遲遲未敢下筆,而兄之文稿又復三易矣。

  今以梓行在即,謹掇拾古來禮家論禮嘉言,緝綴成篇,聊當喤引。既求教於丁兄及執筆諸君,亦祈世之博雅卓識、敏鋭果敢者闡幽扶微,光大禮學,是豈區區禮學之幸,亦民族國家之幸也!

  二○一九年五月草於臺灣中大寓所

  八月一日定稿於上海榆枋齋

评介

孙家洲

  “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礼”学曾长期处于显学的地位。上个世纪初叶之后,随着帝制的崩溃、社会的转型、文化范式的变迁,作为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礼”之学逐渐式微,少人问津。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三礼学”逐步进入复苏、复兴和繁荣的新时期。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当代礼学专家丁鼎教授主持编纂的《三礼学通史》就可谓“三礼学”复兴的标志性成果。本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三礼”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不仅对于了解和把握“三礼”学术史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深入认识三礼学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三礼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综观全书,感觉本书值得称道的特色及创新之处有如下数端:

  (一)本书是学术史上第一部有关“三礼学”的通史性的学术史研究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创新性价值。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三礼学”也逐步进入复苏和复兴局面,但相对说来,当代学术界对“三礼学术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的学术史研究相比,有关“三礼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差距。近几十年来,儒家经典中的《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和《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都有了专门的学术史方面的通史著作,而关于“三礼学术史”的研究迄今只见到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和刘丰《北宋礼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数部断代三礼学术史研究专著,而尚无一部有关“三礼学术史”的通史专著。这与“三礼”在我国古代社会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发生过的重要影响是很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丁鼎教授联络组织海峡两岸8位礼学专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编纂出这部一百余万字的通贯古今的《三礼学通史》,并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问世。本书的编纂出版无疑是我国“三礼”学术史上空前的盛举。

  (二)本书在纵、横两方面都体现了“通”的特色。从纵向来看,本书贯通古今,对中国“三礼学”从先秦至当代(2016)的学术发展史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三礼学”著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阐发,同时还探讨了不同时期的“三礼学”与思想观念、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揭示了“三礼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从横向来看,本书视野开阔,对历史上国家分裂时期不同政区的“三礼学”都能统筹兼顾,比如对三国时期的魏、蜀、吴和后来的南、北朝的“三礼学”都设置专门章节分别加以考察和论述。再比如对我国当代“三礼学”的研究,分别设置专章对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三礼学”进行考察和研究。

  (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三礼学术史”置于历代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和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三礼学术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挖掘、清理和总结,不仅分析论述了各个朝代代表性礼学家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而且还对他们的学术著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探讨。同时,还考察、探讨了不同时代“三礼学”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揭示了“三礼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本书既有对历代“三礼”学家之时代文化背景的探讨,又有对历代“三礼”学文献的诠释内容、诠释方法及学术影响之辨析归纳,在传统经学考证之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

  (四)本书《绪论》对与“三礼学”相关涉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许多创新性见解,胜义叠出。作者在《绪论》中不仅对“三礼学”的发展源流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考察和概述,而且对“礼”的内涵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自成一家的分析和论述。提出并申论了一些创新性命题:儒家六经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既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文化范式;等等。作者指出:“既然可以论定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或主体,那么就可以说“礼”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历史上,汉儒所总结概括的‘三纲五常’,魏晋玄学所探讨的‘名教’,以及宋明理学中形上化的‘天理’,其实都是‘礼’这一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或者说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学者对‘礼’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命名。”这些见解大都能够发前人所未发,或发前人虽发而未尽之意。虽然这些观点尚未成为当代学术界的共识,学界对此或许会有不同认识,但笔者认为这些命题和论述揭示了“礼”的内涵和“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或曰有待改进之处。比如本书虽然设专章对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三礼学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但却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三礼学”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点缺憾。因为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三礼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与大陆和台湾地区相比确有不足,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礼学专家和礼学著述。据我所知,香港的郭伟川、单周尧、许子滨等先生在三礼学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如能将港澳地区这些“三礼”学者及其礼学著述著录于本书之中,当使本书更加完善齐备。另外,可能出于成于众手的原因,本书各章在写作体例上不尽统一,如本书第二章《三国两晋时期的三礼学》的某些部分引用参考文献过多,有点类似考证性研究论文的写法,与其他章节的行文方式有所不同。如此行文,虽然显得严谨,但感觉有点繁琐。

  当然,指出上述问题难免有求全责备之嫌。从总体上说,本书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很高学术水平的礼学学术史研究专著。本书对“三礼”学术史钩稽和探索可谓有考有论,源流清楚,做到了宏观微观并重、考据义理兼善,确实是一部成功的学术史专著。它的出版不仅对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不仅可以作为一般读者深入研习“三礼学”、准确理解儒家礼乐文化的津梁,而且对于我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4期

编辑:张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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