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朝明，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政协常委。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历任《齐鲁学刊》编辑、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和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曾被评为“山东省师德标兵”“山东省优秀教师”“齐鲁文化名家”“山东社科名家”“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等，受聘为首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

　　杨朝明，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和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杨朝明以绍述洙泗学统为己任，专注于孔子儒学的研究工作，在儒家文献与中国早期文明、儒家学术史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出版有《鲁文化史》《周公事迹研究》《儒家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国学通识课》《让儒学温暖世界》《三代文化与儒学的形成》《洙泗文献征信》等著作。在多年研究孔子儒学的过程中，杨朝明立足元典并紧跟学术前沿，在孔子儒学研究的材料、理论、方法等方面渐趋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研究特色突出。

　　一、三代文化与孔子儒学文明渊源

　　2019年12月，孔子文化展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当代，涵盖多件（套）文物，呈现着孔子儒学的形成与影响。其中，第一件展品——一件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的贾湖骨笛，尤其引人关注，它出自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约为公元前61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比孔子的年代还要早数千年。这样的安排反映着策展人杨朝明的特别用心，也代表着他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大体认知，“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华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根本上讲，杨朝明念兹在兹的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孔子儒学的文化渊源。

　　杨朝明致力于孔子儒学研究40余年，有着强烈的现实关切。今天我们谈文化自信，不能不思考哪些因素制约了文化自信。在杨朝明看来，大体可从五个方面言之：一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价偏低；二是对经学典籍的价值认识不够；三是对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莫名其妙”；四是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五是把国力升降与文化问题简单类比。这些认识钩玄提要，极其透彻。杨朝明站在时代前沿思考文化问题，思考如何讲清楚“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问题的焦点指向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的认识，指向对孔子儒学文明渊源及其内在机理的深层次认知。“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那么儒家文化就是它的主干。树干之所以又粗又壮，是因为它的根很深很牢。”杨朝明多次申明这一观点。孔子儒学深深扎根于三代文化的肥沃土壤，如果不理解孔子儒学的思想来源，不了解上古三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便很难去认识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和宽度，很难理解它的超越性。古今中外，人们对孔子儒学认知不一，当然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的，即理解孔子儒学的深度与认知三代文明的高度成正比。看不清中国早期文明的绵延之路的人，便会陷入黑格尔式的眼光，将孔子思想视为“老练的道德说教”；而看得清者，将另有洞见。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样，皆开创了一个思想文化传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孔子儒学有所不同，它有自己的渊源活水。孔子思想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述而不作”。《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东汉王充提出“文王之文在孔子”，梁漱溟谈到“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这些说法皆很能说明问题。那么，上古时期的文明形态何如？三代文化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孔子儒学作为一种文明，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的广阔背景如何去理解，这种背景对于儒学的形成、对认识儒学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萦绕其心。与许多学者重点关注儒学的传扬流布不同，杨朝明将很大精力放在了“前儒学时代”，他博览多思，学问习熟，关于上述问题多有阐发，大部分研究成果收录在《三代文化与儒学的形成》一书。

　　关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程度，用“辉煌”来表述是毫不夸张的，学术进步尤其是考古成果为这一认识提供了大量佐证。夏鼐于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利用考古资源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先河，苏秉琦提出“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李学勤则从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广度、高度三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是真正辉煌的”。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正式启动。作为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的、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探源工程”成果丰硕，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框架、环境背景与生业基础；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等等。要而言之，那便是取得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历史真实”的认识。来自20多个学科的近400多位学者用20年的研究呈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图景，为学术界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多方面证据。

　　孔子思想学说的形成有着广阔的背景，对此，杨朝明言之再三，深有依凭。显然，正是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说法高度概括了孔子儒学的文明渊源，那么，上古三代文化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三代文化对孔子儒学有着怎样的影响，对此，杨朝明综合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系统探索，孜孜以求，有着自身的治学方法和思维。说到治学方法，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即“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章开沅旨在论及历史研究中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细节的辩证关系。宏观整体研究侧重于融通，微观细节研究重视考证。强调因小见大，考订精详，论析自见高明，寓宏观于微观，在微观中看到历史是前后连续的过程；反对将历史本身视为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反对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尽管章开沅这一观点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的，但事实上深具普遍适用性。从事三代文化研究，在绵延的历史画卷中铺陈，既要有整体视野，又要擅长考证，杨朝明二者兼备，他的论著不仅文理密察，且透着强烈的历史融通感。杨朝明一方面立足整体视野，细致考察三代文化的内在联系。如在《三代文化与儒学的形成》一书中，杨朝明以“重新审视孔子的三代之礼‘损益’说”为前言，以三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为门径，跋涉于上古文明。关于夏、商、周三代之礼的关系，孔子明确地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不仅对周礼非常精通，而且对夏礼、殷礼都是相当熟悉的，他既看到三代礼制有着因袭承继的相同处，又论及其损益变化的不同处。孔子对三代之礼的比较论说，散见于大小戴《礼记》及《孔子家语》等文献之中。从根本上说，这正反映着三代文化的发展演变。其中，商周文化关系尤其引发学界关注。虽然人们用“损益”来概括商周文化关系是十分妥切的，然而，各家对于孔子“损益”说的理解却有参差，或言“迥异”，或说“微殊”。那么，商周文化的“损益”关系应怎样理解？杨朝明从微观处着手，对商周之际重大的制度风俗进行综合考证。早在20世纪90年代，杨朝明相继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比如，《“三年之丧”应为殷代遗制说》《近人商周继承制度研究之检讨》《鲁国“一继一及”继承现象再考》《周先王继承制度研究》，等等。上述成果对于认识殷周时期的“继承制度”“三年之丧”等重要礼制来说助益良多，更为理解商、周乃至三代之间的纵横关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杨朝明属意专题研究，探悉孔子儒学核心范畴的渊源出处。比如，杨朝明《〈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一文，将孔子学说与皋陶主张进行对比，孔子创立的以修己安人为宗旨的儒家学说渊源有自，与皋陶明确提出的“慎厥身”和“知人”“安民”的主张一脉相承。杨朝明还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孔子删订《尚书》，“论次”《尚书》顺序，于众多篇籍中选出《皋陶谟》，将它置于记载尧舜事迹的《帝典》（《尧典》等）之后，可以明显看出孔子对皋陶论述的重视。反过来，《皋陶谟》对孔子的影响应当不可低估。《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提出，“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可以反观孔子‘中道’思想的广阔背景和深刻来源；从周文王临终前对太子发的反复叮咛，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体会孔子‘中道’思想的博大精深”。《〈逸周书·宝典篇〉与儒家思想》主要考察了《宝典》篇对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说形成的重要作用。其中关于“仁”的内容，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所述“四位”“九德”“三信”的内容与儒家的修身思想关系极其密切；“十奸”“十散”涉及择人、敬谋问题，与早期儒家和孔子亦有一定关联。杨朝明还撰写了不少类似专题论文。不过，仅从上述篇章也可一窥孔子学术传统的久远和深厚。

　　研究儒学，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具体从哪里入手，路径不尽相同。在杨朝明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清晰，他密切关注孔子儒学的渊源，属意于上古三代文明的漫长发展。如果不理解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观，不理解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丰富内涵，就很难读懂孔子儒学。孔子思维的高度与深度联结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长度和宽度。这一视域，利于“得门而入”孔子儒学，利于深刻理解三代文明的卓越风貌。就具体治学思路而言，李学勤常说，“一个人不见得要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有理论的高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考证的只是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杨朝明对此理解很深，以考证入其深，以归纳见其大。许多考证看似“细枝末节”，但因心中装着“星辰大海”，孔子儒学文明渊源的“大”轮廓也就清晰起来了。

　　二、鲁文化与孔子儒学的文化母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提出要知人论世。《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是从历史的维度论及孔子思想渊源；紧随其后的“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亦不容忽视，其中蕴含着儒学诞生的地缘优势。鲁文化作为宗周文化之嫡传，孕育了孔子思想，是儒学的文化母体。研究这一问题，不得不说杨朝明有着同样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杨朝明于1981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自此沐浴洙泗学风，游于圣人之门。他徜徉于孔庙、孔府、孔林、周公庙、寿丘、少昊陵、孔子出生地尼山之间，时常思接千载，不难想起《论语》中“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典故。在孔子故里曲阜，杨朝明确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20世纪80年代末，杨朝明留校工作，积极参与了恩师郭克煜先生主持的《鲁国史》研撰工作。郭先生提出：“要想正确认识孔子思想，就必须对孔子所在的鲁国的历史进行一番考察，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正确地认识孔子思想。”。对此，杨朝明拳拳服膺，在研究鲁国史的过程中，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并决心专就鲁文化史等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是鲁文化研究。“周礼尽在鲁矣”，这绝非虚言。如众周知，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因为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鲁文化与周文化一脉相承。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铸就了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使鲁国成为周代礼乐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用杨向奎的话说，鲁国“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中国之传统礼乐文明“以鲁为正统”。晁福林注意到“周代的礼乐文化虽于彝铭和文献中有所记载，但却比较简略零散，因此研究周文化的学者往往从鲁文化中寻其渊源、窥其底蕴，实为不可替代的良方”。鲁文化与周文化的紧密联系、鲁国礼乐文化的深远影响皆可由此一窥。杨朝明从鲁国礼乐传统的形成入手，系统研究鲁国礼乐传统的特点，重点关注礼乐传统在鲁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显然，孔子思想的产生与鲁国的礼乐传统密切相关。谈到礼乐文化，不能不言《诗经》。在周代，“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继承了这一传统，“以诗书礼乐教”，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代礼典的施行往往配合着一定的乐舞，乐舞以诗作为乐章，也就是演奏《诗经》中的篇章。从文献记载看，鲁人对于《诗经》的熟悉和了解，也是他国所无法企及的。杨朝明以《诗经》研究鲁人的政治、外交和其他社会生活，从《诗经》中探求鲁国的历史。他关注到《豳风》与鲁国的特殊关系，对先贤时哲的研究成果进行细致梳理，赞同《豳风》犹“鲁风”的说法。周公、伯禽把周乐带到东方，豳风东传，鲁地便沿用了豳地的音乐调子。从本质上说，这一结论反映着周公与鲁地的特殊关系，昭示着鲁文化与周文化非同寻常的密切关联。

　　杨朝明从诗、礼、乐入手研究鲁国文化，可以说牵住了这一课题的“牛鼻子”。顺此脉络，上下求索，勾画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形成了对鲁文化形成、生长、兴盛、衰变的系统认识，其《鲁文化史》一书即围绕上述框架展开。晁福林认为这部著作不仅是杨朝明个人科学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在传统文化与先秦史的研究上也会有相当的地位”。对于孔子思想与周、鲁文化的关系，晁福林的认识十分深刻，他说：“孔子思想和儒学虽融会三代文明精蕴，但直接源流则当归之于周、鲁文化。孔子主要是在周文化与鲁文化的背景下开创儒家学派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学习与研究孔子儒学来说，鲁文化的重要意义不待多言。在这一问题上，杨朝明不仅认识到位，在学识上更是专精有成。

　　其次是周公事迹研究。说到鲁文化与周文化的密切关联，实源自周公；如果追问对孔子学说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人，亦非周公莫属。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思慕周公，欲行周公之道。孔子非常熟悉周公事迹，动辄引述“周公之制”“周公之典”，思考“周公之圣”、“周之所以王”、“周之所以盛”。历史学家夏曾佑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在宏阔的历史格局中，周公的地位更加彰显。杨向奎以“宗周→鲁国；周公→孔子”的图解，清晰标示出周文化与鲁文化、周公与孔子的内在联系。历史上人们尊孔子为“至圣”，尊周公为“元圣”，研究孔子文化、鲁文化，进而研究周公，这是很自然的，自当于此措意。然而综观杨朝明的周公研究成果，研读《周公事迹研究》一书，其用力之深，新见之多，令人叹服。众所周知，研究周公事迹及相关周初史事有相当难度，不仅资料缺乏，有关文献记载也较费解。杨朝明知难而上，“广征博引诸种文献史料，对所记载的史实重新梳理、考辨，去粗取精，以为立论之依据，同时又悉心研读以往诸家有关研究成果，逐一进行评判，择其善者作为立论之参考，并注意以科学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去观察、分析、认识历史现象，故对有关周公事迹的几个重要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一定的创获”。朱凤瀚的这一评介中肯全面，高度概括出杨朝明的研究方法、特点、成就。2000年，杨朝明以《周公事迹综考》为题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得到了李学勤等专家的盛赞。

　　研读《周公事迹研究》一书，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杨朝明始终用历史的眼光在宽广的格局中看待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透过周公事迹，向前追溯，牵系着对周代文化、商代文化乃至整个上古文明的认知；向后探求，关乎孔子儒学特质的形成，也关乎中华政治文明品格的生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二是杨朝明扎实的文献考证基本功让人叹服，这是其在学术之路上披荆斩棘的利器。如果将该书与《鲁文化史》合观，将更能清晰地探悉其中的脉络，李学勤认为：“《周公事迹研究》考订周公史事本末，以论证详密、层次明晰为先，《鲁文化史》则通论鲁国文化兴衰，以脉络清楚、征引广博见长。读者如能合观这两书，就不难了解杨朝明博士在学术研究中的趋向与成就。”由于对周公和鲁文化的深刻认知，杨朝明从孔子儒学诞生的母体中汲取营养，使其孔子儒学研究更加清澈洞明，深具生命力。

　　三、先秦典籍与孔子儒学的文献载体

　　无论思想研究，还是历史研究，近现代学术界广泛提倡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具体到先秦史领域，文献以外，考古、古文字、民族学的资料与研究方法得到综合运用。然而，正如朱凤瀚所说：“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先秦历史，其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对文献的深入钻研。”尽管道无定体，学无定法，但是，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应当以文献为基础，具体到儒学研究，也毫不例外。在科学利用历史文献方面，杨朝明是十分成功的，这得益于他扎实的文献学专业基本功，得益于他对文献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杨朝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学的都是历史文献学专业。读硕士时，那是曲阜师范大学招收的首届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至今，杨朝明仍对当年的课程安排记忆犹新，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课程如数家珍，金文讲读、《尚书》选读等依次排开。更可贵的是，他根据所读著作，按图索骥般地寻找老师，拜师安徽著名学者吴孟复，深入学习训诂学，走访请教了张舜徽、徐中舒、缪钺、林剑鸣、黄永年、朱绍侯、高敏等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

　　杨朝明笃学善思，朝夕孜孜，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慢慢理解了前人的治学方法，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注重以文献为基础，强调实证，无征不信，追求“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他深刻认识到，“如果想要在研究儒家文化和早期的文明领域有所突破，那么一方面，在对传世文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所持有的材料的再分析能力与具体方法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更需要新材料，也就是出土文献的新发掘”‍。只有对历史流传下来的儒家典籍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弄清儒家文化。在杨朝明看来，早期儒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儒学的渊源问题、孔子的研究资料、孔子以后的学术传承、儒家经书、出土文献的研究等，无一不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儒家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杨朝明博求深研，一篇篇论文相继发表，代表作如：《〈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周诰〉诸篇次序考订》《〈逸周书〉有关周公诸篇刍议》《新出简帛与早期儒学的重新认识》《郭店楚简与子思学术研究》《上海博物馆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孔丛子·刑论〉与〈孔丛子〉的成书》《关于〈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等等，大部分收录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洙泗文献征信》两部著作中。显然，杨朝明治学范围宽广，除了致力于《尚书》《诗经》《周礼》《左传》《论语》等广为流传的先秦儒家经典，对于《孔子家语》《逸周书》《孔丛子》等没有那么“流行”的先秦文献，亦溯流穷源，探究底蕴。其中，杨朝明对《孔子家语》研究用力最勤，研究成果也是最突出、最丰硕的。

　　《孔子家语》是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10卷44篇，魏王肃注，附有王肃序和孔安国《后序》。《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公案。纵观《孔子家语》两千多年流传、研究史，尽管难以找到真正能够证明该书之伪的任何可靠证据，但是，由于缺乏新材料，一些相关典籍又随着疑古思潮被打入到伪书的行列，没有了证据，就失去了继续探讨的前提，《孔子家语》研究在近代陷入沉寂。值得欣慰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早期思想文献陆续出土问世，直接给《孔子家语》研究带来新契机，前沿学者开始重新认识此书价值。概括言之，李学勤、庞朴、胡平生等前辈学者开启了利用出土文献探讨《孔子家语》可靠性问题的先河，随之，杨朝明积极参与到新时代《孔子家语》研究中来。

　　综合来看，杨朝明对《孔子家语》的贡献可涵盖研究、教学、普及三个方面。杨朝明以细致考察《家语》的内容性质、成书过程、学术价值为核心，具体的研究工作从四个方面展开：其一为“《孔子家语》真伪问题探论”，代表了作者对《孔子家语》真伪及文献价值、思想价值的系统认识。其二为“《孔子家语》的文献学研究”，主要是对《孔子家语》文本尤其是单篇的具体研究。其三是“《孔子家语》与孔子研究”，以具体研究为例，凸显了《孔子家语》对孔子思想研究的价值。其四是“《孔子家语》与儒家学派研究”，主要体现了《孔子家语》对儒家学派及孔子弟子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杨朝明个人研究成果丰硕，主要论文汇集在《〈孔子家语〉综合研究》一书，该书于201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另一方面，作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杨朝明将指导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视作《孔子家语》研究工作的延伸。大家围绕《孔子家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例如《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编撰、流传、书序、断代研究、单篇研究、与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思想研究等等，共有论文20余篇。多年涵泳其中，杨朝明比更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孔子家语》作为儒学典籍的独特价值，“与《论语》的简略相比，《家语》（指《孔子家语》）有完整的场面；与《大学》《中庸》作为专题论文相比，《家语》中的思想更为全面；《史记》记录了孔子事迹，但《家语》的记录时代更早，内容更多，更加准确”。在杨朝明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孔子，要真正走近孔子，决不能舍弃《家语》，《家语》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杨朝明携弟子编撰《孔子家语通解》一书，在坚持学术性第一的原则下，对《家语》进行序说、分段、注释、翻译。该书首于2005年由台湾万卷楼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后经校勘、修订，于2009年由齐鲁书社重新出版，成为《孔子家语》研究的善本和必读书。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考察孔子故里，来到孔子研究院视察，看到桌子上摆放的孔子研究院成果中的《论语诠解》和《孔子家语通解》，表示很感兴趣。这两本书均由时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的杨朝明主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是一个特殊的机缘，使得《孔子家语》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内进入大众视野。谈到文献研究，除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杨朝明还属意于曲阜碑刻文献。在浩瀚的文化长河中，篆刻有文字的石碑意在垂之久远。“在我看来，孔庙里的石碑会说话。如果你有读懂石碑、与石碑对话的能力，走进孔庙，你会发现，两边的石碑都像是在举手，争先恐后地要告诉你答案，告诉你历史的过往。”杨朝明钻研文献久矣，涵养深至，有感而发，撰写《孔庙的石碑会说话》一文，论述孔庙碑刻的特殊意义。

　　众所周知，曲阜是历代崇德、报本、宣示教化之地；孔子后裔承担着宣传儒学、祭祀孔庙的重任，也受到历代的尊崇与优渥，许多优渥措施都载之石碑，不仅昭示历代政权对孔子儒学的态度，也督促圣贤后裔祖述家业、遵礼修德。以孔庙石碑为代表的曲阜碑刻文献生动地呈现了儒学与社会的互动。面对历经岁月风化的石碑，开展著录研究的任务十分紧迫。杨朝明就任孔子研究院院长后不久，便组织力量，开始了《曲阜儒家石刻文献集成》的研究工作。耗时十载，著录曲阜地区有儒学价值的碑刻近700块，附录碑刻存目及研究文章20余篇，总计200余万字。2022年，孔子研究院推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曲阜儒家石刻文献集成》最终成果《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出版，列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 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

　　儒学研究应当以文献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杨朝明认为：“现在的儒学研究存在着对文献利用不够或者认识不足的严重缺陷，也是毋庸讳言的。”。对其中的原因，杨朝明有自己的思考：唐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佛学影响的扩大，人们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学法统，由此产生了对儒学经传的怀疑。自宋代开始的疑古思潮到近代“古史辨派”时期登峰造极，所谓“辨伪学”出现了极大偏失。疑古思潮本来为“卫道”而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却换成了“反古”的面目，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学术上的“疑古过勇”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除了让人感到古籍几乎“无书不伪”“无书可读”，更使得虚无主义盛行，造成了上古文化的一片空白，于是，人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孔夫子”似乎变成了“空夫子”。实践证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地下早期文献的不断问世，一次次“轰然打破”了既有的“成见”，也无情地揭示了疑古思潮的极大偏颇，学者们一次次地惊呼必须“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

　　走在时代前沿的李学勤旗帜鲜明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学术理念。“安其学而亲其师”，秉承李先生的学术理念，杨朝明将目光转向广阔时空维度中孔子儒学与古代文明的探源性研究。如何做到“毋师己意，毋主先入”？所谓“无征不信”，杨朝明将事业的立脚处落实于文献，虚心体察，使纯驳浅深，自呈自露。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时代，没有哪位真正的儒者不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充满敬意和温情，也没有哪位儒者的文化情感是盲目的，无一不是建立在深深了解基础之上的理解，建立在自知之上的自信。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残了我们的自信；强势文化的冲击、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消解着我们的自信。即便在学术界，由于经学的没落、文献功底不够，带来的儒学话语失范现象也并不少见。徐庆文曾尖锐地指出：“许多人都评论儒学，然而，有些人对儒学的言说似是而非，甚至评论儒学的硬伤、说外行话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境况下，正本清源，将儒学讲清楚，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讲清楚，已不仅仅是作为学者的个人志趣，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文化自信的学者担当。学术必原心术。杨朝明诚是在这十足的责任感、使命感的感召下，发扬蹈厉、笃行不怠地开展学术研究的。

　　四、传承传播与孔子儒学的文化使命

　　“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与现实的实践需要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思维坐标，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如何传承孔子儒学？这关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孔子儒学如何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发挥作用？这涉及儒学话语权问题。这些思考常常萦绕于杨朝明心田，他提出“我们要肩负起这一使命，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实践者和传播者”。对此，他在思想上是坚定的，在思路上是明晰的。

　　在杨朝明看来，孔子儒学的传承与传播一以贯之，传统文化研究既要“登峰”也要“落地”。“‘登峰’就是需要大家去认识文化的深层意义。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深度和高度，了解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要把这些成果加以转换进而‘落地’，形成对人心、社会的滋养，形成人民共同的信仰和力量。”围绕这一整体思路，他又尤其重视儒家经典的诠释普及。要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华传统文化也层次分明。整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其中，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毫无疑问，中华典籍是中华民族观念文化的核心载体，四书五经又是核心中的核心，承载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价值体系、思维方式。普及传播中华经典将是传承文化最有效的路径，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牢靠抓手。因此，“要保持社会人心之正，树立正确的价值信仰，就一定要习正学，读正经，不能‘索隐行怪’‘攻乎异端’。先读重要的书，先读必读的书”，这是杨朝明一再强调的，他希望儒家经典能够润养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孔子儒学重回大众视野。

　　在具体举措上，杨朝明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撰写出版儒家经典普及读物。凭借对孔子儒学文明渊源、文化母体、文献载体的深刻理解，对社会人生的深情体悟，杨朝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多有独到之处，成果丰硕卓著，主要著作有：《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中华八德·青少年读本》《孔子的叮咛》《问学〈孔子家语〉》《〈论语〉的逻辑》《斯文在兹——〈论语〉讲读》《家国天下——〈大学〉讲读》《儒门心法——〈中庸〉讲读》《浩然正气——〈孟子〉讲读》，等等。这为阐释儒学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为世界儒学研究、儒学普及推广、儒学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另一方面，他积极行走在儒学普及推广的第一线，在传播中发扬儒学的时代价值。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杨朝明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弘扬孔子儒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孔子儒学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交融。他希望影响更多有影响力的人，每次针对党政机关、大中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传统文化师资培训等演讲，他都高度重视、精心准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历次的学术讲演、讲座与报告中，他总是高度强调中华文化经典的深厚底蕴与现代价值，强调经典研读的意义和必要性。尽管听众不同，所在行业众多，杨朝明的讲座题目涉及多个方面，但是，“让孔子照亮人心，用儒学温暖世界”的主旨从未改变。

　　说到经典的传承传播，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引人关注，他在著作中指出：“艺术作品其实是在它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它真正的存在。”在这里，有三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艺术作品与经验者本人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第二，艺术作品能够改变经验者；第三，改变经验者的经验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不难理解，古往今来，经典润养着人们的日常，事实上，经典也就存活于这一过程中，儒家经典更是如此。就在代代儒者的诠释之中，它价值日增，活力日强。在诠释流传之中，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新的学问已然诞生，经典之元气更加充沛，根系更加庞大。在时间上，代代流传；在空间上，无远弗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家学者守先待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杨朝明身处圣地，言传承，以登峰为目标；言传播，以落地为宗旨。故登峰落地并持，传承传播两进，以此成就弘扬孔子儒学文化使命之全功。实践证明，杨朝明的方法得当，效果明显。

　　杨朝明学宗洙泗，要在深求于史，不离现实关切。自古及今，那些深刻理解传统者，学术之路宽广久长。在孔子儒学研究领域，基于对儒学传统的深刻认知，对儒学渊源的细微体察，杨朝明致思方向明晰，治学方法条理，功力深厚，见识卓越。杨朝明以正本清源绍述孔子儒学为使命，探求其文明渊源，扎根文化母体，依托文献载体，立体推动孔子儒学传承传播向纵深延展，在新的时代达到新的高度。这是杨朝明治学的得力处，也为后学开示用力之要，其功劳甚巨，其用心良苦，其用意深远。

　　（宋立林，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2017-2021），现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杏坛学者，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孔子学会秘书长；李文文，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