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而唐诗可以说是明珠里的明珠。现在我们鉴赏一首诗，通常是有几个标准的：其一是诗应有画面感；其二是有其意境；其三是要与其所处时代存有内在联系。唐代优秀诗歌作品正是符合了这三条标准。作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将中国诗体文学推向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

　　中国古代诗歌起源很早，各类诗体特别是近体诗至唐代基本发展成熟。在近体诗之前，诗歌的创作主体是王公贵族以及官僚阶层，对于古代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诗歌创作成本过于高昂。当然古体诗中不乏优秀民歌作品，比如《诗经》、汉赋中的一些作品，还有大量乐府民歌，不过这些作品多是经过文人加工才保留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民歌中有《敕勒歌》这样的优秀作品，而同期南朝的诗歌主要是宫体诗，即宫廷中封建帝王及其臣僚的唱和之作。这些人的生活面非常狭窄，导致其创作题材多集中于宫廷之事，因此宫体诗的脂粉气比较浓郁。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努力将诗歌创作焦点从宫廷转移到自然风光，可谓诗歌史上一大重要变化，后世由是称谢氏为山水诗鼻祖。然而谢灵运在南朝诗史上虽地位高卓，却无法改变南朝诗歌以宫体诗为主的态势。进入隋唐，大一统王朝建立的同时，科举制得以确立。此前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等，对于当时社会下层来说，殊少有机会进入上层。隋朝开创科举制，对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下层读书人由此获得晋升阶梯。且由于唐代科举有行卷之风，即把个人诗作呈给高官名士阅览，如获重视或好评，则考生会在科举中获得某些优势，使唐诗创作之于科举而言具有了实际意义，因此唐诗得以大行其道。

　　唐诗的一大特征，就是其初盛中晚的发展历程，与唐王朝的初盛中晚情况非常契合，这种社会环境对诗歌、诗人的影响，便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重点。

初唐

　　初唐诗歌开始受六朝宫体诗影响，尚存些许绮靡色彩，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主题已经逐渐脱离宫廷，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这种变化源自当时的社会历史变迁，南朝宫体诗创作的社会基础是创作者受南朝国土面积限制，且当时经济中心尚未完成南移，因此诗歌创作视野受到较大限制；随着唐王朝的崛起，广阔的国土让诗人获得了更大的游走空间，创作视野随之开阔，诗歌亦随之不断拓展边界。

　　这一时期承续宫体诗的是上官仪，其诗作被称为“上官体”，特点是绮错婉媚。初唐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则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作品颇具新气象，不过依旧未摆脱六朝“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把唐代诗歌从初唐引入盛唐的转折人物是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之后的沈佺期、宋之问以及“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是五言和七言律诗定型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其时唐王朝国力蒸蒸日上、社会承平，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们，诗歌创作必然受到这种发展境况的影响。

　　能够反映初唐诗歌境界变化的代表作之一，是王勃的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首联就是诗人登城楼远望，诗的境界瞬间被推得极为高远。颈联则是传世名句，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任何一次远行离别，都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但是王勃此诗打破了传统的促狭心态，“海内”是相当广大的区域，到处都有朋友，即便从此相隔天涯，也会息息相通。如此广阔的想象背后，是诗人极为开阔的心胸，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前途充满信心。此诗的盛唐气象已经初具规模。可能有人在朗诵尾联时，会将情感理解为哭哭啼啼，其实王勃并无此意。这首诗彰显出的诗人广阔胸怀，只有后来高适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与之媲美。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代表作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此诗首联还保留了些许北朝乐府的特征，颔联开始明显提升境界，终唐一代由于边事频繁，边塞诗也一直发达，一般而言边塞诗的意绪以感伤为主，但是唐人的边塞诗从初唐至中唐气度昂扬不衰。杨炯此作的尾联，抒发了投笔从戎的壮志，与当时唐朝国力日增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此诗可谓是初唐时代的一个投影。

　　陈子昂是唐诗从初唐向盛唐转折的重要人物，其代表作是《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此诗之所以历代备受推崇，是因为诗作表达的心境之高远。关于幽州台的位置，目前有多种说法，我们姑且不讨论其具体所在，从诗作本身来看，作者登上的幽州台应是高台，并因登高而望远，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登高望远诗作所表达的内容，陈子昂登高望远看到的是古今，诗人将自己置于宇宙的坐标中，这种胸怀气象，足以征服古往今来的众多诗评家。此诗在唐诗中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

　　宋之问的名作《渡汉江》（也有观点认为此诗作者是李频）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径：

　　岭外音书断，

　　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此诗短短20字，简洁明了，平易真实，是唐诗中的经典作品，尤其是后两句，将人之思乡情绪中的细微心理变化描写得非常真实，能够与人产生共鸣，从而打动后世读者。

　　初唐“文章四友”中的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他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称为五言律诗定型之代表作：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杜审言之前的五言律诗，有的已经比较符合格律要求，但是仍有些许瑕疵，而杜审言此作完全符合五言之格律。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留下了唐人对生命感悟的浓重一笔，其中包含的是古今意识之传递。晚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录了关于这两句诗的一则悲惨故事：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

　　宋之问看重这两句诗而不惜杀掉外甥，此故事或属野谈，但是不难看出唐人对名篇名句的珍视程度——此等人生感悟至深的诗句，即便是诗人付出生命代价亦在所不惜。

　　唐人对人生感悟的至高点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此诗有“孤篇横绝全唐”之谓，闻一多先生赞其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见《宫体诗的自赎》）。关于唐诗孰为最佳，其实观点不一，比较公认的是《春江花月夜》乃唐诗最佳之一。此诗在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基础上更进一步，写景的画面感更强，动感也更强，诗人纵贯古今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深刻，特别是其中的这几句：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几句是此诗的精华所在，是张若虚乃至所有唐代诗人关于生命意识、宇宙意识的最深刻思考，在哲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说唐人是在用诗写哲学。

盛唐

　　盛唐是唐王朝步入鼎盛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诗歌也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唐玄宗开元及天宝初年，诗歌迎来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诞生了李白、杜甫这样引领时代的诗仙、诗圣，其作品精致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体现出了与盛唐社会相对应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作为唐诗的两大重要流派，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创作高度发达。前者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作品建功立业的气氛浓郁，情调豪迈悲壮，表现手法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后者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最为知名，作品主题多反映闲适、隐退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形式上多五言律诗及古体诗。

　　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李白在游金陵凤凰台时写下被誉为“唐诗七律第一”的名作《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按照我们之前所述诗歌的一般评价标准，李白此诗是诗中有画，而且画面富于动感，写景有远有近、有实有虚，气象贯通古今。后来杜甫也写过一首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名作《登高》，关于此诗的赏析较多，我们不加赘述。这里我们介绍杜甫代表作之一的《秋兴八首·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

　　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

　　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

　　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

　　已映洲前芦荻花。

　　此诗的首联可谓感情充沛：当诗人望不见长安时他就去望北斗，因为他认为北斗始终照着长安。杜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实现诗人的情绪与景物的高度融合。对于一首诗来说，如果能够完成把作者的情感完整恰当注入诗中的任务，那么它一定是首好诗。

　　除了恢宏的想象与充沛的情感，盛唐诗作中也有一些带有哀愁的作品，比如边塞诗代表人物岑参的《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此诗描述的是诗人托请入京使捎口信回家报平安，其中哀愁淡淡，然亦情感真挚，而这样的感情并不能阻挡诗人期盼建功立业的脚步。

　　王昌龄被誉为“七绝圣手”，甚至有观点认为他的七绝比李白还要好些。王昌龄尤以边塞诗见长，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出塞二首·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之前我们提到，一般的边塞诗很容易写成汉乐府倾向的悲怆之音，但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创作并非如此。此诗前两句虽然也有淡淡的哀伤，但随后两句就是情怀壮阔、心志昂扬，诗歌的整体情绪是积极向上的。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不同阶段的唐诗创作，与其所处时代有着非常明确的精神共鸣。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也创作过边塞诗，比如著名的《使至塞上》。这首诗的特点在于，诗人所见塞上诸景对于盛唐人来说算是比较微小的景物，但是在王维的笔下，远远超乎眼前写眼前、个人写个人的局限，写出了塞上独特的壮阔风貌，体现出盛唐诗人的开阔胸襟。从盛唐的田园诗来看，其创作也受到了盛唐环境的影响，只不过它们并非“盛唐气象”的直接体现，这里我们也略去。

中唐

　　中唐以后，随着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王朝由盛转衰。不过由于盛唐时期的高度积累，加之四川、淮河以南等地受战乱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因此盛唐气象虽然呈现出衰退的态势，但这一时期的唐诗创作依旧呈现平和之风：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创作手法从奇幻虚构和夸张修饰转向严格写实，写作方式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练习，艺术风格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由此中唐诗歌的发展有别于此前的盛唐气象，开始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写实，艺术上追求冲淡平和，追求韵味，推崇工整精练。中唐比较重要的是大历诗风，以刘长卿、韦应物以及大历十才子为代表；元结、顾况以及后来元稹、白居易的元白诗派，通过新乐府诗来反映现实生活；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开始了苦吟之旅，追求诗歌艺术的精进；刘禹锡、柳宗元则将诗歌的艺术美与诗人个体的人生沧桑加以融合。

　　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就体现了中唐诗风在昂扬的盛唐气象之后的创作转向，更多体现出诗人个体的孤独意绪：

　　三年谪宦此栖迟，

　　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

　　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

　　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

　　怜君何事到天涯。

　　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也能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中唐诗风的这种转向：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从诗歌创作的选景角度来审视，本诗与盛唐诗歌同类作品其实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作者带入了个人较为低沉的调子，与盛唐同题材作品中呈现出的强烈生命感悟、宇宙意识截然不同，因而作品风格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变化。

　　当然，从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来说，在中唐诗风转变过程中，依旧会不可避免地保留一些盛唐气息，比如刘禹锡的名篇《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作为怀古诗，诗句依然保留了一点盛唐的意思，但是整体风格一改盛唐的昂扬之气，诗人在抒发怀古之情的同时，也在抒发自己对唐王朝国势衰微的无奈，尤其是最后一句，诗人所感受到的苍凉跃然纸上。

　　柳宗元是刘禹锡的好友，他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所寄四人中就包括刘禹锡，其中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亦残留盛唐气象，意境不输，胸怀广大，但是跟盛唐名篇相比，气势已然弱了不少。

晚唐

　　进入晚唐，封建王朝秩序急转直下，唐王朝已经基本丧失了对藩镇的控制，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再加之黄巢起义等的影响，中唐时期尚能维持和平的一些地区也饱受战火摧残。这一时期的唐诗或反映现实，或雕琢诗句，诗风呈现出伤感无奈、细腻柔软等特点，艺术上一方面继承中唐以来对诗句的精工雕琢，另一方面也重视天真自然、隽永平淡。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是李商隐，他的作品中不少为“无题”之作，而且后世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互相争论，颇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感，甚至接近于小说中的意识流。我们通常说好诗都是相对易读的，但是李商隐的名篇不在此列，朦胧中有感伤情绪，同时又具凄凉之美。至于其《乐游原》诗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以为不仅展示了唐诗的胸襟，而且是唐诗中生命意识的最后一次挣扎。

　　晚唐时期的边塞诗也展现出了截然不同于盛唐同类题材诗歌的特点。比如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此诗体现出的是诗人对战争残酷性的严肃思考，已经完全异于盛唐时期边塞诗所呈现的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

小结

　　以上是我们为大家简单梳理的唐代诗歌发展情况，其实还有很多优秀诗人及作品来不及列出。唐诗在初盛中晚各个时期体现出的胸襟气魄，以及对生命、宇宙、时空的思考，在诗歌创作史上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从而将中国古代诗歌推向了顶峰。

　　伴随着唐王朝的不同历史时段，唐诗创作也体现了不同时段的特质，这种历史时期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联，让我想到了美术史上的一个著名说法，即北宋黄庭坚所云“韩生画肥马”“戴老作瘦牛”，即盛唐画家韩干善画马，其马皆肥，而中唐画家戴嵩善画牛，其牛却瘦。唐朝作为一个艺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其不同时期与艺术发展之间的贴合性，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中的唐诗创作，也体现在其他诸多文化领域，这也是唐朝文化研究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

　　演讲人：王振良 演讲地点：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网络讲座 演讲时间：2024年6月

　　王振良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古籍保护研究》编辑部主任，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稗谈书影录》《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与藏书家》等，主编有《问津文库》（109种）、《天津文献集成》（全50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