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岁远跨重洋赴中国香港做交换生开始，安乐哲先生的人生轨迹就此转变。一次为诗歌创作积累人生经验的东方之旅，意外地开启了他研习、翻译、传播中国哲学的道路。受劳思光、唐君毅等学者的影响，安乐哲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段早年的求学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学术旨趣，更铸就了他致力于中西哲学对话与文化交流的终身事业。

　　多年来，安乐哲一直致力于向西方传播、阐释中国哲学，他独创了“以中释中”的翻译方法，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淮南子》《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出版了《“生生”的中国哲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等多部著作，为西方读者搭建了系统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学术桥梁。他先后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孔子文化奖”和“中国政府友谊奖”，成为促进中西文明交流的友好使者。在采访中，安乐哲先生始终对自己为中国哲学国际传播方面所作的贡献保持谦逊的态度，认为自己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安乐哲先生接受中国孔子网专访

　　宫英英：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文化，您认为是什么？

　　安乐哲：我个人认为，如果谈中国文化的特点，一个代表性的字是“礼”，礼貌的“礼”。“礼”，我们把它翻译成ritual，ritual的意思是典礼，但典礼只是“礼”的一小部分。“礼”是家庭制度，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社会语法，是一个social grammar（社交语法）；我们知道应该站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应该说什么，是因为有“礼”。“礼”是文化，从动物变成人的过程就是礼化，“礼”是文明化的一个办法。

　　宫英英：您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运用了许多独特的翻译方法，这些方法深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请介绍一下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体系。

　　安乐哲：我认为翻译书籍不仅仅是翻译文字，更是翻译文化。text translation（文本翻译）跟cultural translation（文化翻译）是相关的，我将我的翻译方法称为比较文化诠释学（Comparative Cultural Hermeneutics）。比较文化诠释学需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了解另一种文化传统，必须先理解你所持有的预先假定，这与“知己知彼”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双向诠释和理解的过程。当我把中国的哲学经典翻译成英文时，会先了解其内容，然后再翻译，不仅是翻译字词，更要翻译其中的意义、思想、内容，而挖掘内容需要用到比较文化诠释的方法。

　　宫英英：您曾多次提到“一多不分”观点，您认为儒家的“和而不同”与“一多不分”有什么异同？您如何理解儒家的“和”文化？

　　安乐哲：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一多不分”是唐君毅从《易经》中总结的观点，其中的“一”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独特性，“多”则是这个人的家庭、社群等。从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角度来说，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先深入了解他所处的环境。

　　“一多不分”是一种描述性的表达，而“和而不同”则代表一种价值判断。“一多不分”缺了“度”的概念，“和”有“度”的含义。“一多不分”描述的是一个过程，其中“一”与“多”相互融合，没有明显界限，但这个过程的推动力似乎略显不足。相对而言，“和而不同”所描述的过程性更为清晰，它强调的是在保持差异的同时寻求和谐共处。“变通”与“和而不同”在理念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样，“体”与“用”之间也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体”是现象性的，“和”同样是现象性的，“一”也是现象性的，所有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过程性的宇宙论，即它们都是“emergent”的——不断生成、演化的过程。而“生生”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它描述了一个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宇宙。

　　宫英英：刚刚您也提到了“生生”，您认为“生生”二字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也一直在从事相关研究，请您简单说明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安乐哲：现代很多优秀的中国比较哲学家们一直提到本体论的概念，本体论翻译自古希腊语ontology，其中的“on”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成分。我认为把它翻译成本体论是不对的，因为“本”是具有生命力的。在古典文学中，“体”常被理解为具体的体现，它可以是大蒜、萝卜或土豆等生活中的实物，都是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所以，中国的本体论并非古希腊哲学中那种永恒不变的概念。引入古希腊的本体论不仅会使中国自身的哲学变得模糊不清，而且还会混淆两个不同的哲学传统。因此，我们需要清晰地区分这两种传统，以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它们。

　　如果说古希腊的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主要是关于本体论的探讨，那么中国同样拥有自己独特的第一哲学。中国的第一哲学强调的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being”，对应于古希腊语中的“on”，用以描述世间万物的存在状态。因此，当我们说人类是“human beings”时，实际上是在强调每个人一出生就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这个“being”是我们所有人都共有的一个属性，它代表了某种恒定不变的特质。然而，与中国哲学强调的生命不息、变化无穷的理念相比，古希腊哲学对于“being”的理解更侧重于存在的静态和不变性。

　　中国传统“生生论”是human becoming，是一种成人之道。人并非一个固定的起点，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从起初的默默无闻，通过不断学习与努力，逐渐培养自己，最终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在这个过程中，“human”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身份，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的个体性并非生来就有，而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塑造与形成的结果。

　　宫英英：您在《儒家角色伦理：21世纪道德视野》一书中提到：儒家学说与个人主义相反，它尊崇的是一种角色伦理，强调关系和联系是其中的核心思想，您如何理解中西方关于关系的不同看法？

　　安乐哲：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第一秩序关系（First Order Relations）和第二秩序关系（Second Order Relations）。第一秩序关系是关系构成性（Constitutive），交朋友被视为一种彼此创造的过程。在这种观念下，个体的价值和身份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和实现的，如家庭关系、社群关系、朋友关系等。

　　第二秩序关系强调个体的自足性。以古希腊哲学中的“human beings”为例，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human being”，无论我们经历何种变化或活动，我们始终保持着“human being”的本质。比如，当我与你成为朋友时，这种友情关系属于第二秩序关系，即便我们因某种原因吵架并分开，你依然是你，我仍然是我，我们各自的“human being”身份并未因此改变。这就凸显了第一秩序与第二秩序关系的区别：第一秩序涉及个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而第二秩序关注的则是个体自身的本质和自足性。

《儒家角色伦理：21世纪道德视野》书影

　　宫英英：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可能更强调“我”和“你”的不同。

　　安乐哲：对，你说得不错。中国哲学中的友谊观念，强调朋友之间的差异性是建立友情的起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观点。在西方哲学中，友谊始于彼此的相同，视朋友为“第二个我”，侧重于朋友间的相似性，将朋友视为能够映照自我、确认自身道德品质的一面镜子。

　　宫英英：您对推动张祥龙、孙向晨等学者的“家哲学”有兴趣，您认为“家哲学”的当代价值主要是什么？

　　安乐哲：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世界最大的问题。当今世界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国际间紧密的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我们要跳过个人主义的概念，承认我们之间的互相关系，这不仅是人的互相关系，也是国家间的互相关系。所以中国没有办法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美国没有办法，欧洲也没有办法，只有合作才能成功。

　　宫英英：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于增进相互理解、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届，为中国哲学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在这样的国际性论坛中，您认为中国哲学应如何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安乐哲：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儒学与亚里士多德在各自文化传统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要进行两者之间的比较，应该从最基础的概念出发。西方世界观、宇宙论都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关联。在19世纪后半叶，尼采在其作品中提出“上帝死了”，这句话表达了对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永恒不变观念的排斥，主张一切皆可变通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的思维方式、语言是有本体论性的预先假定，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国古代儒学进行比较是理解差异的良好起点。

　　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不应消极地等待西方指挥，而应积极把握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如共享、包容以及“己欲立而立人”等理念。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和承认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困境与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问题可以通过方法找到解决方案，而困境则需要我们的深刻觉醒才能有效应对。这种觉醒不仅要求我们改变行为方式，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达到目标。儒学正是我们推动这种觉醒与改变进而改变世界的强大动力。

安乐哲先生参加第十二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

　　宫英英：您曾被授予“孔子文化奖”“中国政府友谊奖”等奖项，被称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您对想要向西方传播好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有什么建议？

　　安乐哲：虽然我曾荣获这些奖项，但我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个崭新的中国不断崛起。然而，从大多数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他们直到大约2005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政治、经济力量的日益增强。由于之前对中国的忽视，外国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这种不了解往往会引发恐惧。因此，外国“敲打”中国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然反应。但我们不必过于焦虑，五年过去了，中国依旧在；十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强大；二十年过去，中国仍然屹立不倒。我们要有耐心和信心，逐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最初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外国的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将“天”译为大写的Heaven，将“义”译为righteousness，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宗教概念的影响，导致后来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往往并非真实的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外国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国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像唐朝那样的盛世，但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追求的不是简单地回到唐朝，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唐朝，吸引更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

　　宫英英：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语言类的学者，是不是也应该有义务翻译好中国的文化？

　　安乐哲：对，过去的翻译多是与宗教概念有关，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让中国讲述自己真实的故事，这正是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

　　宫英英：随着中国文化在西方掀起热潮，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哲学，您对学习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有什么建议？

　　安乐哲：维特根斯坦曾说，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我撰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另一本是《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都是很好的学习中国哲学的工具书——如果谈道，道就是道；如果谈天，天就是天；如果谈人，人就是人——最大程度还原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西方学者学习中国哲学必须学习并掌握这些核心词汇与概念，才能更深刻领悟其中的内涵与意义。

《经典儒学核心概念》书影

《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