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君子”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与人格价值，它不仅仅是对个体品行的赞美，更是理想人格的典范和社会行为准则的高度体现。孔子在《论语》中通过对君子形象的阐述，确立了“君子”的道德楷模地位。君子不仅是道德规范的模范执行者，还是人格完善的积极追求者，“君子人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人格理想和精神风貌。君子之道，至今仍为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内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参照标准。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传统的君子文化也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儒家思想中的君子理念，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理应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儒家哲学的核心精神是“生生”，而在当代社会，以“生生”为体，当以“有为”为用，当代君子需要明体达用、行德建功，成己成人、开物成务，成为新时代的人格典范。

　　生生、易道与社会秩序

　　“生生之谓易”可以说是“易道”演变过程的实质的体现，也是对“易道”的总结阐释。张载在《横渠易说》中解释“生生”说道：“生生，犹言进进也。”（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190页）他将“生生”解释为“进进”，强调生命的不息与活力。在讲“道”的演绎时，《系辞》用“继”“成”两个表示连续过程的词解释，同时强调“日新”，“日新”与“生生”可以互释（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卷一，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这些都在强调“不息”与“活力”。同时，《易传·序卦》解释《周易》六十四卦演进过程时也强调“不息”与“活力”，例如“剥”卦后紧接着是“复”卦，即为此意。程颐认为：“生生相续，变易而不穷也。”“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022页）也以阴阳变易之无穷，解释生生之理。“生生”有不息之义，而在不息中又体现出“日新”的活力。正是“生生”体现了“易”的变化之道。更进一步讲，天地万物时时都处于不息的变化之中，唯有这“生生”之义是不会变化的，“生生”之理即为“不易”之理。“易道”的最主要特征和本质就是“生生”体现的变易与不易。冯友兰先生讲：“宇宙间底事物，不是静止底。它们都在‘天下之至动’中，易象及其中底公式，大部分亦是关于变动者。《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这不是说，易能生生。这是说，易中多有关于‘生生’底象及‘生生’所遵循底公式……‘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事物的生生的公式。”（冯友兰：《新原道》，商务印书馆，第56页）

　　“生生”的另一特性，那就是“生生含德”，即生生的不息与活力中是包含道德要素的。《系辞传》中强调“生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善”，而且“生生”的每一个环节的终点又是以“仁”“用”表现出来的，“日新”中又含有“盛德”。同时，《系辞传》还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些都是在强调“生生”之中包含“道德”。程颢认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页）以“生意”和仁德解释“生”。认为此生意便是善。而这种“道德”含义的赋予又强调了“生生”的另一重要特性：秩序性。即“生生”不仅是生命冲动的不息与活力的体现，还是宇宙万物生命秩序的体现。“生生”的演进过程是有一定时序的。事物“生生”是有一个“中道”的状态的，人要有所作为，事物要达到好的状态就需要“正位凝命”，达到对“生生”的把握与理解。

　　戴震讲：“举生生即赅条理，举条理即赅生生。”也就是说，生生是一个条理化的过程，不是偶然的、混乱的。生生一旦缺失，整个易道就要停止运行，世间的一切也就不存在。“生生”是宇宙万物存在的一个必要环节。因此“生生”首先代表了一种生命的冲动，“存在”的冲动，宇宙万物想要获得生命的冲动蕴于其中。正是这种冲动构成了宇宙万物大化流行的动力，一旦丧失了这种动力，整个宇宙将是死寂的。但是，如果这种冲动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盲目与无目的的混乱，这种混乱又有可能消解生命的冲动所构成的“勃勃景象”。因此，“生生”还体现着事物秩序性的一面。“生生”连通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贯穿他们的演进过程。“生生”在生命的冲动与秩序中取得平衡、达到中道，连通了天地万物整体。

　　行德建功，明体达用

　　生生是世界秩序的实质，是现实道德展开的基础，君子把握此生生之道，故可推展出此世的德行。君子需要以生生为体，而生生所展现的生命的冲动与秩序，落实到君子身上就是“有为”。当代君子需要明生生之体，成有为之用，将禀得天地的生生之德落实到现实的功业当中。中国古代哲学特别强调“内圣外王”，当代君子之内圣即把握此生生之德，外王则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为建功。“生生为体”倡导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观念，它要求当代君子应不断自我更新，追求内在精神与外在能力的双重成长。“有为为用”强调的是实践与行动的价值，意味着君子不应满足于理论知识的积累，而应将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为社会作出贡献。在个人层面，君子应遵循伦理道德，修身齐家，培养高尚的人格；在社会层面，则应通过个人的努力与贡献，促进社会公正、增进民众福祉，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以“生生为体，有为为用”的当代君子，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包容并蓄的人格理想。在现代社会，君子不再仅仅是私人领域中的道德模范，更是公共空间里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遵守社会规则、发挥积极作用的现代公民。

　　“天行健”，即为天道生生，君子顺此而“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君子品质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体现了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时坚韧不拔、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当代君子发挥生生之德，不断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克服逆境，勇攀高峰。当代君子以其正面进取的姿态直面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不仅拥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更兼具肩负责任的决心。君子看到天道之生生，故能以积极乐观的目光审视世界，无论是面对日常琐碎还是宏大变革，都能持以开放接纳的心态，将困厄视为砥砺前行的垫脚石，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

　　当代君子“有为”的核心特质之一便是勇于担当。主动承担重任，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决断力和执行力，捍卫公正公平，促进社会和谐进步——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大局面前的果敢作为，更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得以彰显，如对弱者的扶持、对公平的坚守，始终坚持以实际行动履行公民职责，传递社会正能量。

　　“生生”意味着时代的变易与进步，当代社会的变动节奏远超传统社会，若要“有为”就需要在守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尊重科学技术，与时俱进，兼收并蓄。人文传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泉，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所在。在面对复杂多元的世界时，当代君子以人文的视角去洞察人性，尊重差异，追求和谐共生。君子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中的核心价值得以传承和发扬。此所谓面对“旧道德”的合理态度。同时，当代君子深谙科学的重要性，具备扎实的基础科学素养，而且能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科技进步，理解科学逻辑与方法论，并将其运用到决策与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若不如此，就不能在当代社会有为，促进人类的“共生”。此所谓面对“新科学”的合理态度。在“生生”的理念下，应该尊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科技的力量来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同时也要确保科技发展符合道德和文化的价值取向。

　　君子行德建功，必有所为，而有所为亦需有所不为。当代君子坚守道德底线，有所不为，不随波逐流，不见利忘义，敢于坚持正义。有所不为，是君子洁身自好、维护道德尊严的重要表现。在物欲诱惑面前，君子不轻易受到干扰，不参与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论身处何种情境，都能够坚守原则，拒绝妥协于一时之利。对于一切背离公序良俗、违反法律道德的行为，君子始终保持清醒。

　　成已成人，开物成务

　　“生必共生”“为必群力”。“生生”思想与“万物一体”观念紧密相连，中国哲学以为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宇宙的一部分，与宇宙的其他生物和事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万物的生生不息表明了宇宙的动态性和整体性，而万物在生生中自然而成为一体。生生不息而万物一体的宇宙，包含着万物的成就与长养。赵汀阳教授指出：“各种存在只有互相配合才能使每个存在达到其可能的最优状态。”（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第27页）站在这一角度来看当代君子，君子的有为就不能仅仅是孤胆英雄般的“自为”，而是能够禀此生生之德，以万物一体为价值指引，在实践中“成己成人，开物成务”。成己是成人的前提，成人也是成己的圆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当代君子胸怀大爱，对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和尊重，更是在行动上积极履行着关怀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体现出万物一体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共同体意识。

　　《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君子之有为，就是将以生生为核心的“性与天道”落实到现实世界当中，不断呈现在现实的文明秩序当中，成己成物（人）的“有为”过程，是对文明的不断贡献。此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当代君子诠释。当代君子以仁爱之心关爱他人，这种仁爱并非局限于“熟人”之间的情感投射，而是兼有对陌生人的推己及人的博爱。当代君子的成己成人，关注社会底层的疾苦，关心弱势群体的需求，无论贫富贵贱，都能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当代君子的行为体现的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情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与“友善”的落实。

　　而这也是《周易·系辞》讲的“开物成务”的文明论内涵。《易经·系辞上》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孔颖达《正义》曰：“言《易》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君子顺易道，就需要在有为的过程中“开物成务”。“开物成务”是儒家“入世”精神的哲理浓缩，也是当代君子有为的具体指向。要做到开物成务，首先需要理解万事万物存在的规律、本质，只有认识了万物之理，才能够用以指导人生社会以及治理天下。其次，万物都有其各自特性，人人都有其不同材质,开物成务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后，要革故鼎新，去除弊病,促进事物新生和发展。

　　“生生不息”“万物一体”以及“开物成务”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生存、生活的共同追求。在当代社会，应该将这种传统理念与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陈来先生指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要求不以谋取私利为处世原则，是“正义”的基础。从“生生”与“有为”的角度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共生”的底线要求，做到共生才有公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有为之君子成己成人，成己成人、开物成务才有持续之发展；“和而不同”是“生生”的展现样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只有兼容差异，才可能有真实的民主；“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有为君子在生生与万物一体指引下的行动逻辑，君子之有为，并不造成世界之冲突，反而以促进世界和平为目的；“天下为公”亦是君子的胸怀，只有抱着这样的基本心态，才可能坚守正义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百业万众皆可为当代君子

　　明代以降，中国社会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晚明“欲望的解放”成为时代的精神主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玉米等农作物的引入，社会形态也逐渐变为“庶民社会”。“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社会身份等级的松动，民众力量的上升，功利化、欲望的解放导致的社会风尚的奢靡化、道德的沉沦感和人情之硗薄”“在庶民社会的形成中，已有的社会与人心秩序逐渐崩坏，个体的欲望被重新激发，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却得不到恰当的安排。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再无法安顿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张志强：《“良知”的发现是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事件》，《文化纵横》2017年第4期，第57、59页）王阳明提出“满街人都是圣人”即是对此社会变化的顺应，这已经超出了将君子、圣人定位在精英阶层的倾向。“这种思想对于儒家圣学的社会化、日用化、普及化和大众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参见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中国儒学发展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2—1057页）

　　今天，中国社会结构早已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革。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社会角色和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影响着君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性和实践方式。新兴的职业和行业要求君子文化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发展出与现代职业伦理相符合的君子品格。君子的概念已远远超越了古代社会对其特定阶层或职业的限定，转而面向全社会，面向各行各业，任何一位怀抱良好意愿、矢志修养的人，都有可能通过不懈的努力，达到君子的境界。这一转变使得君子精神由少数精英群体独享转向全民，人人皆可为君子，人人皆有可能实现个人内在品质的升华、个人事业的成就。人人都可以以“成己成人”“开物成务”的有为精神做导引。以“生生为体”“有为为用”的君子在当代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阶层、阶级，当今社会，各领域皆可有为，各行业皆能有为，不同行业的人一起“为”，世界之生生才能最终呈现为灿烂的文明。君子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形象，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生长在千千万万普通人身上的鲜活品质。无论是科学家、教师、医生，还是农民、工人、企业家，只要积极向上，刻苦钻研，以诚挚、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以较高道德标准约束自己，便有机会成为君子。不同行业的人士都能够通过各自的职业特点，生动展现“有为”的君子品格。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