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早早养成一种习惯，乐意让我写下的每一部书都匍匐在早已存在的一种或多种高不可攀的文献跟前。”朱琺是古典文献学博士，也是作家，文献和创作以他独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他将写书形容为一种“微小的创作”，沿着破损的文献，拼凑和想象某个人物，某个故事。新书《安南想象》便是由此诞生。近日，朱琺和文学研究者、译者邓金明，诗人、学者茱萸一同探讨了这部小说集背后的世界。

　　朱琺长年从事越南古代汉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不同于以情节为主的传统小说集，在《安南想象》中，朱琺使用只鳞片爪的古典文献资料，把南方（主要为越南北部地区）的各种古怪事物乃至妖魔，逐一写成文章，篇章之间呈现平行关系，以此来重构《异物志》传统，重新书写、整理古代中国人对南方的想象，书写那些不容于正常秩序、不惮于片面和偏见的古南方怪兽。

　　“在对文献、对学术的追求当中，我接触到了这些跟我的现实相隔很远的材料，这批材料成为我职业、写作当中很重要的基石，”朱琺在分享会上回忆，本科进入中文系后，他顺其自然地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受到王国维“新材料激发新学问”的影响，他选择了域外汉文献作为研究方向，“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有人自古就是用汉文写作的，有一批汉字的遗产留待我们去发掘、发现，去阅读、理解。比如在东亚地区的韩日本，还有当时更不为人注意的越南古城安南，乃至更早的交趾——它到宋代时开始自立，属于域外，但依然遵循的是汉字文明或者儒家文明所提供的文明建制。”

　　面对文献的时候，朱琺的脑中经常会蹦出一些奇怪的想法，这些想法未必能为学术体系归纳，于是，他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写作。“我很感兴趣的一点，其实就在于这些不为理性秩序所能够梳理的、暧昧的、缠绕不清、模棱两可的东西，我称之为‘妖怪’，或者我沿用所谓妖怪学的概念，试图把它们整合起来，这也是《安南想象》这本书的起点。”

　　在《安南想象》中，朱琺收集了中国古代对南方的各种记录，“由于从气候、文化、地域各方面对遥远他者的不理解，所以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实之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虚构的意象、物象。”朱琺说，身为文献学者，主要处理的是主流的中国古代典籍，而“那些不太合乎儒家教诲的、也就是孔子曾说的‘怪力乱神’，在我们的典籍体系当中处在一种非常偏远、疏离、容易丢失的状态，但它还是被记录下来了，所以里面内容有需要我们重新发现的部分。”

　　“书籍在现实、在历史当中很容易破损、丢失，自古以来，也就催生一批人去打捞这些保存不完好的书，这种工作就叫辑佚，”朱琺介绍道。他的小说和辑佚有点相似，在小说里，他尝试依据一两行的文字或是破损的古老书籍，拼凑出某个人物、情节、故事，他把这个过程形容为“微创”，一种微小的创作。对他来说，知识和小说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我试图通过文字一层层地包裹知识，想象小说是珍珠——一层层的珍珠质裹住了杂质，最后变成圆润的、晶莹的、人见人爱的珍珠——当然‘人见人爱’可能只是作者的一种痴心梦想。”

　　“我在看小说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学者或者说读书人的专业知识是如何在小说的叙事中起作用的？”茱萸指出，对于知识的编织在《安南想象》中非常重要，在这本书里能够读到许多源头式的线索，比如帕维奇、柳田国男、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除此之外，诸如《山海经》《水经注》《异物志》等传统典籍也是朱琺小说重要的精神来源。

　　邓金明认为，《安南想象》的写作传统可以追溯到博尔赫斯《想象的动物》与钟鸣的《畜界，人界》。“《想象的动物》基本上是文本主义的，缺少某种经验的，里面没有‘我’的存在。《畜界，人界》里是有某种政治讽喻，这是他的情结和关怀，”邓金明说，在这种博物的、想象的、动物的写作序列里，《安南想象》很难被归纳，而其中可能包含着对于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理解，“书里通过人和动物的关系，重新思考今天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在今天动物成为重要的哲学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表述这样一个观点：或许我们是一个大世界中单调、乏味、理性、没有波澜的一个副本，这就是我写《安南想象》的一个基准线，”朱珐说道，他想要颠覆“原本”和“副本”的关系。最近，他想创作一部新的故事集《上海变》，想要“在山东路和山西路之间造一座山”， 在他的世界里，语言和现实总是互为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