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持续推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本色建设，加强新时代儒家思想研究阐发，中国孔子网特推出《尼山会客厅》访谈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解读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成功举办，中国孔子网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尼山学者方朝晖，围绕儒学与现代性、东西方哲学比较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孔子网】近日，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在山东曲阜召开，您如何看待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东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方朝晖：对于孔子，钱穆有一个说法，认为他是此前（孔子之前）两千五百年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此后两千五百年文化的创造者，因此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枢纽。孔子在继承三代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仁”和“礼”这两大概念，整部儒学史可以说围绕着这两大概念展开，如孟子沿着孔子仁学的路径发展，提出一套注重内在修养的心性儒学，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子则沿着孔子礼学的路径发展，提出一套注重外在规范的礼法学说，对汉唐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汉唐时期的周孔之教，还是宋明以后的孔孟之道，孔子依然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孔子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对柏拉图的注脚”，我们化用一下，可以说整部儒学史是对孔子的注脚。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思想成就，从这点来说和孔子有点相似。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他所创立的阿卡德米（漫步学派）学园继续存在了800多年。之后，在“黑暗的中世纪”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度成为禁忌、湮没无闻。直到13世纪，他的哲学才被托马斯·阿奎那发扬广大，形成了后来统治西方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体系。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各个哲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总得来说可以分为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两种类型。正如诗人柯勒律治所说：“一个人要么是柏拉图主义者，要么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与柏拉图注重超验、神秘、直觉的特点不同，亚里士多德更为注重经验、理性、逻辑，因此富有科学精神，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近代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中国孔子网】您如何看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说”，这一理论对理解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方朝晖：“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指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覆盖了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六百年的时间中，中国、古希腊、古印度、伊朗、以色列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提出的基本思想决定了此后人类文明两千多年的走向，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这一说法最大的优点是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将人类各大文明的思想置于同一尺度上予以客观、平等的评价。

　　首先，尽管这一观念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轴心时代”是一种理论假设，而非事实性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历史哲学，寄托着作者的某种哲学理想，而非一个以“求是”为宗旨的纯粹史学概念。其次，很多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忽略了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再次，“轴心时代”强调一种“哲学突破”，认为这一时期与此前的传统存在一种断裂，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遮蔽某些文明的特点，如张光直就更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破”，相比于突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主要的。

　　此后，史华兹曾写过《超越的时代》与《中国的超越》两篇文章，他虽不反对“轴心时代”这一说法，但用“超越的时代”来替换这一概念。他更为注重各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强调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的质疑，一种对彼岸世界的新的看法。同时，他也认为，“轴心时代”更强调与此前文化母体的断裂性，“超越的时代”虽然也强调突破性，但并非是与之前的传统断裂。

　　近年来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中华文明的演进是“连续性突破”，在周代那里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突破了巫术宗教，提出了天命、德、民本等思想，对人类社会试图做出理性化的解释。许倬云即据此认为，周代的“天命”概念便是雅斯贝尔斯讲的那种“突破”，早在殷周时期就已产生。

　　【中国孔子网】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哪些共通之处，又有哪些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东西方哲学的哪些不同特点？

　　方朝晖：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重视个人德性的培养，西方20世纪70年代有一场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而德性伦理学的源头就是亚里士多德。很多学者认为从德性伦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孔子，是非常好的进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比如德性伦理学关注行动者本身，也就是道德主体，而非行动，这与规范伦理学强调外在的道德法则、道德律令很不一样，认为德性的培养是对一个人品格的完善而非强制灌输。

　　具体说到不同，孔子讲德性是在西周礼乐体系崩坏，原有的贵族世袭制度衰落的背景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贵族世袭这一不利于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制度而言，主要强调统治者自身素养的提升。因此，此后儒家几千年都重视德性，倡导以德治国。

　　在西方哲学史上，认知主义一直是主流，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被称为德性伦理学，但在亚氏那里，这仅属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并没有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换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作为一门客观研究德性的学问，是一门科学，他对德性实用价值的重视应远不及柏拉图。因此这种对德性的重视仍然是以认知为取向，而非以实践为取向的。

　　中国古代的学问，如果以儒、道、释三家为主体来看，都以求善为主要目的，第一是求善，第二是致用。所谓致用就是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一方面是每个人精神信仰、灵魂安顿、价值观、人生观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是治国安邦，所以非常具有实用主义精神。这种求善和致用的精神，在人类很多文明当中都有，只不过各个文明在道路上可能不同，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也有所差异。希腊人则独一无二地把求是、求知发展到登峰造极，为了求是而求知，为了求知而求是。在希腊人看来，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一直到20世纪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仍强调哲学的智慧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科学”。这种求知、求是的精神往往摆脱了实用的生活需要。柏拉图曾认为，建立关于美德本质的知识（科学），才可能真正拥有美德。但亚里士多德发现，关于美德本质的知识或科学（伦理学）未必有助于人们实际上建立美德，美德的建立需要实践、需要修炼功夫。就像将一块石头往天上扔一万次，石头也学不会自动飞往天上。如果把人类的学问按照真、善、美三个领域来划分，那么中国古代学问属于广义的求善类型，而西方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属于广义的求真类型。这也是我在书中以“求是”与“求应”、“知”与“做”区分西学与中学的主要原因。

　　【中国孔子网】您在《中学与西学》一书中重新解读了现代中国学术史，您认为中学与西学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密切，我们应该如何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与共存？

　　方朝晖：在2022年修订版的《中学与西学》序言中，我由此前用“做”与“知”来区分中西学术传统的观点，进一步认为可以用“实用”与“思辨”更能恰当地表述中学与西学的最大差异。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文化的深入交流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之前，首先得搞清楚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何在、共性何在？唯有如此，方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否则无异于鸡同鸭讲。

　　在我看来，西方文化很重要的一大精神根源就是古希腊哲学，而中国文化的精神根源无疑是儒学。因此，就要在古希腊哲学与儒学之间进行对比。古希腊文化以哲学为代表，其根本精神是求真、求是，后来发展成文史哲、法政经、物理化的现代西方学科体系，就是建立在希腊人求知、求是的基础上，是一种典型的以认知主义为取向的学问。而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学问——儒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儒、释、道为代表中国传统学问则是建立在求善、致用的基础上。用一个不太严谨的比喻来说，儒家或儒、释、道学问与西方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传统更为接近，并不是一个以求知为根本追求的学问传统。学问性质不同，所导致的分类方式、精神境界、思维方式自然不同，因此也完全没有必要把中国传统学问五马分尸，强行纳入以文史哲等为代表的西方学问体系中去，就像没有人认为，基督教教义或佛教经典只有分解后纳入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体系中去才是它们的出路一样。

　　中西方学术及思想是可以相互碰撞、相互启发甚至相互结合的，但这种结合不应当是以中国传统学问的肢解为前提的。求知与求善，本来就代表人类历史上两种不同性质的学问传统，没必要混在一起，按同样的方式分类和探求。基于此，我认为中学与西学的结合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个科学家，非常爱好音乐。但你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则严格遵守科学的逻辑和方法；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则严格按照音乐的逻辑和方法。这样，在实际生活中，这二者自然会在灵魂中产生碰撞。众所周知，爱因斯坦非常热爱音乐，是个小提琴家，但他大概没有想过发明一套把音乐理论和相对论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据说小提琴演奏给他的物理学研究带来了灵感，这就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结合。

　　再比如，牛顿在信仰基督教的时候，按照教徒的方式去祈祷；但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则严格按照物理学的方法论来做。牛顿认为自己从基督教信仰中得到了巨大灵感，激发了科学研究的热情。不管他信奉的基督教是否有问题，但在实践中，他的信仰对他的物理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这种结合不需要先在理论上搞一套把基督教和物理学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些学科都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都为求是、求知的精神力量所推动。同理，一个人如果信奉儒学，做好修身功夫，就会让我们的心性更平和、胸襟更广阔，对从事科学研究也有好处，这就是我所谓的实践中的结合。

　　【中国孔子网】作为一位跨学科的研究者，您如何融合哲学、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儒学？

　　方朝晖：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我是学哲学出身，哲学思辨方法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对任何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至今是我做学问最重要的底色；来清华后受历史学方法影响至深，使我放弃了以前哲学高于一切的学科傲慢，认识到历史学严谨和务实的重要性。据我所知，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本来就是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一个人如果同时具备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背景，对其从事这一学科是有用的。

　　我从哲学进入思想史后，有一意外的收获，即：使我进一步突破了哲学和史学的限制，对文化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重要学科也产生了兴趣。当然我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钻研，任何人也不能。我一直是围绕着自己的兴趣来研究我感兴趣的问题，对所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采取唯我所用的态度。

　　我认为我的研究方法还是典型地体现了思想史学科的特点。那就是我最近总结的，这门学科以解释为最高使命，而解释以理解为基础。所谓“解释”，是指站在今人角度、基于现代视野，特别是站在全球不同文明差异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经典和思想。

　　因此，我试图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站在全球文明的立场，围绕儒学思想中自己感兴趣、且有重要价值的内容进行深度解释，从而揭示其意义。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动机，我觉得思想史学科的优势是使我超出了个别学科的局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

　　【中国孔子网】您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一书中探讨了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在儒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如何做好传统与创新相结合？中国学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寻找安身立命之基、内圣外王之道？

　　方朝晖：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以科举制、宗法制为依托的制度性儒家早已解体，但曾经支撑它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支配着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未来中国在社会整合方面与西方热仍然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治人而非治法，靠贤能而非制度立国，以伦理、德性为本而非以权利、自由为本。在核心价值上，仍然以仁、义、忠、信为主，而非以民主、自由、人权为主，当然并不排斥后者。因此，法治、自由、民主、人权等植根于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的价值，至少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文化的习性。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现代性并存的世界，是一个文明多元化的世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形成一种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与西方文明表面上相似但本质上不同的新型文明。所谓表面上相似，是指它接受了西方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包括法治与民主、私营经济、市民社会、教育和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个人自由、尊严与价值的确保，社会空间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与法治等等；而本质上不相似，则是指支配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仍然是中国式的，比如德、仁、义、忠、信、礼、孝等，这个社会中真正有力的东西仍然是人际关系，这个社会自我完善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治人”而不是“治法”，这个社会主要安身的落脚点仍然是家庭以及人际圈，等等。

　　中国学人在这过程中的主要使命就是学统重建，所谓的学统是指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包括一门学问所具有的独特的运作逻辑、意义世界和研究范式等。我曾经写过一本《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认为学统的迷失导致学人们在学术的参与中找不到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感受不到来自无穷无尽的意义之源的永恒和价值。这就需要学者尊重“行业自治”，尊重学术自身的逻辑。

　　而要想改变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到，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修炼传统，它迥异于西方哲学的认知主义取向，主要是一种为己之学，需要我们对待经典和圣人言教能够熟读玩味、自化自得，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践履和贯彻。如此，经典就能够融入我们的实际生活，与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生意义发生连接，成为我们不竭的意义源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本，才不会躁扰不安，迷失于声色嚣尘之中。

　　【中国孔子网】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您认为儒学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儒学这一文化资源，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方朝晖：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需要认识到，儒学虽然是产生于春秋末期齐鲁大地这一特定时空的学说，但在其后250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对于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还远播域外，对于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东亚儒家文化圈而言，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亚人民的文化习性，比如以德性为先，注重仁义忠信，爱好和平，顾全大局，勇于承担责任等特点。就欧洲而言，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都信奉儒学，对于欧洲人冲破宗教束缚、君主专制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就美国而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儒学在美国发展迅速，产生了一大批对儒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汉学家和汉学著作，他们有的人甚至信仰儒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夏威夷儒学和波士顿儒学。这就说明了儒学并非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它也有普遍性的面向，能够感动并影响到在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同人群。

　　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既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也体现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习性。因此，以恰当的方式将儒学的深刻内涵表达出来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一批具有良好外语水平和跨文化研究能力的学者，对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都非常了解的人去着力推行。此外，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修炼传统，作为一种为己之学，需要切切实实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行住坐卧中体现出来。这便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修身功夫，对于经典能够熟读玩味、切己体察，对于自己能够静坐观心、三省吾身。将这些功夫贯彻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气象、风度、胸襟、境界自然而然能够得到提升。如此，不言而喻，人们一靠近他就会有一种春风化雨的感受，自然是“近者悦，远者来”。

　　总而言之，儒学的传播一方面需要学者能够深入把握两种学术传统的根本性差异，能够将儒学的内涵恰当地表述出来；另一方面，这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身上把儒学给活出来，让人一看就有君子风度、儒者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