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总结其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及精神实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仅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而且也需要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我们党自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使其成为党领导开展思想文化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为了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集中力量致力于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建立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那么，我们要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呢？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新文化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第708~709页）。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也从推陈出新的角度明确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领导力量及建设目标等问题，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949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其后，毛泽东同志还把这段话作为他给《新建设》杂志创刊号的题词。由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建设在未来新中国建设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扫盲运动，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深入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教育活动，推进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除旧布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旧中国的教育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

　　为了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8页)。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的战略构想。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是根据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党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这一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2页）。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这些重要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强调物质文明建设，而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如果只注重物质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那就会走偏方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3~814页）。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大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实际，明确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战略思想。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系统总结了实践中所孕育的理论创新，并将其概括为“九个坚持”。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随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系统阐释。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概括了文化建设的“十四个强调”，并明确提出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七个着力”战略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认真回顾总结我们党一百多年来对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及其经验，对于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韩振峰，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