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为政以德”到“以德为先”，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是新时代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进一步开启了民本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空间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悠悠5000多年文明史上绽放出的智慧之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揭示了这一思想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思想来源及其内涵

　　有关民本的最早记载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该篇记载了夏朝太康统治时期，因为好田猎，怠于朝政，又不关注民生，王室威望急剧下降，到夏后相时，东夷的后羿取而代之统治了夏王朝，这就是著名的“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事件。太康的五个弟弟在洛水旁发泄不满，引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来控诉太康不听大禹的箴训而失国。

　　“民惟邦本”一语虽然出自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但新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厚父》篇可以证明此言来源较早。《厚父》篇记载周王向夏遗厚父请教夏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厚父就以先王“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总结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两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民心惟本”强调民心是政治的根本和根基，决定一个政权的兴衰；“厥作惟叶”强调民心决定了社会的趋向和发展。厚父的思想来源于夏王朝的经验总结，这一思想也经由夏人后裔传承到了周王朝。

　　周人提出的“敬德保民”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周王朝建立之初，居安思危，他们在总结夏商兴亡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民”的重要性，又鉴于商人重鬼神而轻民，所以从对天的怀疑开始，将天命与德、民心结合起来，由民本而产生出“以德化民”“保民”“人本”等一系列思想，这也成为孔子所倡导的为政以德思想的来源。民本思想正是夏商周统治者在不断总结治乱兴替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形成的。

　　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的眼中，为政以德是一个双向问题，一是需要为政者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二是通过教化，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和思想修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思想成为儒家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并在后世不断被践行。战国时代，诸侯为争霸而“争地”“夺民”，民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传统民本和孔子等早期儒家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辟见解。

　　来源于大禹的“民为邦本”训诫，经周人总结提炼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将之发展为“为政以德”。施行德政首先就要以民为本，必须爱民、重民、养民、教民。由此可知，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体，最后都落脚在“民”。

　　在古代的发展和实践

　　秦始皇统一六国，曾自比三皇五帝，设想“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讽刺的是秦二世即亡。汉初思想家贾谊总结秦亡教训，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以暴虐为天下始”。强调不以民为本、不施行道德教化是秦亡的主要原因，认为汉王朝要发展，就要重视民务，以德行政。面对社会凋敝、人民困苦的现实，以刘邦等为首的统治者提出“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决策，实际上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经历六七十年努力，才铸就了后来的“汉武盛世”。

　　隋亡的历史教训，让唐代统治者格外重视治乱兴替，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和朝臣讨论隋以及历代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见解，恢复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生计。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看法，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充分展现了一个王朝统治者爱护百姓、关注民生的风范。“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李世民的这一看法，正来源于儒家经典《论语》，也是“为政以德”的重要写照。更为重要的是，李世民身边会集了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一批能臣，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成就了反映唐代盛世的“贞观之治”。

　　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日臻完善。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人将工商业和农业并重，理学大家程颐提出为政“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的思想。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公元1043年，在范仲淹等人的推动下，宋仁宗开始推行了以民本仁政为指导思想的庆历新政，意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虽然这次新政以失败告终，却闪耀着民本主义的光芒。

　　明清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空前强化时期，君主专制加强并采取思想高压统治。如朱元璋反对孟子有关君、臣、民关系的论说，盛怒之下将孟子移出孔庙并取消其配享的待遇，还大量删减《孟子》而成《孟子节文》，阻止其思想的传播。但这却没有阻碍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深刻反思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感于清初血腥镇压南方农民起义的现实，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说，伸张人民主权、批判君主专权。明清时期，传统“重民—尊君”模式发展为“重民—限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富民”的思想进一步融入民本，形成了“新民本思想”，这为近代“吸收”西方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

　　思想的提升和转化

　　民本思想作为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虽然受到阶级思想、等级观念的制约，但重民、爱民却始终是“主旋律”，这也成为新时代发展的重要启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得到时代性、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人民利益，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毛泽东同志博通古今，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在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悠长的传统文化中，毛泽东同志对“民惟邦本”的思想进行改造升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制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他还把“为政以德”的思想改造成共产党员必须加强的思想道德修养，以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并时常以历史事件教育党员干部要为政以德、体恤民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理念，更是对传统“为政以德”思想高度凝练和提升。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是党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的实际应用和理论升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2024年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汇聚了他2012年1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有关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论述，展现了新时代党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认识。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强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为政以德”到“以德为先”，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是新时代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进一步开启了民本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空间。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