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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我所理解的孔子、《论语》和儒学

来源:走进孔子作者:刘强 2024-02-11 23:04

  一、重新发现孔子

  之所以说“重新发现”,是因为耳熟能详,自以为不用发现——我们都自以为认识了孔子,看清了孔子,理解了孔子。其实,哪怕天天读《论语》的人,也有可能完全不认识孔子,不知孔子是谁。

  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常常是被遮蔽、被侮辱、被平庸化、被污名化了的孔子——简言之,那不过是他们心中臆想的“假孔子”!有人就是靠着对“假孔子”的曲解和抹黑,出了书,当了教授,成了所谓文化名人。

  对于孔子,大多数人停留在中小学教科书或网络的认识水准上,即所谓“三家一人”说。“三家”即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一人”即儒家学派创始人。

  这样的理解不能说全错,却毫无温度和情感,全无“了解之同情”,更无“温情与敬意”。这样的贴标签式的理解完全属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却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拉近我们和孔子的距离,反而会使我们与孔子渐行渐远。

  2017年9月28日,我应山东卫视的邀请,担任全球祭孔大典现场直播的学术嘉宾。在曲阜的万仞宫墙上,当主持人问我“心目中的孔子”是怎样的时,我的回答也用了三个“人”字——圣人、恩人、亲人。

刘强先生在2017年祭孔大典直播现场

  首先,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如果要加个限定,孔子就是“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圣人。孔子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为圣王,唯有孔子,乃一介布衣,他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最终达到了“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圣者境界,并建构了儒学的“道统”。

  孔子晚年曾说:“吾道一以贯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知在孔子心中,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大道在。这个道,即人所当行之道——仁义之道、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圣贤之道。

  然而,正所谓“知德者鲜矣”,真正能明此道的人,可谓“多乎哉?不多也”。所以孔子又曾自叹:“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这话也可以看出,颜回去世之后,孔子举目四顾,天下之大,弟子之众,竟再无一个知音——那就只有寄希望于“天”了!

  我的体会是,想要真正理解孔子、明白其何以为圣人,绝非易事,不仅需要知识、需要情感、需要生命体验,更需要智慧。换言之,仅靠聪明和学问还真不足以知孔子!所以,子贡、宰我、有子、子张诸弟子,虽然没有一个不聪明,但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孔子去世之后,才仿佛经历一场“精神地震”,恍然意识到孔子的伟大,并纷纷感叹: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其实,孔子不仅把希望寄托给了天,也把道统的一线命脉传递给了后人,也即“后死者”。而“后死者”中,第一个全面认识到孔子圣德的不是别人,正是孟子。孟子没有得到过孔子亲炙,完全是从经典和传说中感知孔子,但他最终得出了结论: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的这一论断证明圣学之道统确实存在。孟子之后,历朝历代真有智慧和觉悟的读书人,无不确信并证明了此一道统的真实无妄。这些人都有一个感动人心的“共名”——圣人之徒。

  所以,孔子是不是圣人,这个问题在你追问时便有了答案。“圣人”这顶桂冠,绝不是孔子自封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也不是哪个帝王颁发的,而是“后死者”或者说是历朝历代那些认识了“真孔子”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们公认并且追认的!那些诋毁孔子,说孔子的“圣人”称号是其弟子哄抬出来的人,怎么不想一想: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其他人被弟子誉为圣人?或者说,为什么你的学生不把你“哄抬”成圣人呢?

孔子像

  说孔子是圣人,不仅因为其集智、仁、勇“三达德”于一身,达到了“即凡而圣”“参赞天地”的“内圣”境界,还因为其立德、立言、立功,在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中实现了真正的“外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乃是中华道统的奠基者,正是他建构了仁礼并重的价值体系、内圣外王的治理之道、中和兼美的道德文明。

  有人说,孔子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周游列国、干谒诸侯,就是为了“找工作”。这真是20世纪以来最大的“胡说”!要知道,孔子立的不是一时一代之功,而是千秋万代之功。所以司马迁才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其次,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恩人。“恩”从何来呢?我以为,主要在于孔子是中华“学统”的开创者,他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中华学术文化之全体大用,无不自“六经”中开出。所以民国学者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

  孔子就好比中华文化长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他把上游的河水蓄积存放,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下游,使这条文化的长河滔滔滚滚、永不干涸!这不是恩人是什么?孔子不仅奠定了“道统”和“学统”,还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让更多贫寒人家的子弟享受了教育的“机会平等”,改变了教育为官方垄断的历史。孔门三千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的教育成就古今中外罕有其匹。如此伟大的贡献,岂是一个“教育家”的称号所能了得?

  今天,一些受百年西化思潮影响的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常常喜老庄、贬孔孟,或者崇佛老、斥儒家——他们以为世人认同儒家,那么反儒家就是一种进步和革命,甚至是一种时髦。我认为,文化不仅是知识系统,还是价值系统,同时还是信仰系统。知识人不等于文化人——只有被文所化并能以文化人的人,才配称作文化人。

  一个文化人并不在于他学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他对滋养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信念,并能把这种信念转化为行动,从而去传承并更新这种文化,为其不绝如缕地存续于天地之间,略尽一己的绵薄之力。我不反对有些人以“知识人”自居,并对研究对象怀有一种类似“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但我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价值人”和“信仰人”。陈寅恪先生说得好: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当年王国维先生投湖自尽,正是他所信仰的文化开始衰落,他的信仰破灭。很多人以为他的死是“殉清”,我却以为是“殉道”。这一种带有哲学意义的死亡,不是一般“知识人”所能了解的。

王国维像

  最后,孔子是中华百姓的亲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标举和弘扬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泽被后世,影响世世代代、千家万户,已经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大道。孔子对孝道的伦理设计,以及诗教、礼教、乐教等教化体系的建构,追本溯源,归根结底,皆奠基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始基的“人禽之辨”。

  我写过一篇题为《“人禽之辨”:中华传统文化之始基》的论文,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就在于两种文化价值起点不同,西方文化主张“神人之辨”,而中华传统文化则奠基于“人禽之辨”。有了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系统,才使中国人有了朴素而又坚实的自我确信,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即使经历再大劫难,也能自我修复、浴火重生!我常想,父母给了我们肉体的生命,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知道“亲”;而像孔子这样的圣人,给了我们文化的慧命,让我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亲”呢?

  孔子还和他最喜爱的高徒颜回共同奠定了“师道尊严”,为一个注重“血缘”的民族开启了尊崇“学缘”的崭新时代。颜回死后,围绕颜回的丧事应该怎么办理,孔子和其弟子以及颜回的父亲颜路有过多次交流,最终是将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做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等价代换”。从此以后,“学缘不亚血缘亲”“师徒情深胜父子”,师者作为一个人智慧的启蒙者,得以和“天地君亲”并列,进入中国人的价值系统和祭祀活动。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孔子不是中华百姓的亲人又是什么呢?有人问:当代中国需不需要孔子?我的回答:不是需要,是太需要了!而且,不仅在中国,甚至再扩大一点,在整个“汉字文化圈”,论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没有一位文化人物能真正超越和替代孔子!我们看看梁启超在他未完成的《世界伟人传》中是如何评价孔子的:

  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一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

  吾将以教育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教育家也,而教育家不足以尽孔子。教育家之主义及方法,只能适用于一时代、一社会,而孔子之教育,则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也。……

  吾将以学问家尊孔子。夫孔子诚学问家也,而学问家不足以尽孔子。学问家以学问故而成家,而孔子则学问之所出也。

  吾将以政治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政治家也,而政治家不足以尽孔子。食政治家之赐者,不过一国……不过百年,而孔子之因时的政治,可以善当时之中国,可以善二千年迄今之中国。

  梁启超先生一生多变,但始终都抱持着一种真儒家的淑世情怀。他对传统文化始于怀疑和批判,最终却又肯认和回归。他对孔子的这种饱含情感的判断,是慎思明辨后的结论,而且出自真心,故而令人动容。

梁启超像

  说孔子是圣人,并不是神化孔子,恰恰是为孔子正名和归位。因为孔子为所有人做了最好的榜样!正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

  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总之,孔子一生好学不倦,勇猛精进,自强不息,超凡入圣,为后世确立了圣贤可学而至的高标懿范,感召千秋万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之谓,良有以也。孔子不是神,而是圣——而圣,首先是人。信神,是他信,是向外找力量;信圣,是自信,是确信人可以自带光芒、自我给力,是向内找自信!

  那些批判孔子的人,不仅是“智不足以知圣人”,“学”也不足以知圣人。他们忘了,孔子代表的不是“势统”而是“道统”。真正的儒家思想,一向都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历代帝王“尊孔”,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无不是体现其“尊道”,是为了给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建立合法性。所以,孔子被历代帝王所尊崇,不是孔子的错。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坏人也需要阳光,难道阳光被坏人利用了,就是阳光与坏人同流合污吗?这是什么逻辑呢?不是强盗逻辑,也是霸道逻辑!这种混淆是非的逻辑,有学者将其戏称为“荆轲刺孔子”——某些批判家,不敢向秦始皇开刀,只好拿孔子撒气,这已足见其可笑!而不论其多么诋毁孔子,都不能损孔子伟大之一分,这又足见其不自量了。

  二、激活《论语》智慧

  《论语》是一部什么书?其实也常常语焉不详,众说纷纭。或曰《论语》是一部儒家经典,或曰《论语》是一部道德说教的书,又或曰“半部《论语》治天下”。更“有趣”的说法是:《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作品。这一种说法不禁让人失笑。

  我的观点是:《论语》不是一般的书,而是“经”,或者干脆说,《论语》就是中国人的经典。20世纪以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学术界经历了一场“去经学化”“去神圣化”的思想运动,将“经学”降格到文学,将孔子由圣人降格到诸子。

  这样的一种“降格”运动看似革命、进步,实则是颟顸无礼,本身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因为这样一来,古代的经典便成了一堆可供研究的故纸堆和死材料,而将经典的智慧拦腰斩断,甚至荡涤殆尽了。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乎“花果飘零”了。

  我曾在《名作欣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误读〈论语〉多少年——〈论语〉读法浅说》,其中谈到理解《论语》的四个前提:

  第一,当明《论语》实为吾国第一部私家撰述,开启了六经之后“述作并举”的一个崭新时代。换言之,《论语》不仅不是通常所说的教条,反而是对一切教条的疏离与反叛。

  其次,当明《论语》绝非杂乱无章之大杂烩,而实为一纲举目张、首尾一贯、次第清晰、张弛有度的精心结撰之书,甚至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学术生命体”!

  第三,还当明白《论语》非知识性文献,实乃吾国道统及价值体系建构之真实律动,充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贤智慧,既有隐而不显的本体论观照,又有“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的修养功夫论。可以说,《论语》从头到尾充满了生活阅历、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绝不像有的人所说,是一堆可供学者研究的僵死的文献记载和历史材料!简言之,《论语》是一部生命之书、悦乐之书、自信之书、君子之书和实践之书。

  第四,也是对现代读者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读古代经典,切勿先入为主,以今律古,而失去读书人本该具有的“虚心切己”的态度和“转益多师”的美德。

  基于上述判断,我在解读《论语》时,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追求在文本细读、吃透元典的基础上,尽量完成从体认到体悟、从体悟到体贴、从体贴到体证的诠释过程。

  那么,怎样激活《论语》的智慧呢?我以为,仅靠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心灵史、精神史、生命史、思想史乃至人类学等的视角和方法以为奥援,方可触及和激活《论语》或者说一切经典的智慧。

  例子实在太多。比如,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解,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解读,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发掘,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新说等,我个人都有一管之见。尤其是对《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一句的理解,我觉得以前的理解都有问题,很多学者都把这句译作了“不做官是不对的”,我在《论语新识》中亦作“不仕无义之邦国”,尽管稍稍推进了一步,但还是未尽如意。

  为此,我曾写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讨,认为“不仕无义”是“隐居废义”的意思,彰显的是儒学“君臣之义”既有仕进也有隐退的内涵,而并不只是有些人理解的“做官冲动”!(详参拙文《〈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新诠——兼论儒学“君臣之义”的人学意涵与现代价值》)

《论语新识》书影

  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对儒学和孔子的误解,其实是长期以来传统话语“失语”的结果,也是经典翻译通俗化的结果。这使我们一叶障目、坐井观天而不知乾坤之大、天地之宽。更何况,有些人读书不是为了吸取营养,而是为了“反思和批判”,为了“挑刺”和“显摆”,好像古代那么多一流人物都不如他,都是被孔夫子欺骗了似的。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更是对历代文化学者智商的侮辱!

  三、守住儒学根脉

  说到儒学,我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因为我本来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也许是冥冥中有这么一种缘分,让我走进儒学的园地中,并发现“风景这边独好”。《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云:“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以此来表达我与《论语》的缘分,可谓恰如其分。

  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看重躬行践履与生命印证。中华文化念兹在兹的是一个“道”字:知道、闻道、悟道、体道、求道、行道、传道、弘道、达道,不一而足。而儒学的全部学问不离一个“人”字,故儒道者,亦可谓人道也。儒学之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故“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成己成人”“爱人亲仁”,即理想人格的不断完善与现实人生的全部实现,才是儒学最初也是最高的终极理想。

  因此,儒学者,“人学”也,虽“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又“不可须臾离也”。儒学不是执着名相、概念和逻辑的纯粹知识论体系,而是一整套涵容天人、沟通彼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修养论、工夫论和实践论,故其特别强调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学问思辨之外,更落实在“笃行”上;“致良知”之外,更注重“展良能”。儒家的学问和工夫,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圆满、人格精神的挺立、仁德智慧的涵融无碍。

  我在《论语新识·自序》中引用了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

  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儒学,并非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生命学问。陆放翁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亦云:“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

  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参见《论语新识·自序》)

  要深入理解儒学,梁漱溟在《孔子学说之重光》一文中所说可以参看。他说:“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最根本的学问。——明白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办法,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我们想认识人类,人是怎么回事,一定要从认识自己入手。”梁先生甚至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自己学”——有关自我的学问。最后他说:“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乡村建设》第4卷第5期,1934年9月16日)

  最后,我还想谈谈“儒学”与“学儒”的关系问题。今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颇有“复兴”之势,很多人对儒学趋之若鹜。但我发现,“儒学”与“学儒”的张力日益明显。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只是“研儒”,即研究“儒学”,却并不“学儒”。其人与其文仿佛两张皮,知行脱节,这难免让人大跌眼镜。

  有的儒学研究者固守一隅,排斥异见,背离了孔子“和而不同”之教;还有的学者,曲学阿世,随行就市,甚至跟风自售,摇尾乞怜,完全背离了儒者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情景真实发生在周遭,以致引起大众对儒家群体的“莫名其妙”,然后“敬而远之”,也就不奇怪了。

  在“儒学”和“学儒”方面,近现代出来的一批学者,如陈寅恪、吴宓、熊十力、钱穆、唐君毅、梁漱溟诸先生,都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他们独立不移的精神,堪为后生榜样。吴宓先生曾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自白:

《吴宓与陈寅恪》书影

  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只知研究“儒学”却不知“学儒”为何物的专家学者,是很难做到陈寅恪、吴宓先生那样“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

  作者简介: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

编辑:翟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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