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言：“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此即为后世称颂的君子“三德”——智、仁、勇。蔡元培视之为孔子精神生活的三个方面，并在本文中分别加以阐发。他将“多闻”“多见”以及对“知”的追求和诚恳，视为孔子爱智之代表，推崇儒家教育中的“君子六艺”。并且，他将通常指向“仁心”培养的“诗教”亦纳入“智”的范畴，更以“知力”的最高点为“道”。借此，不仅赋予追求“知”以崇高意义，更将“爱智”、求“知”与儒家作为“经世”之根本的“道”或者说“道统”问题相关联——求“道”也意味着对“智”的追求、对最广大、最高深之“知力”的追求。由此，“智”在“君子三德”中的意义格外突显；而以“仁心”挺立为要旨的中国古典教育传统，也与西方“爱智”传统隐有遥相呼应之意。他将孔子的“仁”导向了道德境界，以由“亲亲之爱”到“爱众亲仁”的延展为“仁”之起点，以“舍身成仁”为其最高境界，孟子“取义”之意由之而出。于是，“勇”的意义随之而来：“仁”“义”为“勇”之基础，且“勇”需得加以节制。有意思的是，蔡氏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好谋而成”“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为例来强调“勇”的节制，便使“智”成为隐伏于“勇”之背后的主导，或者说以人之理性主导“勇”之行为。这使“智”的意义再次突显。这一点，与梁启超颇有相类之处。梁启超亦曾借智、仁、勇“三德”，来阐释其“做新民”的主张。其中，尤为突出指向“不惑”的“智”，并将其转译为包含知识、智识、智慧三个层次的“判断力”——以判断力之养成为“智”。甚至，不仅将达致“不惑”的智识教育与面向“仁”“勇”的“养性”之教分列并举，更以“知”的启蒙教育为优先。然而，在传统的儒家道路中，仁、知、勇虽分为三，却实则皆统一在“仁”这一最高概念之下，更视“君子”的最高境界为“仁者”。因此，不难看出“西学”对于蔡元培这一代人的深切影响，对知识或智识教育的重视以及“援西入儒”的思想方法亦赫然显现，且蔡氏力促中国教育现代转型之举亦可由之略见一斑。以上为本文的大致背景及信息延伸。

　蔡元培与胡适（右二）、李大钊（右一）、蒋梦麟（左一）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孔子之精神生活 

文｜蔡元培

　　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对待的名词。孔子尚中庸，并没有绝对地排斥物质生活，如墨子以自苦为极，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论语》所记：“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谓“卫公子荆善居室”，“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对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态度。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他的精神生活，是决不为物质所摇动的。今请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来观察。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个爱智的人，尝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又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见他的爱智，是毫不含糊，决非强不知为知的。他教子弟通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又为分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彼劝人学诗，在心理上指出“兴”、“观”、“群”、“怨”，在伦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例如《国语》说：孔子识肃慎氏之石，防风氏骨节，是考古学；《家语》说：孔子知萍实，知商羊，是生物学；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见知力范围的广大。至于知力的最高点，是道，就是最后的目的，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何等的高尚！第二，在仁的方面。从亲爱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便是仁的出发点。他的进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最高点，是“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身]以成仁”。这是何等伟大！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踦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但孔子对于勇，却不同仁、智的无限推进，而是加以节制。例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焉，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又是何等谨慎！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观察外，尚有两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陶养。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毫无宗教的气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语神，敬鬼神而远之，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论之列。凡宗教总有一种死后的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狱等说来附会他。凡宗教总有一种祈祷的效验，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毫不觉得祈祷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无宗教的分子。孔子的时代，建筑、雕刻、图画等美术，虽然有一点萌芽，还算是实用与装饰的工具，而不认为独立的美术；那时候认为纯粹美术的是音乐。孔子以乐为六艺之一，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所不及的。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

据《江苏教育》月刊第5卷第9期193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