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必由之路，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一命题的提出极大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

　　近日，在山东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系列专题学术讲座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围绕对儒家思想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作出讲解。

　　儒家思想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十大观念。这十大观念几乎全部出自儒家的经典，全部出自儒家的主流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相契合？

　　儒家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担当的思想流派。儒学不是宗教，也不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伦理学说，更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哲学。它把国家的存亡、文明的延续扛在肩上。儒学不安顿人的灵魂，安顿的是人心，而人心是此岸的、是肉体的，所以儒学关注的是社会的发展，是人心的向背，是整个共同体的持续。

　　因此，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半是伦理一半是政治

　　所谓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社会科学化。在研究儒家思想的时候，应该引入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把儒家思想一刀劈成两半，一半是伦理，一半是政治；一半在私人领域，一半在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儒学不需要社会科学化，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就不需要社会科学化；在公共领域，儒学必须社会科学化，如在治国平天下的层面，儒学必须社会科学化。

　　儒学中伦理与政治的这两半，并不是并列的、独立的两部分，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可以说，儒家一直被伦理化、道德化，但实际上，治国平天下才是它的核心，道德是它的准备，伦理是政治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思想有三大要义。首先，儒学特别强调人性本善、君子人格、内在修养、自身教养，中国文化更多是靠内心的提升。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伦理，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独，然后久而久之，下意识状态就会形成一种君子人格，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就能够做一个有境界、有操守的人。

　　其次，儒家特别强调角色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有君的模样，臣要有臣的模样，做父亲有做父亲的要求，做儿子有做儿子应该尽的义务，这就是儒家的角色伦理。换句话说，无论处于何种层次，扮演什么角色，都会有相应的伦理形成规范与要求。

　　第三，儒家强调道义至上、仁义至上。本质上就是价值观至上、是非标准至上，不是利益至上或利害关系至上。

　　儒家思想的当代应用必须经过社会科学化的冶炼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儒家学说要发挥当代价值，要为当代所用，就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与处理，然后融入现代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从而指导对现代社会的治理，否则就没有出路。

　　如何理解儒学社会科学化？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包括儒家的经济思想，可以用道义经济概括。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市场经济不同，换句话说，儒家给所有的逐利行为、市场行为设立道德界限、伦理界限，道义经济的背后是王道和仁政；把一个超大型、超长历史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在中国的史书、古典文献当中，储藏了大量的管理学的遗产，可以概括为忠信管理，即下对上要忠诚，上对下要信任。这是一笔巨大而丰富的正面遗产，还有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案例，有待于我们用现代管理学的手段将这些遗产挖掘、呈现、表达；心理学也能为儒家命题带来别开生面的论证。有学者采用保罗·布鲁姆的现代心理学实验，赋予了孟子性善论以现代心理学依据。

　　儒学社会科学化，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学术与现实多维交织的过程，是东方与西方的思想观念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是儒学与社会科学在为中国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互相成就的过程。

　　儒学复兴实际上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

　　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实质是儒学的现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儒学为什么需要现代化？因为用现代的眼光看，儒学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儒学漠视个性，漠视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有一种义务本位的倾向，这一点不容回避。在儒家的文献中，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对家庭的义务，对种族的义务，对共同体的义务，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义务等。在今天强调创新的大背景下，如果继续漠视个性、抹杀个性、无视个人权利，肯定无法释放人所固有的那种巨大的创造力。

　　儒学的第二个局限性是过于强调亲情，强调人情至上、关系至上。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一方面它有巨大的好处，讲求人间温情、亲情、友情、乡情，但同时也有消解法治的一面。

　　另外，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始终没能解决对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约束问题。儒家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儒家寄希望于人的境界，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现在看来很难靠得住。怎样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防止对人类文明的成果造成损害、造成伤害，儒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鉴于中国众多思想流派当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而儒家学说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和局限这个现实，儒学复兴就不能是复古，而是和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表面上是走向古代，但本质上是要创造一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今天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要恢复到儒学当中去。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能够呈现中国经验，能够最大限度反映中国特点、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国学复兴、儒学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从这个文艺复兴当中，能够诞生一个促进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匹配，能够解释中国经验，向世界说明中国发展奇迹的现代社会科学。

　　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新文化

　　创造新文化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由此，我们需要对儒家的思想资源有一个本质性认知。

　　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证明了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照搬传统。对待文化传统，应是“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

　　其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积淀中汲取养分，从传统文化中开拓创新，走一条持中秉正的发展道路。

　　另外，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首要的就是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新的文化形态。

　　最后，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新文化，要秉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精神，经由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梳理、评估、扬弃和社会科学化处理重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对从世界其他文明传播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进行本土化的融会与贯通。

　　回顾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融通古今精粹，包容中外英华，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升华和处理，我们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新文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