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更深刻地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研究员。

　　▲（采访者简称▲，下同）：王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请您从总体上谈一谈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系的意义所在。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尊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提炼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虽然其生发于中国，但是却在规范性的层面上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一种全新的现代人类文明表现形式和存在样态。

　　从理论逻辑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质和发展特征，同时又内含了现代化共同特征意义上的现代文明的新要素和新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因此，在文明论的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塑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只有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通约性，才能更加清楚地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理论特征和价值指向；只有充分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机理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指向之辩证统一的内在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人类文明的现代形式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人类文明的现代形式呢？

　　●：在一般意义上，“文明”多与“野蛮”相区分，表达人类社会的社会化、人性化和科学化。启蒙运动以后，思想家们往往将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与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彰显生产力对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影响；科学和人性论被广泛纳入人类社会的道德层面加以考量，更加凸显了现实的、理性的人的实践作用。这两种基本的讨论面向，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理性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此后，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率先发展以及其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又以所谓的“西方化”表象蔓延全世界，对全球范围内现代世界格局的发展以及现代文明观念的形成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

　　具体分析，首先，人类文明的现代形式离不开工业化。所谓工业化，是指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新型生产方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相较于工业化出现以前的社会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其次，人类文明的现代形式离不开理性化。理性的启蒙祛除了人对于宗教神学的道德依赖，从神性世界观中解放了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理性化的本质就是“世界的祛魅”，亦即用理性和科学剥去迷罩在人类社会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对此，马克斯·韦伯认为，基于理性的现代科学具有祛除魅惑、促成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功能，科学进步是理性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基于理性和科学，人们再也不用像那些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世界或祈求神灵去诉诸巫术了”。技术和计算取代了巫术和玄学，这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首要意义。最后，人类文明的现代形式以“人”的回眸为基础。人文主义的兴起是“人”的价值发现的重要孕育，这一历史过程促进了人类认识过程由外向内、由认识对象向认识主体的转变，展现为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自然回归。主观精神世界的探索以及精神、意识、思维能动性的发展所造成的精神对于自然的优越性的彰显，实现了人的本性和生命形式的展现，进而促进了理性能力的提升，催生了“那种想要有意识地去认识最深刻的和具体的失去的热切渴望”，成为现代文明发展和科技探索的思想前提。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呢？

　　●：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并不是全世界同频同步的。既有的人类文明现代化进路是掩藏在文明进步发展外衣下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矛盾内核。其本身并没有像它所昭示的那样，在价值观以及实际行动上充分尊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发展利益和发展权利，反而是明显做出了许多拒绝承认西方以外其他地区社会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价值的现实行动。实际情况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张，受此影响，有些地区甚至至今仍然是西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虽然经过了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和解放运动的大潮，但是一些国家仅仅是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和主权，而实质上却仍受制于西方。这种实质上的受制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从更为细节的方面来看，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立场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着力从历史实践方面将其政治制度与独特的历史进程、地理文化和历史传统相结合，并以此论证西方殖民行为的正义性。它们试图将各国都纳入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系统之中。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以资本流通和资本输出为借口进行“公平交易”，实则是资本操纵下以“白条输出”和碳排放转嫁为实质的资源和货币掠夺。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西方凭借其传统的文化输出战略占领着许多已去殖民化地区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构成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致使以西方为主导的价值观念被强行“普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明的发展呈现哪些新特点？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该具有怎样的属性？

　　●：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它们通过物质基础的巨大优势支撑起文化霸权，同时，又以其文化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控制来巩固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霸权。然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经济文化逐渐复苏，当今的世界早已形成多极化趋势，多元文明的发展势不可挡。在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不断激烈碰撞下，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范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其背后正是多元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革命。

　　人类的文明新形态不仅应在当代意义上要与各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设定相衔接，更应具备放眼人类未来发展的文明视野；不仅要在横向上实现对现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审视和超越，更应在纵向维度上实现对人类历史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肩负关注人类经济发展与人类安全、兼顾人类前途和世界发展、承续人类既往文明与发展未来文明的多种重任。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应具有对人的价值关怀。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文明形态，在物质生产方面确乎带领人类走出了15世纪以前的缓慢而又停滞的循环发展模式，甚至于赋予了作为“当下的时代”的“现代”（modern）一词以历史自觉，并促使“现代”成为一个矢量概念。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变革都与传统古代社会的历史状态相区隔了。但伴随而来的，却是人的主体性不但没有更多地被获得，反而更多地表现为丧失，物质愈发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愈发荒芜，人陷入自身存在的矛盾状态中，这种非自由状态“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与之对应的社会存在状态，就是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劳动的冷漠化、功利化的社会关系，在工具理性下人自然也成为互相对立的存在。对此，人的价值的“找回”以及人的交往伦理的道德重建理应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首要任务。人类文明新形态要实现对人的自身存在状态的改善，就必须关注人类的未来发展状态，即要求实现对生产力发展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异化关系的改善，就要回溯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不仅要关注当前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生存的改善，更要继承和发扬人类一切文明，实现对人类永续发展的文明形式的建构和考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观念与现代表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践行“两个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政治观念有正确理解。请您谈谈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罗素曾言：“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若以文明论观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蕴藏在中华文明最深处、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生命力并且依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优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从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归礼于仁”，形成以儒家传统为指导的古代中国的制度发展模式，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代主权国家，中国作为亚欧大陆上古老的社会文明经历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我蜕变和民族发展进步历程。作为一种稳定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价值，它不仅在国家层面上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社会层面上有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而且在个人层面上有着“重义轻利”和“礼义廉耻”的道德情感。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观念而言，有两种观念最具代表性、也最能表达中华民族的政治品格：其一是“多元一体”，其二是“天下大同”。前者绵延千年，形塑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融汇中外的政治胸襟；后者根深蒂固，造就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文明底色。正是这两种政治品格，表征了华夏上千年来的政治信念。

　　在“多元一体”的政治观念中，最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理论线索便是“华夷之辨”。“华夏”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化与互相通约的，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华夏”，也没有完全片面的“夷狄”，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四方的政治传统。早在周朝时期，华夏就指代那些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并将之称为“诸夏”。孔子虽然有“华夷之防”的警惕，但是却也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的“用华变夷”的解决方案。到了东汉，何休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义疏·隐公元年》）的天下平等观。魏晋时期，北魏拓跋焘虽然自身并非汉族，但是也自认为是华夏正宗，并提出“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世祖纪第四下》）的政治理念。前秦苻坚、前赵刘渊等都竞相争夺华夏正统地位，形成了“华夷皆正统”的政治伦理观。到了辽宋夏金时期，辽、金相继自称北朝。它们与宋相对，前者占据传统的华夏腹地，因而自认为是华夏正统；后者完整继承了华夏礼制，从文化承接的角度拒斥北方，认为自己才是华夏祖先的接班人。直到清朝建立，清太宗皇太极更是明确表达“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清太宗实录》）。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不论是少数民族政权还是汉族政权，中国历代政权的执政者都在政治大一统问题上从未放弃对华夏传统的继承与传扬，他们几乎都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开始为自身政权的正当合法性作出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华夷之辨”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执政者们对华夏文明的追捧并据此获得王权正当性的政治角力，实际上却体现了华夏文明的内在吸引力以及其价值观念上的广泛包容性。它允许在同一时空下的不同族群能够有机会平等地获得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转换，允许不同民族通过融合互通的方式被对方接纳和承认，并由此而获得民族身份的政治认同，是鼓励不同政治单元之间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鲜明写照。“华夷之辨”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伦理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或者一方灭绝另一方的政治歧视，而恰恰是一种不同民族之间通过文明方式沟通交融的话语框架和政治行动，这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截然不同。

　　“天下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伦理上的又一重要表征。古代中国以天下为观，将世界作为整体性的天下之国。《周易》之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就是天下观念的最早体现之一。尽管秦朝制度结束了天下体系，但秦汉以后的中国仍旧以“天下”模式经营国家，因而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文明思想也都以“天下”为整体提出了超越当时现实的理想文明形态。在宏观的政治伦理上，“天下大同”讲求的是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的治理理念，试图寻求世界共同价值以消除政治实体的外部性，以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社会秩序；在处理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天下大同”并非要同化其他文明，而是要坚持和而不同、持诚对话的政治理念，寻求和谐万邦的发展状态；在政治文明的追求上，“天下大同”坚持胸怀天下的文明气魄，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文明世界；在个人的政治价值选择上，中国的士人乃至平民阶层也大多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信仰。概言之，“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天下大同”的政治观念体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着保全万物而不争的大格局，也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理想，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社会的理想政治模式的现实求索。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您是怎样看的？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文明经历了一段全面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历史阵痛期。在这一阶段，中国传统文化被不加区分地广泛质疑，部分激进派高举了“反传统”的大旗，主张破坏中国文化一切固有传统。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华文明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就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过程。第一次结合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旧学”的传统文化与作为“新学”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革命学说在同一历史时空碰撞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让“中国近代思想难产”境况开始发生转变，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活力被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念充分激发出来。

　　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明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科学理解。由此出发来理解中国的文化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到随着社会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历史变迁，反映这个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带动了中国的旧有文化的变革。但这种改变不是全盘否定性的，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现旧有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即新文化要对旧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积极扬弃。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中实现了自己的现代化发展。因而与其说近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不如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透过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涅槃的机遇。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才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表达形式，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形式的思想价值体系。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其现代转型，“多元一体”和“天下大同”也分别具备了政治文明的现代形式。前者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统一关系，后者表现为中华文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进一步追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规范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关系的一个恰当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一体”理念与“天下大同”理想在与马克思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的现实指导思路相结合之后，人类文明新形态诉诸的是“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在文明论的层面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和互相通约性，对中华文明的积极“扬弃”无疑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构成有着巨大的事实影响。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独特的文明气质，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改造，促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反之，也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赓续了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古老文明新的辉煌篇章。

　　从历史实践发展来看，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现代建构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与此同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探索，也反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中华5000年的文明发展和文明浸润，使得每个中国人早已将这种文化传统转化为直接信仰和坚定传承，这不仅直接体现为优良道德行为和道德风俗的传承，更在深层次意义上转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断探索，其中就包含着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例如，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开启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发展，更是将其作为中国具体国情的存在进行研究。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种“实境”，一方面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另一方面展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刚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及党外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内容包括：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相会通，既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规范性、道德性的内容，也借鉴西方文化科学性、体系性的学理，实现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从而更好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诸如“实事求是”、矛盾论、实践论等具有重要指导地位的、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结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同时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不可割裂的客观联系。

　　从总体上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既有的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文明“旧”形态的积极扬弃和超越。相较而言，在处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要求在生产方式上实现工业化，还要求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它追求的是一种后工业化时代的公共伦理秩序。在后工业化时代，世界范围内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极大，不同地区的人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存在巨大差异，价值观念和伦理信仰存在时空错位。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后工业化情境中应运而生的。它本质上是以追求共同价值为目的，凝聚各区域间价值共识、推动共同利益、平衡各方发展、协调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重塑政治伦理秩序的社会实践新方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全面的、整体的视角出发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意识形态和观念上层建筑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仅诉诸理性主义，不仅仅是停留在运用理性化和科学化来抵御玄学和迷信，而是主张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并重，从而有效解决由单纯过度的理性主义所带来的非人道主义弊端。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的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发展、共建家园。经济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形成世界各国经济的自主发展，不再存在资本垄断和金融霸权，破除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剥削和经济剥削；反对各地区内任何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得的社会整体财富积累，破除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反对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赞赏各国打造适合自身的政治体制；在各国和各地区的行政体制上强调坚持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文化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尊重文化多样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尊重少数族裔平等享有文化发展权利。社会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努力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生态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反对任何国家、团体、个人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攫取物质利益。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

　　▲：如您所述，在文明论的层面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和互相通约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独特的文明气质，促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发展。那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是什么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是对以往现代化“旧”道路中呈现出来的人类文明“旧”形态的积极扬弃。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曾指出：“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直接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其精准语言言说了文明发展与世界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利于推动构建一个更具稳定性和包容性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还凸显了人本身的价值和目的。就前者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对当前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思考和总体性解答；就后者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的“异化”问题，贡献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

　　当前世界多极化演进不可逆转，但基于西式现代化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主张对外实行长臂管辖和新殖民主义，试图将权力意志套上“普世价值”的伪装外衣，强行向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灌输“同一性”的文明标准和价值意识。这无疑已经成为引起世界动荡不安的潜在威胁要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共同努力，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发挥世界多样文化的积极作用，努力促成人类社会发展共识。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要走向更好更远的未来，就必须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产物，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不能脱离，但也应当不局限于以上两者。它应当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美丽的人们共享的人类文明成果。

　　马克思明确提出，任何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其历史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式的创造，而是在人类社会既有的发展基础上构建的，要在坚持现实性、历史性、开放性与跨越性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使之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从而既摆脱资本主义狭隘的文明发展模式，又有效处理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分歧，以促成更加广泛的共识机制。

　　今天的世界急需一种新的文明态度和文明选择。而坚持“多元一体”“天下大同”的中华文明业已不再止步于以“协和万邦”来解决自身内部的民族问题，而是开始超出自身内部“华夷之辨”的讨论框架，面向世界宣告一种具有世界性的、鼓励多样文明一体演进的文明发展模式。无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各民族政治的繁荣发展，为探寻兼顾自身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在这样一种实践逻辑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量精髓，同时也借助于世界性的话语框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世界语言，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深刻借鉴。时至今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概念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当中。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作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桥梁纽带的创新概念，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整体性文明的构建性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与“天下”观念，同时也衔接世界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为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富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话语叙事和讨论框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王立胜，男，1963年生，山东莒南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哲学研究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多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探》《乡村振兴方法论》《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等个人著作10多部，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等多部著作，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多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