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先后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深厚的文化积累对于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作用，为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进中国上古文明考古学研究，发展新时代考古事业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供了遵循。

　　发现“中国”

　　出土文献是考证历史的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大量地下文物得以重见天日。1963年8月，离西周原遗址不远的宝鸡市一陈姓人家在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铜器，这件器物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即使饱经历史风霜，也难掩其造型之浑厚、工艺之精美。然而在当时，该铜器还是沦为这户人家盛粮食的器皿。1965年8月，陈家又把这“废铜烂铁”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所幸天佑文脉，后因宝鸡市博物馆干部慧眼识珠，断定其为周代青铜尊，这件文物才辗转到了宝鸡市博物馆（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至此重获归宿。

　　1975年，青铜尊要去日本参加中国青铜器展。出国前夕，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看它外表张扬繁复、十分精致，腹足更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想必当有更加深厚的历史渊源，于是便对青铜尊进行清理，清理过程中竟又收获惊天之喜——工作人员在尊内底部发现了西周早期所铸、遗落千载的铭文！制成拓片一看，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计122个字，记载了周成王亲政五年时，于新营建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以及《逸周书·度邑》等文献记载可资互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由于该青铜尊乃是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做的祭器，考古学界遂命其名为“何尊”。

　　何尊铭文写道：

　　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武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令。敬享哉！

　　唯！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

　　唯！王五祀。

　　铭文内容主要包含四部分：一是王迁宅于成周与祭祀武王；二是何的先人公氏曾辅佐文王；三是武王克商后说要居于“中国”；四是王勉励何能像其先人公氏，并加以赏赐。通篇文字最为学界所瞩目的莫过于其中出现的“宅兹中国”四字，这是现存文献中发现最早的“中国”一词，其意义不言而喻、其价值难以估量。

　　重新认识到何尊铭文的历史文化意义之后，宝鸡博物馆说，这是我们镇馆之宝啊！马承源回应：这是镇国之宝。

　　从此，“宅兹中国”成为学界一绝大题目，引发专家学者立论无数。

　　何以“中国”？

　　何尊铭文中最核心的概念“中国”当作何解？是否当从地理方位、政治内涵、治理模式乃至宗教文化等不同层面对“中”进行多元化诠释？西周初年的“中国”概念是否为对夏商文化的一脉相承与“损益”？此一“中国”对后世“中国”历史有何关联，与绵延至今数千载的“中国”文明体又有何渊源？

　　“中国”相关的系列问题近年来成为学界热门话题。许多学者都认为重新界定或理解“中国”这一概念至关重要，不同领域学者都参与了讨论：葛兆光《宅兹中国》试图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许宏《何以中国》讨论早期“中国”的形成，许倬云《说中国》讨论“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历史，刘晓原《边疆中国》，李零《我们的中国》，王赓武作《更新中国》报告等，各路学者都基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谓多彩纷呈。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的称谓始于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但我们并不能保证将来是否会发掘出比何尊铭文更加古老的对“中国”的文字记录，因此如欲对“中国”作一知识考古学，便不得不追溯到“文献不足征”的夏商时期。关于古史考证的方法论，陈寅恪曾概括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也就是说，如果想厘清“中国”概念内涵，在借鉴学术史成果之余更需要“得地下之新材料……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当然也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充分掌握，以期对历史文化进行立体化的阐释和解读。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早在舜帝时即已萌发“中国”意识：“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此处“中国”似为地理方位中心的意思；而《尚书·仲虺之诰》则有“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意为“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也就是说到商代时作为地理方位的形式之“中”已被引申为寓意“大中之道”的“中”。其实细究起来，“王者居中”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政治理念最早可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即已蕴藉择“天下”之“中”而处之的内涵，若以此反推，则夏商周三代“中国”所寓意的“中道之国”内涵恐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何尊铭文所载周初重新来一次“宅兹中国”以求取“天下之中”的重大政治活动，正是对夏商“大中之道”的继承。

　　从武王、周公到成康，西周对“中”的持续重视均来自文王，而文王则是对夏商“建中于民”理念的深化。“清华简”《文王遗训》运用三个典故，讲的都是“中”，既有形式的“中”，更有寓意的“中”，可见“中”正是周文王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夏商至文王一脉相承的“中道”塑造了武王和周公，因此才有武王上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才有周公、成康择“地中”营建洛邑；才有《周礼·天官》和《周礼·地官》开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就是“中”，“以为民极”就是“令天下之民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这里“中”显然是一种政治文化寓意，周就这样把夏商所倡导的“建中于民”的思想深化为了后世儒家中国的基本政治理念。

　　通过考述三代文明的“中国”概念可以看出“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到孔子创立儒学时，这一理念更被明确地抽象总结出来。《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本篇以“尧曰”为题，似乎不单单是径取首二字以名篇，而有深意在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云：“《论语》终于《尧曰篇》，《孟子》终于‘尧舜汤文孔子’，而《荀子》亦终于《尧问》，其意一也。”邢昺《论语注疏》：“此篇记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语，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圣人之道，可以垂训将来，故殿诸篇。”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章实已逸出《论语》本文之外，再度将时空界限伸展至远古，对自尧帝至孔子诸圣人之“法语之言”予以表彰，盖以明圣人道统之传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法垂范！尧帝告诫大舜，《尚书·大禹谟》记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十六字心传”，实为圣王治道要诀，千古不刊。“允执厥中”四字最为紧要，点明先王之道，在中庸守常，诚如郑玄所言：“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之为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恰当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之间不偏不倚地允执厥中之道，须臾不可或离。

　　在儒家这一道统叙事谱系中，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上古先圣先王所传的正是“中”之道，“中道”是贯通二帝三王与孔子的纵摄原理。三代以上帝王的中道原则与宇宙论王制捆绑在一起，是一种体制化的秩序，在那种关联中，宇宙被想象为一个国家，映现了政治社会。从王者也会更替的层次来说，人受制于王、王受制于天、政治受制于宇宙、历史受制于礼法，王者唯有以“中道”才能获得统治的正当性，所以登基典礼就是基于“中”的统治权的仪式化宣示。

　　何为“中国”？“中国”就是作为一种文明而存在的“中道之国”。

　　“中国”再出发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理解中国的“金钥匙”，论断高屋建瓴，深刻阐发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能性、重要性与必要性。

　　墨子言，先圣先王言行事迹“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尚书》也说“天叙有典”“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典有则，贻厥子孙”。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今人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比古人更多的资料，透过前人未见的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能激活太多信息，某种意义上使今人比古人更能接近上古历史真实轮廓，这为更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综合考古资料、传世文献与学界研究的推进，以一种理性的冷静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从尧舜到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并达到了一个文化积累无比深厚的高度。

　　基辛格在《论中国》开篇中就谈道：“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基辛格的这一判断是值得重视的。

　　从孔孟荀到程朱陆王乃至现当代新儒家，中华文明始终在“中道”的引领下前行。如今，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对尧舜禹文武周公诸先王以及孔孟荀程朱陆王诸先圣所一脉相承的“中道”的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