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制度变革，使得原来与传统制度融为一体的制度化的儒家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体制性支持，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儒家的传播、儒家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被割断，进而造成了儒家“魂不附体”的状况。

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儒家处于消解过程，康有为面对不可逆转的走向世界进程，深刻体会到民族文化认同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试图运用西方的宗教资源，使儒家在脱离权力和政治领域之后，依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持。本文通过对孔教会建立过程中，康有为所受到的儒家内部的保守势力和社会的激进思潮的双重打击，从而为我们如何认识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一种反思性的题材。

在所有的后发国家中，“现代与传统”这个主题不断以不同的问题得以呈现。就中国而言，这个主题以“中西体用”、“国民性”、“科玄论战”、“古今”、“洋中”、“儒家资本主义”等等不断变换，但核心问题依然是一以贯之的，即中国古典的社会形态和知识形态，

人大举办国学院，有自己的“谱”，这是很清楚的。同样清楚的是，这个“谱”不是儒学的“谱”，要用儒学的“谱”来衡量国学院，那自然是“没谱”了。但国学院建立，是有利于整个传统文化的，这点大家心理也应当很清楚。

我主张国学院应以经学为首出，并不是要取消其他诸学，想把国学院约化为经学院或儒学院。只是主张有主次轻重而已。其实琴棋书画、卜筮方济等都可以研究，但经学应该首出。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学问之统绪一直如此。不突出经学，国学就成没主脑的东西了

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化意味着一种与过去的“断裂”（吉登斯语），如西方的启蒙运动相对于中世纪的断裂。而对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而言，现代化不仅是与过去（Past）之间产生断裂，同时也是与“自身”（Self）之间的断裂，因为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西方化的改革。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题为“讼城氐”的文献，整理者李零先生将它正确地释读为“容成氏”，“从文义推测，当是拈篇首帝王中的第一个名字而题之。此人应即《庄子·胠篋》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可惜本篇第一简已脱佚。”全篇现存完、残简五十三支，两千余字。

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文阙轶”的情况呢？孟子曾说“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

现代关于《易》学研究最重大的突破，是张政烺先生对甲骨、金文中所见“奇字”的破译——数字卦的发现。[1]张亚初、刘雨两人在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继续蒐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重新区别，分属商、周两个时代。由于六爻所组成的数字卦已见于殷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