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回顾已经走过的一个世纪，都在思考未来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学者在追问：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儒家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具有怎样的地位？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成为21世纪社会面临的两大任务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利用儒学的积极思想指导社会的实践？

　　应当承认，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东西方文化与基本价值观均衡发展的曙光已经闪现，东方的道德观终会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实际上，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是东方道德观的核心，而孔子的道德学说则是其形成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孔子的道德学说，从而认识儒家深蕴的智慧与理性，对于建设新文化，联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孔子的道德学说与他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他的道德学说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一点，历来已有不少学者曾经加以论述。不过，应当承认，这些论述对于孔子道德学说特征的把握尚有不足。为了全面认识孔子的道德思想，让我们对孔子的一整套道德规范体系进行分析：

　　首先，孔子的道德学说与其“礼”的思想

　　在孔子思想中，“礼”的思想具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孔子向往周礼，对周代以来的礼乐文明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礼”，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看法尚不一致。但人们公认，儒家文化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孔子的思想同样如此。“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所强调的 “礼”，其实就是周礼，是社会的典章制度、礼义规范等的总称，其内容十分广泛，单就维护社会秩序的层面而言，对每个社会成员，诸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等的行为准则都有具体的规定。周礼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作为一种统治方式，它对于当时的社会安定却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一提到礼，人们往往把它与“封建礼教”联系起来，其实，作为一种人文文化，周礼比夏、商时期的“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更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即使在今天，其秩序性内核还是不应否定的。

　　孔子执着于周礼，对实现礼治，实现文、武、周公之治抱有极大的热情。为推行周礼，维持礼治秩序，孔子对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具体的要求，他强调臣“事君尽礼”（《论语·八佾》）、“事君以忠”（同上）、“事君，敬其事而后食”（《论语·卫灵公》）、“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也强调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为政以德”（《论语·为 政》）、“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孔子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不主张实行“刑政”，这其实即是人们所说的孔子的“德政论”。为了推行“德政”，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不仅要求“为政者”本人以德治国，而且还要对下层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他希望在君子的影响下，使社会成员都具备优良品德，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本质上看，孔子的“德政”思想实际就是他的“礼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孔子的道德学说与其“仁”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广，但却以伦理道德价值为核心，以义务至上为准则，力图追求完美的人格。而伦理道德的社会化成果便是公共道德。孔子是一位道德至上主义者，他希望实现西周时期的那种礼的统治秩序，要求人们自觉地以“仁”的标准约束自己，由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道德学说。

　　孔子较多地谈论“仁”，反复论述“仁”，如果说“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仁”首先应该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以“仁”为中心，孔子又提出了孝、悌、忠、恕、信、义、慈、恭、宽、惠、敬、诚、温、良、俭、让等一系列德目，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孔子曾经说仁者“爱人”（《论语·颜 渊》），又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他提出的“仁”作为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所有做人的道理。孔子谈论“仁”乃以“复礼”为目标，以“孝悌”为基础。“爱人”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其它的德目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孔子不仅提出了仁德的标准，更指出了养成仁德的途径和方法。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具有仁德的人，首先应当承认人之区别于其他的天地万物的类存在，承认人的人格，在这样的前提下，每个个体的人才能从而具备人化意识和行为，进而推己及人，在人己关系中自觉地表现为爱护、同情、帮助等行为，相互友爱和团结。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孔子反复论述过立志于道的重要性，要求他们行己有耻、过勿惮改、周而不比、慎重交友等等。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实践，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德育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如“因材施教”、“重视鼓励”、“循循善诱”等等，而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则是受教育者本人“内省”，这也是孔子摸索出的道德教育的重要规律。所谓“内省”，就是要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反思，严格要求，扬善改过，提高修养。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通过自觉的省察之后，见有贤于己者向他看齐，见不贤者也对照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具备君子人格，真正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第三，孔子的道德学说与他的人性论

　　孔子的道德思想与他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认为“人性”中有一种天赋的德性，此即他所谓的“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或者“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无论是“德”还是“直”，其本质都是善良的。而这种天赋的善良德性彼此是差不多的，它深蕴于人们的心中，只有经过后天的道德教育,才能发展表现出来。

　　孔子认为人生而不同，可以有“上智”与“下愚”之分，认为“唯上智与 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论语·季氏》）显然，孔子的“上智”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在两者之间的人，孔子称为“中人”，他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样，孔子的道德教育学说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学而知之、困而后学的人，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后天的熏染改变自己的本性。孔子本人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人”之列，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说自己少年时出身贫贱，故能够做一些只有社会下层人士才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刻苦奋发，修德讲学，终于见闻广博，德术兼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性论有其明显的缺陷，他虽然承认人的本性可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不同程度地因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割断了所谓“上智”与“下愚”的人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不过，孔子毕竟承认社会上的一些人受到社会生活和社会教育等外部条件的影响，这为进行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道德风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四，孔子的道德学说与他的“中庸”思想方法

　　孔子“中庸”的思想方法是整个孔子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然也是孔子道德 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非常重视“中庸”，他给“中庸”以极高的评价，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第三章）他的孙子子思作有《中庸》一篇，专门阐发孔子的观点。《中庸》说：“仲尼曰：‘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时中。”“时中”乃是“中庸”的根本精神，它与所谓的“折中主义”有显著区别。《孟子·尽心上》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而无 权，犹执一也。”孟子所说的有权的中即是时中，具有随时变化的意思。孔子将这种“时中”的精神贯彻于到道德教育过程中，希望人们努力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这样，人们的道德便达至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在具体的行为中，孔子要求人们尽力做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从容中道”（《中庸》第二十章）、“中立而不倚”（《中庸》第十章），孔子重视“中庸”之道对德育的指导作用，因此君子为人处世应当注意“时中”，以合适的尺度来衡量，使社会关系随时得到改善，以维持社会安定的局面。

二、孔子的道德学说的特征

　　由上面的论述看出，孔子的道德思想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们纪念和研究孔子这位思想先哲，其宗旨在于“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对于孔子的道德思想学说，我们应该在把握其特征的基础上，肯定其合理成分，服务于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

　　首先，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

　　早在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后人在总结周公的思想时，都认为“德”在周公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过，周公之“德”与后来的“道德”一词在含义上却有一定的区别。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人谈及。但不论如何，“明德”与“慎罚”毕竟是相对的概念，“德”与后来的“道德”又有密切的联系。到了春秋时期，崇德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共识。一般人要名垂青史，“大上有立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统治者为政以德更为重要，“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在孔子所处的鲁国，春秋前期的著名大夫臧文仲就是一位崇德的典范。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评论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就是说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是可以的；而强迫他人以逞一己之欲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推己及人，以德为标支配自己的政治行为十分重要。臧文仲的这一说法很有代表性，后来，郑国的子产说：“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左传》昭公四年）二人的话如出一辙。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其精神显然与前者 是相通的。

　　孔子的思想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国度的产物，孔子的道德思想自然也同样具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以前，人们习惯于“批判地继承”之类的“科学”提法，即使在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批孔”高潮中也是如此。其实，关于传统文化的历史属性或者说它的惰性力，关于对待传统文化要区分“精华”与“糟粕”等等，人们似乎不断地谈到。因此，现在更为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深入发掘和正确概括传统文化中具有进步性的部分，领会其固有内涵的精神实质，以提升到普遍的理念上来。孔子道德学说的合理成分已经无需多作论证，在进入新的世纪的历史时期，它依然甚至更加值得认真借鉴。

　　第二，孔子的道德学说首先是对统治者阐发的

　　在周公那里，无论是“明德”还是“慎罚”，这些思想主张都是以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为出发点的。具体而言，“明德”的对象是周族的臣民；“慎罚”则纯是对臣服的殷民等异族的统治方式，《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说法，即表明了“德”与“罚”的对象不同。

　　由“德”与“罚”的不同对象，决定了前者主要对在位统治者而言，后者则主要是对下层人民而言。但归根结蒂，明德、慎罚还都是对“为政者”的要求。在春秋时的鲁国，在位之君受到尊重，然而，尊君并不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要求君主以德待民，建立德行，以“德”训民。人们认为，“民主偷，必死” （《左传》文公十七年），作为民之“主”，君主说话做事不可苟且，否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正因如此，鲁君的一些不合规范的行为便受到臣民的谏阻。从某种意义上讲，周之“体”体现于周礼，遵从周礼便是“明德”的重要表现。君主的行为要足以“训民”，就必须守礼，必须以德的标准要求自身。

　　鲁国的思想界也是如此，臧文仲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臧文仲主张君主应以德治民，认为“德之不建，则民之无援”（《左传》文公五年）。鲁文公五年冬天楚公子燮灭蓼时，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都灭亡了，他们的祖先皋陶、庭坚一下子就没有人祭祀了，感到很伤心。他们的国君不建立德行，百姓也没人尽忠效力。在臧文仲看来，要做到使民心无违，就必须“在位者恤民之患”（《国语·鲁语上》），实行德治，以使国家没有怨恨和敌对者。

　　这与后来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孔子看来，实施道德教化，“为政者”者的垂范作用至为关键，因此，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 颜渊》）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正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同上）

　　在任何历史时期，道德问题总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管理秩序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协调，无不联结着道德问题。由于领导者或者说是社会管理者的身教重于言教，因此，他们应当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来感召和带动他人，这就要求领导者们严于律己，努力做到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不计名利，积极奉献。在对道德问题的论述中，孔子一再提到过领导者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如志向远大、以身作则、知人善任、讲信修睦、慎言敏行、坦荡无隐、自控远虑、灵活变通等等，在领导者的影响下，人人自觉注重品格修养，由修身始，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

　　第三，孔子的道德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的“修己”思想

　　孔子的思想既以社会国家为本位，他又有民本主义的思想，这决定了他首先必须注意到社会上层的道德问题。然而，意欲安人，必先修己，因为用孟子的话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安人、安国、安天下，都应该从自身做起。

　　孔子一生中，常常论述人格问题，他涉及到的相关的概念除了“君子”以外，还有“圣人”、“志士”、“仁人”等等，而提到“君子”一词最多，仅《论语》一书中，“君子”就出现百余次。孔子用君子人格培养学生，也用君子人格律己律人。关于君子，笼统言之，应该是指居家处国或社会交往中表现出了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当官为政者可以为君子，平民百姓同样可以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爱人”是仁者之德，君子显然也是具有仁德的人。而作为仁者，注重“修己”十分重要。据《论语· 宪问》记，当弟子子路“问君子”时，孔子三次说道了“修己”，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说，君子应当加强自身的修养，首先应该认真地对待工作；进而则要使一些人生活安乐；再进一步，则要使天下所有的人都生活安乐。在孔子看来，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都安乐，这是连尧、舜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君子却应该以之作为努力的目标。具有这种精神和胸怀，就不会为一己之利和小的宗派团体利益而进行争斗，所以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从人性论的角度看，孔子认为，除了“上智”和“下愚”的人以外，其他的人都具有可塑性，都是可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变化除受他人的影响，被动地接受外来教育，更应自觉地要求自身，化被动为主动，加强自我修养，主动接受外部好的影响，自觉向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更何况，在孔子那里，真正“上智”、“下愚” 的人是极少的，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学习成为君子，成为既仁且智的“圣人”。如果人们自觉地以礼“克己”，主动以礼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仁人君子并不困难。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又说“为仁由己”（同上），能否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个人的主观努力最为重要。

　　在当今社会，人们注重“修己”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不言而喻，现代社会需要现代的管理方式，但是，传统理念仍然值得借鉴。如果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孔子以及儒家的仁义之道和礼治观念其实也是一种管理之道。关于前者，孔子主张对于人的重视，提倡人本主义，这就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谅解、容忍，人们之间相互尊重和理解；关于后者，从建立社会秩序的的角度出发，实行合理的分工，建立明确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孔子所谈的礼制便具有了它的合理性。事实证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任何组织实体和组织活动，都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否则，组织的存在和活动是不可思议的。孔子的道德思想特别强调礼让，就是使人与人之间保持协调和谐的关系，而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时，“人和”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而讲人和，即是讲团结，讲协调，讲礼让。只有上下一致，左右协调，相互团结，相互配合，才会产生巨大的集体力量，才会产生巨大的生命力。而归根结蒂，社会成员对自身主动加以约束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