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关键词：孔子；《尚书》；《书序》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李学勤先生指出，从清华简来看，现在不能证明，也不能反对孔子编百篇《尚书》之说。此类问题的再研究，其出路何在？刘家和先生在对清儒经学研究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研治经学的真工夫以及从事经学研究的路数，“恐怕还要一边下在小学一边下在史学上”。姜广辉也指出了传统经学研究变换切人研究角度的必要性。拙文拟遵循学术史的路数，主要以《四库全书·经部·尚书类》为线索，就汉唐至于宋元明时期学者们对于此一问题的讨论作出纵向的梳理，分汉唐与宋元明两个阶段论述，两个阶段就主要学者之观点作出梳理，试图描绘出观点嬗变与学术演进之迹。

一、汉唐时期：孔子编次《尚书》与作《书序》共识的形成

　　关于孔子是否删次《尚书》及作《书序》这一问题，《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千古悬案。到了汉代，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有了明确的说明。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而到了班固，则有了孔子删《尚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尚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尚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似乎并无异议。

　　东汉经学家马融、郑玄，三国魏经学家王肃皆认为“《书序》孔子所作”。今传《十三经注疏》中《尚书序》即《大序》，其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大致反映了魏、晋学者的看法，即孔子整理删次《尚书》为百篇，“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至于《书序》，《大序》又云：“《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则似乎未明确作序者。

　　至于唐代，这一看法成为传统。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阐述了其对孔子与《尚书》关系的看法，其云：“余今所撰，务从易识，援引众训，读者但取其意义，亦不全写旧文，典籍之文，虽夫子删定，子思读诗，师资已别，而况其余乎？”又云:“《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陆氏明确认为孔子删《尚书》为百篇并为之作《书序》。孔颖达亦明确指出孔子整理《尚书》编成百篇；整理体现为“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孔颖达又明确指出孔子作《书序》，“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诗序》，孔子亦作《尚书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安国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己之总述亦谓之序；事不烦重，义无所嫌故也”。

　　在唐代的历史学家中，依旧是传统的看法，魏征等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云：“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又《尚书》类序云：“《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由此可见，魏征等人亦以为在孔子删《尚书》编成百篇并为之作《书序》，这代表了初唐人的意见。在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那里，仍然是这种看法，其于《史通》内篇论“六家”中就《尚书》家论之云：“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综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又云：“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増益也。”又在外篇“古今正史”中云：“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缪，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属。”显然，刘知几也认为孔子删《尚书》定为百篇，作《书序》百篇。然而刘氏在分析《尚书》之内容时批评该书失于为例不纯，有非圣人之疑，在评价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方面有其独特性。刘氏的这种批评，放在整个学术史的背景下思考，应有较重要的意义。汉唐经学家、史学家中，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对孔圣人的工作提出批评的人。宋以后疑辨思潮渐起，亦体现在疑辨《尚书》上。这样看来，刘知几有首倡之功。而此思想渊源，似应追溯到王充，其《论衡》八十五篇，以“疾虚妄”和“征实”为指归，就批判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古圣先贤之说。

二、宋元明三代：编次《尚书》之说的主流地位与“异说”的兴起

　　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之关系方面，反对的意见不约而同地占上风，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否定孔子作《书序》。

　　　(一）怀疑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

　　汉唐注疏学受到刘知几特别是中唐以来疑经辨伪思想的影响，自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学术风气大变，出现怀疑注疏乃至经书，以及探求义理的普遍倾向，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考据学派，无不具有怀疑精神，宋代的思想学术也因此呈现出新的面貌。具体到疑辨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上来说，由于《尚书》本身的纰漏以及《书序》本身的问题，朱熹的论述一反传统，既怀疑孔子删次《尚书》又否定孔子作《书序》，显得颇为特异。

　　朱熹之后，持其说更坚定者，又有明代学者梅鷟。梅鷟撰《尚书考异》，此书辨伪世传《孔安国古文尚书》，有剏始之功。其书卷一“汉书艺文志”条云：“今按《汉书》与《史记》异者数处：‘古文经四十六卷’，《史记》无此句；‘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史记》无此句；‘鲁共王坏宅，以书还孔氏事’，《史记》不载；‘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史记》不载；‘二十九卷’，《史记》作‘二十九篇’，盖一篇为一卷也。《汉书》与《史记》不同者若此，宜从《史记》为当。然百篇之序，《史记》班班可见，但孟坚以为孔子为之，晦翁不可也。”又卷一“朱子语录”条其所云补充朱熹之说曰：“《小序》在于二十九篇之数，又《史记》班班可考，孟坚以为孔子所作，则因其流传之久故也，是则虽非孔子亲笔，然先秦战国时讲师所作无疑。”又卷一“孔安国尚书序”条云：“既曰‘言大道’‘言常道’‘历代宝之，以为大训矣’，又曰‘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则于‘言大道’者尽见删去，于‘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于‘历代所宝，以为大训’者亦为宝非其宝，而不足以为训，所可宝训独二典耳，岂夫子信而好古之意哉？程子觉其言之失，遂为之分疏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非常道，圣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审如程子之言，则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读，疏稗并蓄，此又不通之论也。先儒又觉此言不足为之分疏，则曰‘《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亦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盖亦疑而不之从矣。殊不知吾夫子之赞《易》也，虽穆姜之言亦在所取，况八卦之说，岂忍尽刊？诵《诗》也，虽鸟兽草木之名亦贵多识，况九州之志，岂忍尽除？谁谓圣人之闻孙也，而有如此立论哉？”总而言之，梅鷟认为，孔子信而好古，不曾删《书》孔子没作《书序》，“虽非孔子亲笔，然先秦战国时讲师所作无疑”。

　　　（二）肯定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

　　就在朱熹、梅鷥等人怀疑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对孔子编或删《尚书》说未有质疑，而对孔子作《书序》说，则多加否定。

　　北宋人史浩《尚书讲义》卷一言及《书序》曰：“此书序也，班固谓先圣孔子作，凡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必有史氏纪其所作之由，孔子取史语裁为法度之言，以信后世，虽谓之孔子作可也。”关于《书序》之作的解说，虽认同班固之观点，但对《书序》之最初创作者作了说明，认为孔子就像整理《尚书》正文一样整理了《书序》。

　　蔡沈似乎对孔子删《尚书》之说持存疑态度。“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

　　而金履祥撰《尚书表注》，其书序云：“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后，经师私相传授，其间岂无传述傅会，所以《大序》不类西京，而谓出安国，《小序》事意多缪经文，而上诬孔子。”《尚书表注》卷上在《尚书序》后金氏注曰“《前汉书》言张霸采《左传》、《书叙》作书首尾，《后汉书》言卫宏作《诗序》。卫宏之云，朱子尝引之以证《时序》之伪矣，独《书序》疑而未断。方汉初时，泰寄且有伪书，何况《书序》之类？且《孔传》古文其出最后，则附会之作有所不免。若《书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谓非附会者。盖孔鲋兄弟藏书之时，上距孔子殁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论诘》、《孝经》《论诘》既有子曾子门人所集《孝经》又后人因《五孝之训》而杂引《时》《书》、传记之语附会成书，何为古缺三字？是夫子旧本，则其为齐鲁诸儒次序附会而作序，亦可知也。”（案“朱子尝引之以证《时序》之伪矣”之“时”当为“诗”之讹，下同《论诘》之“诘”当为“语”之误）于此，则金履祥认为《书序》为齐鲁诸儒次序附会而作。

　　马端临云：“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是马氏似乎同样认同孔子编次删《尚书》之说。关于《书序》，马端临在“经籍考”《尚书》类前引录孔安国“《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后注云：“详此章虽说《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则马氏并未认同孔子作《书序》说。

　　吴澄曾受教于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撰《书纂言》，在所列晋梅赜所奏上所谓古文书二十五篇篇名后，吴澄云“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为卷袠以别于伏氏之书，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复合为一，以置诸后，孔氏序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闻之先儒云耳”；其书卷一云：“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详。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录，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初盖百篇。”则吴澄同样认为孔子删定《尚书》为百篇；对《书序》的看法应与朱熹诸儒一致。

　　董鼎撰《书传辑录纂注》，其卷首上云：“愚谓帝王之书，历代所宝，天下家传人诵之。人生八岁人小学，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即此书也。盖自孔子以前则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于天下，亦未肯止于刚（案：当为“册”之讹）《诗》定《书》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后始及于此。所以断自唐虞讫于周者，盖以前乎五帝为三皇，世尚洪荒，非后世所可考，后乎三王为五伯，习尚权谲，又非圣人所忍为，故惟自唐讫周而百篇之书定。自是诵习者简要而不繁，举行者中正而无弊，此夫子之意也。”其书卷首下有一段解说《书序》的文字：“汉刘歆曰‘孔子修《易》序《书》’，班固曰‘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识见浅陋，无所发明，其间至有与经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则依阿简略，尤无所补，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顾世代久远，不可复知。然孔安国虽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尝以为孔子所作，但谓‘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与讨论坟典’等语隔越不属，意亦可见。今姑依安国壁中之旧，复合序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于下云。”（《书传辑录纂注凡例》对此似乎未作出说明，《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已注明为《集传》辨《书序》之文，应为蔡沈所云。据其自序所言，则董氏观点与朱熹、蔡沈一致。因此，此同时能代表董氏之看法）则董氏认为：其一，孔子定《尚书》百篇；其二，《书序》非孔子所作。

　　陈师凯撰《书蔡传旁通》，其卷一（上）在解说“详此章，虽说书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文句云：“《汉书·艺文志》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志》乃班固所删刘歆《七略》中语也。又案‘古《周书》七十篇，孔子所删去者’。而今每篇亦皆有序冠其篇首，则知百篇小序决非孔子所作矣。”陈师凯在卷六（下）同样论及《书序》问题曰：“《小序》虽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固不取之，犹存于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故尔。隶古本文自《尧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中间，《禹贡》、《汤誓》、《泰誓》不复更端，今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后人所次尔。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览而见百篇之旧，因以知存亡之相半云。”显然，陈氏认为孔子不曾作《书序》。

　　王天与撰《尚书纂传》，据其自序与刘辰翁、彭翼夫为此书所作之序及《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是书大旨以朱子之学为依归。其卷一《尧典》篇序后云：“按唐孔氏谓‘书序马融王肃并云孔子所作'至朱子则以为非，又云‘相承已久，未敢轻议，且附经后’，今是编姑从汉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云。”虽其编排从汉孔氏，则于《书序》之作者，其意见可能与朱子一致。

　　刘三吾等奉勅撰《书传会选》六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纠正《蔡传》凡六十六条，大体仍准依之，其所论孔子与《尚书》、《书序》之关系，观点亦大略与蔡氏一致。明胡广等奉勅撰《书经大全》十卷，据《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是书”，其说实亦非广等所自纂，大旨本二陈氏，一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纂疏》皆墨守《蔡传》，《旁通》则于名物度数考证特详，虽回护《蔡传》之处在所不免。关于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据《书经大全》原序，胡广等诸人与刘三吾等奉勅所撰《书传会选》于此方面所引文献相同，观点亦无异。

　　　(三)肯定孔子编次《尚书》与作《书序》

　　在出现怀疑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的同时，肯定孔子编次《尚书》、作《书序》的学者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人直接说孔子著《尚书》。宋郑樵云：“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而纪年始于鲁隐，以西周之年无所考也。”郑氏注重著书会通之义，认为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著之义，当是记载、撰写，可见郑樵认为孔子著《尚书》。

　　林之奇于《尚书全解》序云：“《书》孔子之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书》之多寡不可得而见。《书纬》云：‘孔子得黄帝元孙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近取远，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此说不然，古书简质，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坚《艺文志》于古今书外，又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云：‘周时号今，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于周时所删去者才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谓有三千余篇，非也。”此虽否定《书纬》关于《尚书》篇数目，但林之奇同样认为孔子删《尚书》定为百篇。

　　吕祖谦撰《书说》，门人时澜增修之，其《增修东莱书说原序》中云：“周室既东，王迹几熄，流风善政犹有存者，于横流肆行之中有闲见错出之理。辨纯于疵，识真于异，此其门邪？仲尼定《书》历代之变具焉。由是而人，可以睹禹、汤、文、武之大全矣。”是其皆以为孔子定《尚书》。

　　夏僎撰《尚书详解》，其解《尚书序》中“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文句云：“坟典之书，传之既久，不无杂乱。孔子讨论而整理之，上去三坟及五典之书，断自唐、虞，独取二典，讫于有周，其间有杂乱难考之处，皆芟除之，而使至于平夷；浮华无实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但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以垂示后世，用以教人耳。纲网之索谓之宏纲，则言举大纲而众目张；机弩之括谓之机，则言撮机括之至要，非泛而无统者也。惟举其大纲而撮机要，故上自唐、虞，下及商周，历世最久，历君甚多，而典、谟、训、诰、誓、命特百篇而已。大抵孔子定《书》皆所以发明张大二帝三皇至治之要道，以为后世人君出治之轨范。轨则如车之有轨，见其所行皆由是；范则如器之有范，见其所为不能外。是惟吾夫子用意如是。故百篇之书，其间所载二帝三王之制作，坦易明白。后世可举是而见于有行，宴非可言而不可行者。惜乎出非其时，言不见用。百篇之义第传之三千弟子而已，不获推而行之。”其解“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文句，也是顺着其意加以阐释的，并未指明作序者为何人。所以夏僎亦认同孔子删定《尚书》百篇之说。

　　钱时撰《融堂书解》，其书卷二解说《大禹谟》之序云：“孔子序《书》独何所见？首言‘皋陶矢厥谟’，次言‘禹成厥功’，特断之以‘帝舜申之’之一语。嗟夫！非圣人安能如此观书，安能脱去篇章名字，独出真见？断定圣经，如此其的哉！……孔子深探此旨，不徇篇次名义，直书‘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以明大禹皋陶谟益稷之所由作，此一申字，如天地造化摹写不可形容之妙，岂后世依经解义所能及其万一哉？”由此观之，钱氏以为孔子编次《尚书》并作《书序》。

　　魏了翁撰《尚书要义》，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其书为资料汇编性质，然其标题同时也反映编者之观点，如其书卷一为《尧典》篇，其第五目次为《书序》孔子所作”下即引用孔颖达正义之“要义”，认同孔颖达之意见。

　　陈经撰《尚书详解》，《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尤近于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殆傅金溪之学派者”。其卷一解说《尧典》篇题云：“夫子赞《易》自伏羲而下，定《书》自唐虞而下，莫不各有其意。然则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帝、髙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则二帝而上盖有书矣。夫子断自唐、虞者，盖二帝而上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其事则朴略而未备，暨乎尧、舜继作，人道始备，可以为百王之冠，后世之所取法，故《书》首二典。观《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而下，是皆夫子斟酌帝王之道，可以通行于天下后世者也。知《尧曰篇》之所载，则知夫子所以定《书》之本旨矣。”又其解说《尧典》篇序云：“此夫子之所作也。《书序》，序所以作书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又云“吾观尧自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在位七十载，其国家有大政，事非一端而足，而作史者特以一篇尽其平生之所为，而夫子序《书》，又以四句而该尽一篇之义。呜呼！辞约而义尽也如此哉!”此或颇能代表心学家于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方面的观点：其一，孔子定《尚书》，有其本旨；其二，孔子为《尚书》各篇作序，“辞约而义尽”。

　　陈大猷（东阳人，非都昌陈大猷）所撰《书集传或问》书卷上“或问尧典为虞书阙疑何也”辩驳曰：“孔氏以《尧典》为虞史所追录，故谓之鎮书》。按《左氏传》引《舜典》、《大禹谟》皆云‘《夏书·舜典》亦载舜陟方乃死’。窃意《舜典》、《禹谟》乃夏史所追录，故夫子未正之先，止谓之《夏书》，《舜典》为《夏书》，则《尧典》为《虞书》明矣。今《舜典》、《禹谟》之为《虞书》，则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既正《舜典》、《禹谟》为《虞书》，安得不正《尧典》为《唐书》乎？夫一代之书必当题一代之名，班固作《前汉史》于后汉时，止谓之《前汉史》，未尝题为《后汉史》也；陈寿作《三国志》于晋时，止谓之《三国志》，未尝题为《晋志》也。况夫子断自《尧典》以为百篇之首，岂应独仍其旧而不正其名哉？意必有舛文也，或谓《尧典》《舜典》《禹谟》皆谓之《虞书》以见三圣守一道。夫三圣守一道，岂以是见哉？此则不必辨。”观其所作辩驳，我们可以看出，宋氏同样视《尚书》为孔子所正，其书百篇。胡士行撰《尚书详解》，其书原序云：“《尚书》，史官所纪，孔子删之，始皇烧之，孔襄藏之。”胡士行所解《尧典》小序认为“此孔子序述一篇之大旨也”。由此，则其认为孔子删《尚书》，作《尚书》各篇序，无疑。

　　许谦撰《读书丛说》六卷，其书卷一曾作考论云：“自尧至襄王六十五君，尧元年至襄二十八年历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书；以亡书考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书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余岂无出号令纪政事之言？盖皆孔子所芟夷者。纬书谓‘孔子求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其言未必实，然有书者不止二十三君则明矣。愚尝谓圣人欲纳天下于善，无他道焉，惟示之劝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严其褒贬之辞，使人知所惧，于《书》独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贬辞多而褒甚寡《书》则全去其不善独存其善也，虽桀、纣、管、蔡之事犹存于篇，盖有圣人诛组其暴虐，消弭其祸乱，独取于汤、武、周公之作为，非欲徒纪其不善也。至于羿浞之篡夏，幽厉之灭周，略不及之。观此，则圣人之心可见矣。”则许谦也明确孔子以其标准删定《尚书》。

　　黄镇成撰《尚书通考》，其卷一“壁藏异记”条也认定孔子定《尚书》为百篇。王充耘撰《读书管见》，其卷上论“《尧典》谓之《虞书》”条中同样可以看出其认同孔子定《尚书》之说。

　　朱祖义撰《尚书句解》，其卷一解说《尧典》篇曰：“《尧书》谓之典，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是以典训常，盖谓一书之中所载皆尧之常行也。《尧典》于篇次实居第一，然篇次之数非孔子之旧，乃安国所定，何以知之？孔子所作《书序》《舜典》之后，有《汨作》一篇《九共》九篇、《稾饫》一篇，其十一篇，而后乃《大禹谟》《尧典》既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如此十一篇，为孔子所定，则《大禹谟》当第十四，今乃云第三，是知篇次之数安国所定。”又解说《虞书》“书名”云：“尧，唐帝也，书应谓之《唐》，今云《虞书》者，盖其初《尧典》实题为《唐》，《舜典》实题为《虞》，《禹谟》实题为《夏》今三篇俱谓之《虞书》者，非史之旧，乃孔子定书之后序正也。何以知之？《左传·庄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僖二十四年》引《夏书》曰‘地平天成’，《襄二十八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庄襄之时夫子未序正，《禹谟》实谓之《夏书》，则《尧典》于孔子未序正前亦谓之《唐书》明矣。虽然，孔子于三圣之书虽不仍旧贯，而必为之序正，不俱谓之唐，不俱谓之夏，必谓之虞者，盖尧授舜、舜授禹，三圣相授，实守一道，故序正其书，使同其题号者，书同则道同也；夫舜上承于尧，下授于禹，以虞名书则上可以该尧，下可以该禹，三圣之道混然一致，略无间断，夫子之意顾不深欤？”又于《尧典》篇序后解云：“《书序》本自作一篇，列于百篇之后，郑玄、马融、王肃皆以为孔子所作。然观其领略大意，而尽于数言至于一字不可增损，盖圣人之文，非吾夫子莫能为也？本在百篇之后，今冠于每篇之首者，安国之所分也。”由上观之，朱氏于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方面认为，孔子拟定篇名，编次《尚书》百篇并作百篇《书序》。

　　马明衡主王阳明之心学，撰《尚书疑义》，在于发明圣人之心。马氏认为《尚书》为孔子所述，其论之云：“《尚书》载二帝三王之绩，历世自唐虞讫于成周，上下千有余年，圣人不可作矣。由今可以见其行事之实者，独頼是书焉耳。先儒谓《书》以道政事，夫《书》言政事固矣，要其至而言之，岂道政事而已哉？古者圣人穷而在下，则以其道立言训后世，如吾夫子之所述是也；达而在上，则以其道立政淑当时，如二帝三王是也。”

　　王樵撰《尚书日记》，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大旨仍以蔡传为宗，也在探求“圣人之心”。其书卷一亦言及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书》自《禹贡》以后每篇各记一事，独典、谟所载不伦，而五篇体制相似，盖出于一人之手。唐、虞、夏虽曰异代，实相去不远，舜史记尧事，禹史记舜事，不应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纪载出于虞史，而绪成于夏启以后史臣之手；稽古等语夏史所加也。《春秋传》多引为《夏书》，据所成也。孔子定为虞书，原所作也，且曰：‘虞则上可以该尧，下可以该禹，三圣相授受之渊源于是备矣。’”自亦认为孔子定《尚书》。

　　陈第撰《尚书疏衍》，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是书因宋元诸儒疑古文伪作而作，其书卷一“引书证”条云：“昔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其善者百篇，与《诗》、《易》《礼》《乐》并行，以教后世。”陈第亦认同孔子删《尚书》之说。

三、结语

　　自前汉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后汉班固则有孔子删《尚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尚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尚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

　　汉唐因循之路为何转到宋元明怀疑之途？杨世文先生以为宋代经学变古缘起于三股新思潮：一是以刘知几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一些儒家经传提出疑问；二是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开创了“舍传求经”的经学新方法；三是以韩愈、李翱、柳宗元为代表对儒学理论体系的重建。这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怀疑辨伪思想应该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传统，这条思想路径一直并未中断过。

　　孔子在回答子张学干禄时曾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孔子又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孔子对文献取“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且不论孟子之诠释内容，但于此也可见其疑辨之精神。由存疑到疑辨，也是一种学术精神的演进。司马迁作《太史公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对古文献的辨伪，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书籍的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辨；二是关于书籍内容诸如事实、论说真伪的考辨。这自然体现了史学家司马迁的辨伪精神。而王充的辨伪思想与成就更为突出与集中，唐代刘知几的大胆疑古惑经，就是以王充及其《论衡》相标榜的。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伪甚于辨伪，至隋及初唐，则信伪甚于辨伪，但疑辩精神并未真正消失。可以说，唐代中后期的辨伪，揭开了辨伪学在宋代更广泛、深人发展的序幕。故而从学术演进内在理路看，疑辨精神一直在推进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具体到孔子与《尚书》关系问题的争论上，我们说“汉唐因循之路”与“宋元明怀疑之途”也是大体而言的，其中因循中有怀疑，怀疑中有因循，只是前者因循为突出学术特色，而后者怀疑为主要学术特色而已。这是就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看的。

　　这种疑辨传统的影响是宋代疑辨之风兴起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孙钦善先生指出，主要原因还是宋代社会本身政治之“古为今用”的社会需要与古文献学“新见冲破旧说”的需要。这种“新见冲破旧说”的需要与疑辨之学术思想传统，应该是就学术本身而言的，是内在的因素，而宋代社会“古为今用”之社会政治需要则属于外在因素。这种内在的因素与外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则自然形成了宋代之疑辨风气。皮锡瑞视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应该是指这种现象。元明为经学积衰时代，“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可见宋代学风形成之后，递延至元明，直至清代“经学复盛时代”，学风又为之一变。这自然与内、外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关。就清代与近现代学者对孔子与《尚书》之关系之争论，笔者拟另文述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