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安立中国人生命的学问, 孔子儒学特别强调立志起信与亲证悟入, 树立并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念。社会要和谐, 国家要安宁, 人心要和顺, 就要挺立价值与信仰, 牢牢筑起道德的堤防。孔子儒家十分重视价值观的树立与培养, 孔子就强调“士志于道”, 希望“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他少年立志, 一生求道, 希望“学行天下”, 这在《论语》等相关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或印证。
一、道前定则不穷
孔子思想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来源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自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论语·为政》) 从孔子明志、立身、求道的经历,可知无论人生经历怎样的阶段, 立志、明志最为关键, 最为重要。何谓“志”?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①所志为何, 意味着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明确了自己的奋斗方向, 因而也就有了人生的方向标。立志对于人生的意义, 诚如近人程树德先生引《反身录》所云:“志道则为道德之士, 志艺则为技艺之人, 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学莫先于辨志。”②
孔子有自己的“道德经”, 他说:“夫道者, 所以明德也;德者, 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 道不尊;非道, 德不明。” (《孔子家语·王言解》) 作为人生方向的“道”决定作为行为规范的“德”, 有了正确的价值观, 有了正确的信仰与价值判断, 才会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故《中庸》说“道前定则不穷”。有了正确的价值观, 有了既定的价值取向, 就确定了人的理想、信念、目标、方向。如果没有“道”, 缺乏理想、信念, 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
君子应当志存高远, 在担当与引领的层面发挥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作用, 故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孔子儒家在教授弟子“修齐治平”的君子之道、为政之道时, 就特别强调志趣之大小, 勉励弟子尽心求道, 对于子夏“学稼”“学圃”之事, 孔子斥之曰:“小人哉, 樊须也!” (《论语·子路》) 并明确指出“女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 , 对此, 朱熹《四书集注》引谢氏曰:“子夏文学虽有余, 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 故夫子语之以此。”③同为儒者, 其中亦存在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 孔子设教希望弟子“学而优则仕”, 能够有远大的志向与信念。
理解孔子儒学, 就要在这样的“境界”与“格局”上去着眼, 这恰如《论语·宪问》中两处谈论管仲时孔子以之为“仁”的记载: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 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 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认为, 与管仲之“仁”相较, “树塞门”“有反坫”等无礼行为以及行事之“不义”皆是小的方面, 正所谓“大德不逾闲, 小德出入可也” (《论语·子张》) 。与此一致, 与洒扫、应对之类的“小节”相较, 孔子更主张弟子追求“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④。
人要立志, 树立信念, 更要信念坚定, 要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中庸》) 的执着。只有这样, 才能落实到具体的行动, 才能避免“半涂而废”。其实, 《中庸》之“至诚”之道, 就是要人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坚守与坚持, 此即所谓“择善固执”。方向明确才能道路坚定, 《中庸》引孔子之言论证“中庸”之易“择”不易 “守”, 指出:“人皆曰:‘予知’, 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 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言而喻, 能够“道前定”且始终“志”于此道并非易事, 孔子也有“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的思想, 但孔子心怀大志, 希望自己的思想学说能够为时代所认可、所行用, 能够“学行天下”。
孔子关心天下, 心系苍生。他希望看到人们价值观念符合道义, 希望“道”的实现, 对实现“明王之道”抱有深切的愿望。当然, 孔子对当时的现实有着清晰的了解, 曾言:“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 (《中庸》) 尽管如此, 他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 说:“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论语·子路》) 这种“知其不可”却仍然“为之”的做法中, 孔子信念之坚定可见一斑。
二、《论语》的“编者之心”
表面看来, 《论语》以语录体展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但其编纂目的却是保存“夫子本旨”, 传承孔子思想。
孔子很早就开始收徒授学⑤。在长期的教学交流过程中, 孔门弟子有随时记录孔子之言的习惯, 如《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记载:
叔仲会, 鲁人, 字子期, 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 二人迭侍左右。
这段材料很清楚地说明, 在孔子晚年教学过程中, 有人专门记录其言论, 这使得其言行的许多资料被保留下来。只是, 这里有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就是孔子以后的人们在传述这些言论时, 往往难以避免“各以巧意而为枝叶” (《孔子家语·后序》) , 因此, 为保存“夫子本旨”, 孔门弟子后学就会将“各自所记”“辑而论纂”, 《论语》的编纂从而成为迫切的需要。
关于《论语》的作者及成书, 《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论语》者, 孔子应答弟子、时人, 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 门人相与辑而论纂, 故谓之《论语》。”可知, 一方面, 《论语》是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资料的直接记载;另一方面, 因为是不同弟子所记, 侧重点不同, 且所记数量可观, 成书过程中必然有所拣选。这应该就是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所说:“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 别出为《论语》。”一个“取”字, 点出了《论语》成书问题的关键。
《论语》既是经过认真拣选的“正实而切事者”, 那么可以推想, 孔子逝世后, 面对“儒道分散”“各得一体”, 以及“各以巧意而为枝叶”之类的情形, 需要有人出来主持整理孔子遗说, 以孔子之“言”表达孔子之“意”。事实上, 孔子去世后, 其弟子后学面对孔子离开而留下的真空, 非常怀念与他一起对答、交流、畅谈、论辩的时光或情形, 渴望继续得到如同孔子生前一般的教诲, 于是有人想到推举合适的人来讲学, 就像孔子生前那样。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孔子去世后, 子夏、子张、子游等人甚至以有若“状似夫子”, 曾经推举有若为“师”。对此, 《孟子·滕文公上》也有记载:“昔者孔子没, ……他日,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他毕竟不是孔子,难以服众, 因而受到责难与质疑。可见, 有合适的人来主持或亲自结集孔子遗说, 以表达孔子的思想与精神, 是人们的殷切期待。
正如《韩非子》中所说,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 孔子后学的分化显然体现了人们传承“真孔子”的需要。谁是“真”孔子?谁来确定?只有孔子能确定自己, 因此, 用孔子的言论来表达孔子, 才是最恰当的方式和方法。于是, 《论语》的编纂不会是任意的材料堆砌, 而无疑应当在用力去表达孔子的思想逻辑, 以“编者之心”去努力靠近“孔子之心”。不言而喻, 《论语》除了其“正实而切事”的特点, 还会有其特定的选材标准、严密的内在逻辑。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 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其实, 无论是谁, 在孔子去世不久的当时, 能够得到孔门后学的认可, 担此重任, 一定是对孔子的追求、主张都有着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 且德高望重之人。经过深入分析思考, 我们认为《论语》由子思主持完成的说法更为合理。⑥
较之其他编纂者的猜测, 子思身份特殊, 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学生, 因此对孔子有着更深的了解, 能够更好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及其追求。材料显示, 子思应该堪当此任。
据《孔丛子·记问》载:
夫子闲居, 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 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 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 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 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负荷, 是谓不肖。伋每思之, 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 吾无忧矣。世不废业, 其克昌乎!”
孔子叹息, 尚在年少的子思却能安慰乃祖之心, 从而使孔子欣慰, 可以推断, 后来的子思一定会精心编辑孔子遗说, 也确实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孔子思想, 并体现在《论语》的编纂之中。
三、“学而时习之”的追求
孔子的一生是求道的一生, 对于他最为关切的问题, 自然应该在整理孔子遗说时体现出来, 并理所当然地出现在《论语》开宗明义的位置。而《论语》首篇首章“学而时习之”的理解, 是把握孔子此追求的关键。可以说, “学而时习之”正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所在,也是我们全面把握《论语》全书乃至孔子思想的金钥匙。
对于《论语》开篇三句话, 传统上一般认为是孔子在学习方法、交友、人不知三个方面的态度, 而“学而时习之”翻译为“学习要经常去温习”,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孔门教学等同于古代小学教育, 事实是否如此, 此观点是否正确, 应结合对孔子之学的整体把握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孔子教学无疑是成功的, 而“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二”的教学成就, 主要得益于其“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诲人不倦”的教学品格, 但孔子的“有教无类”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弟子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⑦
据文献记载, 周代学制包括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大戴礼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 学小艺焉, 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 学大艺焉, 履大节焉。” (《大戴礼记·保傅》) 可见, 当时而言, 孔子从事的是“大学”之教。因此, 只有到了束脩之年, 达到“成童志明”, 才能够入孔门受教。
关于“大学”之教, 朱熹《大学章句序》载:“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 与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学, 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⑧这里, 朱熹对周代“大学”入学年龄、入学对象以及学习内容作了详细介绍, 大学是为政之学, 学习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 懂得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杏坛设教, 对弟子进行的正是君子之道、为政之道的培养。所以, 按照传统对“学而时习之”的理解, 对孔子之学的把握未免有失恰当。鉴于此, 有学者回归经典, 从孔子思想出发, 提出“学而时习之”之“学”是名词, 当译为“思想主张”, 开篇三句话应该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 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 那不是很令人感到喜悦吗?即使不这样,有赞同我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 不也是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 社会没采用, 也没有人理解, 但自己不怨愤恼怒, 不也是有修养的君子吗?”这样的解读似乎更加符合孔子的人生追求, 也更加准确地把握了《论语》编者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其实, 早已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理解,清人毛奇龄曾提出要将“学”字理解为名词, 他在《四书改错》中提出:“错矣!学者, 道术之总名。”程树德也持此观点, 他在《论语集释·学而上》中指出:“‘学’字系名辞, 《集注》解作动辞, 毛氏讥之是也。”⑨按照两位先生的解释, 首章“学”字应该与“道”相近, 做名词, 理解为思想主张及对社会、人生的总体认识。
实际上, 《论语》中曾多次将“学”字用做名词, 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 论语·为政》)
“士志于道” (《论语·里仁》)
“志于道” (《论语·述而》)
三处材料中, “学”“道”明显是同位语, 作名词, 意思均可说是“思想主张”。再如《论语·述而》篇中, “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之“学”亦作此用法。
其他文献典籍中将“学”字用做名词的情况也多有出现。如《礼记·学记》中载:
安其学而亲其师, 乐其友而信其道。
因为安于他的学说才敬爱他作为自己的师长, 因为赞同他的主张才和他成为好友。显然, “学”与“道”意义相同, 作名词, 意思是“思想学说”或“主张”。
再如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⑩的《孔子家语》中记载, 孔篾与宓子贱入仕后, 孔子曾先后问其为政之“得”与“亡”, 孔篾认为没有得到什么, 却在三个方面有所失, 因为公事繁忙, 故“学”不得“习”, 不得“明”;而宓子贱认为没有失去什么, 在三个方面有所得, 因为所“学”得“行”而“益明”。可见, 二人关注的都是自己所“学”有没有得“习”、得“行”, 有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且材料中孔子对此“学”与“习”是认可的, 可知, 这里对孔子之“学”与“习”的理解是恰当的, 而且很明显, 此处之“学”作名词, 指“思想主张”, 这可以说是“学而时习之”的最好注解。
另外, 从文本来看, 首篇首章三个分句层层递进, 不能割裂。三个分句中, “说”“乐”“愠”都是表达内心感受, 但却包含不同的情感层次, 也就是说, 三者所对应的“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 对情绪的影响是不同的, 而传统解读本身没有层次的差别, 自然也不会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 这就使得前后的衔接过于生硬。若从孔子思想出发, 从自己的思想学说处于“社会普遍接受”“有志同道合之人”“没人理解”三种不同境遇时的心情来理解, 则前后衔接更加顺理成章, 内在统一, 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开篇“学”字作为名词“思想主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学而时习之”作为《论语》的开篇第一章, 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这是孔子“志”之所在, 也是其一生的追求所在, 而将关于孔子的思想主张能够被社会接受作为首篇首章的主题, 充分凸显了编者对孔子思想的把握。从文本角度而言, 将开篇“学”字理解为名词“思想主张”, 使三个分句连贯一致, 前后衔接更加合理。
四、笃行善道的境界
有了“前定”的“道”, 才会有实行的“笃”。就像真正的“知”一定落实在“行”上, “立志”与“笃行”是二位一体的。只有“志于道”才能“行笃敬”, “行笃敬”是“志于道”真真正正的落地、踏踏实实的表现。只有由“志学”而“笃行”的过程实现, 人才能完成自身生命意义的提升, 这就是笃行善道的人生境界。故《中庸》说:“果能此道矣, 虽愚必明, 虽柔必强。”
孔子志向明确, 希望王道大行, 实现仁政德治, 这一点, 在其生命最后的感慨与遗憾中也有充分体现。每个人在其生命的最后, 即将撒手人寰的时刻, 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思考, 孔子此时的话更是语重心长, 不无遗憾。《孔子家语·终记解》记载, 临终前七日, 孔子一大早起来, 就感慨泰山之颓、梁木之怀、哲人之萎, 并在发出天下没有能够尊崇我学说的圣明君王的叹息后“七日而终”。“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论语·泰伯》) , 作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临别之语, 孔子在感叹社会无道与“明王不兴”的同时, 更是对自己思想主张最终未能被“有国者”接受并推行感到遗憾, 而这恰恰说明了孔子的一生追求所在, 及对自己理想信念的执着。
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信念下, 孔子一生坚持不懈, 一方面积极入仕, 先后为鲁国“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另一方面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这种“政治流亡”似的人生经历, 目标是寻找可栖之“木”, 实现心中之“道”。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 在文献中多有记载, 如面对长沮、桀溺等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的质疑与不解, 孔子毫不动摇, 坚持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 (《论语·微子》) 将传承中华文明、继承文武之道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充分传达了孔子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矢志不渝的精神。
孔子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执着的、笃定的, 却并非是盲目的, 他对自己思想学说及其社会现实有着清晰的认识, 当自己的“道”不能为天下容, 孔子一方面“知其不可而为之”, 同时能够 “人不知而不愠”。如《孔子家语·在厄》篇记载, 陈蔡被困, 断粮七日, 从者皆病, 此时, 除了孔子继续讲诵, 弦歌不废, 仍然保持乐观态度, 弟子也纷纷陷入困惑, 子路认为君子不应该陷入困厄, 质疑老师不够仁德, 不够睿智;子贡也提议老师将其主张的标准“少贬焉”。对此, 孔子的态度是坚持自己, 他认为决定自己主张能否被接受的, 不是个人品质或者主张本身, 而是时势。当然, 这里孔子的坚守不是“愚顽不化”, 而是一种“时”的思想, 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处境的深刻认识, 所以他主张“修其道”以“求其容”, 因为真正的君子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同而改变自己的节操, 即使身处困厄, 也能乐在修身, 坚持自己的追求。
这种坚守与开篇“人不知而不愠”的人生境界恰好一致, 而首篇首章三句话也恰恰成为了孔子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孔子“十五而志于学”, 一生的追求就是“学行天下”, 所以, 如果自己的学说能够被“有国者”推而行之, 被社会普遍接受, 达成一生所愿, “不亦说乎”;退而言之, 若不能为天下容, 却并不孤单, 仍有志同道合若“颜氏之子”者的理解与支持, 孔子的一句“有是哉”道出了内心的喜悦, “不亦乐乎”;再退一步, “人不知”而“不慍”, 这是孔子“君子”境界的充分展示, 既有对自己学说的坚守, 又有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充分认知, 进一步印证了孔子“学行天下”的追求及“行笃敬”的人生境界。
注释：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 第54页。
②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第445页。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第88页。
④同上, 第1页。
⑤《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闻宗鲁死, 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 女何吊焉?”钱穆先生说:“琴张乃孔子的弟子, 殆在当时已从游。” 而当时孔子年三十一, 故孔子至晚三十一岁已经授徒设教。
⑥一方面, 从《论语》中厚重的曾子言论可知, 除了曾子门人, 他人一般不会如此编辑;另一方面, 在孔门后学严重分化的背景下, 能够聚集这么多的材料, 合理的推论只能是材料汇集后, 由一人进行整理编订, 而此人必定是曾子门人中地位尊隆之人, 那么符合条件的只有子思。另外, 《孔子家语》属于“孔氏家学”范畴, 而其与《论语》“并时”的情况表明, 二者的整理与编订者只能是子思。详见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 《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⑦《论语·述而》载:“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尝无诲焉”。对于其中的“束脩”, 历来解读不尽相同, 主要观点有两种:第一, 干肉说;第二, 束带修饰。我们从第二种观点, 即孔子办学不分贵贱, 但有年龄限制,只有束带修饰, 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向我求学, 我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⑧[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第1页。
⑨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 第4页。
⑩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 载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 济南:齐鲁书社, 2009年, 代前言第1页。关于《孔子家语》的可靠性及其学术价值与意义, 杨先生在此文中有详细的考究论述。
原载：《现代哲学》2019(02)
作者：卢巧玲，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