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追求的是什么？士大夫精神的“圣贤气象”，如何在人伦日用中体现？而儒家文化与禅之间，又有着怎样关联？2019年7月21至22日，“禅与中华文化”2019九华山公益论坛在安徽池州举办。来自中、美、加、日、韩等国的学者名流、禅艺专家，以及300多名文化爱好者齐聚九华山，共论禅与中华文化，探究禅的现代性与世界性、生活化与艺术化。

　　论坛主旨发言中，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表示，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有两个重要的精神面向，唐宋士大夫“出入释老”，宋代士大夫大谈“圣贤气象”，这与禅学有相通之处。

朱汉民教授代表中国书院学会祝贺池州市阳明书院成立，并作“禅与士大夫精神”的主旨发言。（摄影/净土慢生活净亦）

　　以下是现场发言实录。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阶层，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创造、延续和发展，对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历史上还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士大夫精神传统，作为合官员与文人学者一体的社会角色，士大夫精神一直有两个重要的精神面向：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超脱、忧患与喜悦。

　　士大夫作为社会精英、官员，必须有着积极入世的一面。由于士大夫自觉对这个社会有责，故而其内心总是有一种强烈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孔子面对纷乱的世界表白：“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们面对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必须站起来承担社会责任，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追求修齐治平。但是，如果只有社会责任，只有忧患意识，只有道义情怀，就会常常处于痛苦、烦恼的处境，他们需要化解这些痛苦、烦恼的不良情绪。

　　所以，士大夫精神中还有追求出世与超脱的一面。士大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如何在坚持社会的道义与责任的同时，能够化解那些因强烈的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心灵的痛苦和精神负担？他们需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所以，士大夫精神不仅仅是追求救时行道、名节相高，还追求一种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境界。唐宋士大夫之所以普遍“出入释老”，他们特别喜欢禅宗的心灵超脱，所谓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其实就是一种禅学的超脱精神与出世情怀。宋代士大夫喜欢“寻孔颜乐处”，“孔颜乐处”就是解决困境中实现精神上洒落自得。士大夫们希望在入世忧患中参悟人生的意义，实现对得失、毁誉、生死的了然与超脱，达成心灵的自由和澄明之境。他们为这种境界寻求儒家经典的根据，称之为“孔颜乐处”。所以说，程颢的“吟风弄月以归”，邵雍的“安乐窝中事事无”，陈献章的“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同样均有很深刻的禅学韵味。反映了士大夫追求的心灵境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快乐、平和、超然、淡泊、洒然状态。

　　宋代士大夫大谈“圣贤气象”，就是希望能够既解决社会的忧患，又解决个体生命的忧患。他们既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业；又要能够超脱因忧患而带来的精神痛苦，懂得如何超脱外物所累，而达到心灵自由的自得境界。所谓圣贤气象实质上包括两个面向：士大夫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同样还要有心灵的自在；既要有忧患意识，同时还追求闲适的心态；既能够坚持道义的情怀，同时也不能放弃洒落胸襟。这一点，恰恰与禅学精神十分相通。慧能认为“禅定、解脱都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他强调“唯一切万法本性不二”。可见，士大夫精神的“圣贤气象”，主张将人伦日用与精神超越结合起来，与禅学的不二之法、理事圆融是相通的，也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