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后期。这一时期正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各大文明都在此时涌现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奠定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让人类从蒙昧时代一下子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他们的言说或文章成为人类文化的元典，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的人物和著作。孔子生活于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他的伟大不只在于思想，更在于兴学，他的兴学独具特色，影响深远，具有非凡的文化史意义。
一、孔子的教育理想：重整士气与儒风
孔子从事教育，客观地说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周王朝的文化是礼乐文化。可是，春秋后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文化的崩溃，直接导致了周王朝政治秩序的破坏，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页）。当时很多贵族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都很生疏。比如，鲁国的贵族孟僖子，他所代表的孟孙氏家族其实是个非常好礼的家族，曾经代表了鲁国贵族阶层礼学最高水平。但到了孟僖子，却在外交上出过很大的礼仪方面的差错，以至于他自己都认为很丢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94—1296页）当时贵族的礼乐修养很差，需要一批专业人士给他们做礼仪方面的指导。比如，孔子的学生公西华就曾表明志向，愿意做一些“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35页）。另一方面，从西周一直到孔子所处的时代，一大批贵族子弟跌落社会底层，变成士或庶人。这些“士”或“庶人”需要一条上升的通道，也需要有就业的能力。接受教育以获得相应的能力，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成了迫切任务。在此情况下，礼乐文化的教育就变得非常迫切，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
孔子从教，不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需求，他看到了更大的问题。社会失序，天地之道缺少了担当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这些人都可以称作王，他们曾经承担了道，所以他们承担的道又叫王道。进入东周后，王衰弱了，不再能承担道义了。道义在一段时间里由“霸”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霸道。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非常高，说齐桓公是“正而不谲”（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69页），正派而不诡诈；甚至，孔子对齐桓公的宰相——管仲的评价也很高，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70页）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同上）无论是王承担道，还是霸承担道的时代，道并没有失落。世界还是有正道的。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霸也衰弱了。齐桓公以后，从晋文公开始，孔子就已经很看不上霸了。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是“谲而不正”（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69页），诡诈而不正派，认为晋文公所行的已经不是正道了。故而，孔子希望培养一个新的承载道义的阶层。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不是王的时代，不是霸的时代，而是士的时代。他以士自居，主动承担了道，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00页）周文王已经死了，周代的文化遗产不都是在我这里吗？“文”就是“道”。
他不仅自己承担了道，还要求其他的士也要“志于道”，提倡“士道”。也就是说，孔子最终是想通过教育，赋予当时最落魄潦倒的一个阶层新的历史使命。通过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让这个阶层重新焕发出自己的内在生命力。颜回作为孔子最欣赏的弟子，对道就孜孜以求。《论语》对此多有记述，尤其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5页），颇能体现他的安贫乐道。不过，他这样更新“士”的身份内涵，也让他的弟子感到困惑。子贡和子路都曾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57、161页）“士”作为一个概念，其所指本来是不需要问的，几百年来，天子、诸侯、大夫、士阶层都有确定内涵。子贡和子路心生疑问，显然意识到孔子所说的“士”不再只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身份，一定还要具备某种素质、某种社会功能，担当某种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暗示我们，什么是士或具备何种品格和功能、担当何种责任才能成为士，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子贡和子路意识到了孔子试图赋予士以新的内涵。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参，对“士”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杨伯峻：《论语译注》，第92页）
在赋予士以新内涵的同时，孔子还通过对“道”的体认和承接，改变了儒的形象。孔子以前，儒经常受人轻视。与他同时代的晏婴就曾在齐景公面前用很瞧不起的口气谈论过儒，稍后于孔子的墨子也用很轻蔑的口气讽刺过儒，他们认为这些儒都是无聊而没用的。应该说，他们谈的都是事实，孔子也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孔子还看到儒的未来。
二、孔子的教育贡献：提倡有教无类的原则
孔子的教育理想非常高远，教育成果十分丰硕。其中最特别的贡献是，孔子信奉并践行了“有教无类”的原则。
有教无类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孔子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35页）。在当时，“民”和“人”有所区别，“人”可以包括“民”，而“民”则是指下层社会的人。所谓逸民，就是指本来属于贵族，但最后家族衰弱了，变成了庶民，就不属于贵族了。逸就是放出去的，或者叫降下去的。孔子要通过教育，使这些人重新获得举用。但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教无类的提出与实践，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首先从教育观念上讲，至少孔子承认，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孔子之前，非贵族子弟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孔子赋予普通人求学受教的权利。各个阶层、各种出身的人都能够受教育，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使中华民族很快从愚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因孔子而得以进入私学。这种有教无类原则受到保守派的批评。据《荀子?法行》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是以杂也。’”南郭惠子认为孔门生徒“杂”，显然是从传统教育的“纯”来对比的。“杂”正是私学的特点。孔子门徒中，有贵族子弟如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兄弟，有富商如子贡，有穷居陋巷的颜渊，“衣敝衣以耕”的曾参，居“上漏下湿”“不堵之室”的原宪，还有“卞之野人”子路，那位被孟子称为“得圣人之一体”的子张，据《吕氏春秋》所言，也是鄙家出身，是野人。孔子“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02页）。对“鄙夫”他也能“诲人不倦”，必从终始本末粗精上下而详尽解答。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韩兆琦：《史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多继承他的教育事业，讲学授徒。例如子夏就办学有方，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克等皆“为王者师”。各类出身从学者聚到一起，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可以交流与碰撞，可以推动自由讨论和思想解放。
我曾算过一笔账，如果按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真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当时全中国人口总数大约1000多万，那么，孔子所教弟子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很高。如果每个学生再影响十人，孔子教学的影响力就更深广了。所以说，孔子以他个人的力量，几乎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
孔子的有教无类深刻地影响以后的私学。墨子自称有“弟子三百人”（水渭松：《墨子直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淮南子?泰族训》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刘安：《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9页）；田骈在齐，“訾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4页）；连许行这样一个“为神农之言者”，到一个小而落后的滕国，也收徒“数十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第92页）。在战国时代，著名学者没有不聚徒讲学的，个个“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王云路、史光辉：《荀子直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合而观之，有教无类原则的推行，大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
有教无类的同时，孔子通过改变教育内容而提升教育质量。内容的变化就是由小六艺演变为大六艺。小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大六艺就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小六艺和大六艺的区别在于：小六艺是知识性和技能性的，是为了培养官员的；而大六艺是古代的一些经典著作。这些经典，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更多的是一个价值体系，一个精神体系，一个情感体系，一个文化体系。当孔子教学生这些的时候，显然不只是为了让学生学知识，更不是为了学技能，他要让学生有价值观，有世界观，有精神信仰。孔子在讲到《诗经》时，概括了四个字：兴、观、群、怨。（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08页）“兴”就是让人要有情怀，要有理想。“观”就是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个判断力不是就某个知识作出判断，不是要让人解决诸如一个电脑问题这样的技术性问题，那是技术能力。孔子注重的判断力指的是价值判断力，是非判断力。后来，孟子讲人的四心时，在讲到“智之端”时，就讲到了“是非之心”（杨伯峻：《孟子译注》，第59页），讲的就是判断是非，判断价值。所以“观”也就是价值的估量。“群”就是合群，就是群体的精神。孔子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19页），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人必须同群，人必须跟人群在一起，这是一个士对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感的最高体现就是“爱”，就是仁者爱人。“怨”就是独立的批判精神。作为一个担当了道义的士，应该有独立的批判精神。
尽管每个弟子的最终习得有大小多少的区别，但是，他们都可以在六艺之教中受到浸染和熏陶，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三、孔子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并重视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孔子主张“君子不器”，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而培养人自身。孔子以前，教育主要培养官场接班人，多做基本的礼仪训练。即便是背诵《诗经》等，更多是一种身份和职业需求。他主张“君子不器”，将教育提升到人自我精神成长的高度。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73页），“为己”，就是“成就自我”“完善自我”。这个理念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直到今天，也还是最具核心价值的教育理念，无法超越，也不可能抛弃或置换它。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真正的“大学”，也就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它不是培养人的专业技能，也不是灌输一些静态知识，而立足于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气质，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成人。不是为了一己谋生，而是要为天下人谋生。谋天下太平，争人类福祉！《学记》对于大学里学的知识做了具体说明：
比年入学(每年新生入学)，中年考校(隔年考核一次)。一年视(考查)离经辨志(断句与文句理解)，三年视敬业乐群(严肃对待学业及与同学友好相处)，五年视博习亲师 (知识的广博和敬爱师长)，七年视论学取友(学问的见解和选择朋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分类与类推，掌握规律法则，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强立而不反(树立坚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0页）目的是要一个人具备伟大高尚的德行。自孔子而后，儒家相信，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完人，每一个人内心都有美好的德行。通过大学教育，可以把这种德行发挥出来，弘扬出来，培养出来，这叫明明德。这样的教育一旦普及，全国人民的整体面貌就会焕然一新，所谓“亲民”就是“新民”。“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最高最终的善。并不是说最高的善易于追求，而是借此表达态度，强调学无止境。大学的学习实际上是无止境的。
无止境的学习需要有恰当的指导和持续的意愿。为了不破坏或者说提升这“持续的意愿”，孔子为学生提供了“恰当的指导”，结合每个从学者的材质特点给他们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案，展示不同的教法，也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基础好一点的人，可以多讲一点；基础差一点的，可能就要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悟性高的人，可以讲深一点；悟性浅的，可能要从小事情上着手。
孔子对教育的规律把握得非常准确，对人的观察也非常准确。在《论语》里，有很多人问孔子，什么叫孝，他的回答是不同的。很多人问孔子，什么叫君子，孔子的回答是不同的。很多人问孔子，怎么样从事政治，回答还是不同的。有很多人问孔子，什么叫仁，回答也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人多次问仁（樊迟），他的回答都是不同的。并不是孔子这个人没有固定的观点，而是他能根据不同人的特点给予相适宜的回答。子路很勇敢，但做事很莽撞，想起来就做，风风火火，不计后果；冉求小心谨慎，察言观色，非常拘谨，做事情翻来覆去地考虑。子路问老师，听到了一件正确的事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做？孔子告诉他，不可以，有父兄在，至少要问问他们，不能自作主张。冉求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告诉他，你既然觉得正确，就应该马上做。公西华在旁边听了，就问孔子：老师啊，刚才子路来问，你告诉他不行，要听听父兄的意见。可是冉求来问，你却要他不要犹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孔子告诉他，冉求比较胆小，所以我要鼓励他；子路太莽撞，所以我要抑制他一下。（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33页）
因材施教，可以培养出不同的人才。尽管主张“君子不器”，孔子还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只是，工作能力的背后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和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孔子是终身教育的开创者。他招收学生时的“有教无类”的“类”，不仅是身份上的差别，还有年龄上的差距。孔子学生中有非常年轻的弟子，如曾参、子张、子夏、子游、公西华等；也有年龄很大的学生，如子路、曾皙、颜路等。学生一旦拜入门下，一般会终身跟随孔子学习。当然，他们又各有谋生手段。跟着孔子读书的人，随时都会出去做官，比如冉求、宰予、子路、子贡、子游、高柴等等。子路跟随孔子四十多年，也不总是待在孔子身边读书。子路是有家室之人，要养家糊口，他必须去做官，获得俸禄。孔子在做鲁国大司寇时，子路就曾在鲁国做过季氏宰，就是季氏的大管家，也就是之前阳虎的职位。这可是很高的官职。后来子路在卫国的蒲地做官，带领百姓修理好沟渠，将当地治理得井然有序。孔子去看他，给予很高的评价。再后来，子路陪伴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又回到卫国做官，最后死在了卫国。子路可以随时出去工作，也可以随时回来跟孔子学习，这就叫“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孔子开创的终身教育形式非常灵活，需要时去养家糊口，工作之余也可以回来读书，修养身心。
终身学习也是孔子本人坚持实践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既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他本人通过创办私学从事教育，找到了终身“志于学”的最好形式。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探究学问、传播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位专职老师，一生绝大多数时间不做官也不经商，只是做教师。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5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1页）。假如不是教书，不收束脩，孔子就不可能一辈子学习不辍，安心整理六经。教师这种职业让孔子可以终身学习，有足够的时间总结、传承、提炼古代文化。
孔子的教育模式是为士量身定做的，适用于他的时代。其实，在今天，这种教育也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可以为社会上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商人提供修养身心的机会。比如做生意的人，一个大项目完成后，常常身心疲惫，如果到某个好的环境中读读书，会是多么好的身心修养！我们有必要将孔子的教育模式再重新推广。
结语：孔子教育的文化意义
孔子以一己之力传承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身处一个伟大朝代的末世，却能够创立私学，整理、提炼、传承已经散失和即将被遗忘的传统文化，功莫大焉。孔子以后的诸子，不光是儒家的人物，法家也罢，道家也罢，他们学问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孔子。可以说，孔子是诸子之源，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开创者。
孔子的教育模式极具魅力，后来多有仿效者。不光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子夏都有授徒，再往后，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全都是私学老师。荀子，在齐襄王时，在稷下学宫被称为“最为老师”（韩兆琦：《史记译注》）。这正是孔子的教育模式的巨大生命力和魅力所在。孟子讲过人生的三大快乐，其中有一个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40页），甚至说“王天下而不与存焉”（同上）。庄子还给孔子虚构了一个杏坛，把孔子的教学进一步诗意化了。他说：“孔子游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庄子的这段描述是多么富有诗意啊！他和孟子一样，从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看到了一种特别具有魅力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看，孔子以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非常希望过这种生活。直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办书院。
孔子的教育模式在漫长的中国古代，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是因为这种教育可以由社会来自我实现，不需要政府的力量。甚至于一个乡村的老秀才，就可以把这个乡村的教育担当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教育成本不高。这种低成本的乡村教育模式，来自于孔子的私学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古代的基础教育不是由政府办的，政府有大学，也就是太学。但是对小孩的教育，往往是由当地的乡绅，或者地方官，提供一个场所，比如说乡村的祠堂，再找个老秀才，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老秀才相应的报酬，比如给几斗米等，就可以教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乡村，这种自我教育功能的实现，就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古代的乡村可以实现自我教育，所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涌现出的一批批一流的人才，几乎都是在乡村教出来的。近代的如鲁迅的三味书屋，就是乡村自我教育，不是政府办的学校；又如钱穆、胡适、巴金，包括钱钟书，他们最初的教育都是在乡村的私塾或家塾中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些私塾或家塾，走出了中国历代的主要人才。乡村自我教育和国家科举考试的有机结合，保证了中国在每个时代中都可以让贫寒的人有上升的通道，让上层社会有更换新鲜血液的可能性。这是最典型的古代中国的“中国梦”，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有机对接，使社会各阶层没有固化。这也正是科举制度的了不起之处，它源源不断地保证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互相流动。哪怕父亲是宰相，如果儿子科举没考好，下一代照样是平民。父亲哪怕是农民，儿子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了，就可以做官。
汉代以后，孔子的教育逐渐演变为国家的“教化”，这种以道德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教化”，不仅成了“文化”的可见形式和有效形式，还兼具了宗教的功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信仰的基本来源。
作者：鲍鹏山，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