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信的丢失可以追溯到100多年以前。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危亡,我们向西方学习,发展现代工业生产,“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搞了30年,制造出了很多坚船利炮,甚至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北洋水师。但是谁也没料到,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把北洋水师打得稀里哗啦,宣告了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一些先进的国人反思,觉得理念上面有问题,现实中也有问题,特别是理念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问题。当时有人就写文章讲,牛有牛的体,也就有牛的用,扛重物;马有马的体,也就有马的用,跑的速度快。所以不能要求牛体有马用,马体有牛用。我们既然学习西方的用,也必须学习西方的体。这个比喻虽然不伦不类,牛马具体的动物跟整个社会不能那么简单等同,但是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大家一听就明白。
既然学“西方的用”就应该学“西方的体”,西方的体就是政治制度,它保证了社会效率充分发挥。具体例子也有,我们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日本在搞明治维新,它改革成功了,它的力量就比我们强大了。这是当时的反思。
百年前,全面否定我们的文化有很多原因,比较大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传入以后,我们分不清传统文化呈现样式和近代文化呈现样式的不同
从西方学习经验,早期的政治制度改革是君主立宪,不废除君主制度,但是把权力移交到议员手里,早期荷兰、英国都使用这样的改革,成功了。我们也走君主立宪,所以就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因为中国的国情跟欧洲的荷兰、英国不同,跟日本也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改革之前天皇就是个摆设,所以君主立宪的改革比较顺利。中国皇权不是架空的,所以戊戌变法失败了,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
欧洲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把君主制度彻底推翻,我们是不是也走这条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先进的国人酝酿了后来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又经过四年,1915年开展了新文化运动,开始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算。
归根到底,传统文化中维持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关系的核心文化思想是什么?是儒家文化,儒家里的宗法血缘关系,就是家的关系,家上面是族,宗族代代相传,家代代相传。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家的制度,一代一代相传。一个国的政权也像一个家一样,家国不分,新文化运动批判这样的观点,企图彻底打倒孔家店,彻底破除中华血缘观念。
百年前,全面否定我们的文化有很多原因,比较大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传入以后,我们分不清传统文化呈现样式和近代文化呈现样式的不同。传统文化,不光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西方传统文化也是一样,综合地呈现,不分科。近代文化是分科呈现的。
古代文化是综合性的,我们看古希腊罗马文化,哪有哲学、宗教、艺术等分门别类,都是笼统在一起,混在一起讲的。我们古代也是这样,没有把哲学、宗教、艺术、伦理等分成各个不同学科。另外,分科以后,要找标准、模板,各个学科都要有一个样子作为参考。我们都是拿什么样的模板作为标准呢?几乎一律都是西方的。
比如讲到宗教,最典型的是基督教。基督教的要点:第一个要素,造物主崇拜。有一个我们现实世界之上神的世界,神的世界里又有一个唯一至高无上的神——上帝。上帝创造我们的现实世界,创造人类,这是基督教第一要义,也是其最核心的理念。
第二个要素,讲人是有原罪的,天生带了罪恶。人类到这个世界上要消除罪恶,然后得到上帝的拯救,灵魂得救。上帝不仅是造物主,还是救世主,只有得到拯救以后,灵魂才能升入天堂,否则就要打入地狱。
第三个要素,基督教是未来彼岸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充满了罪恶的,灵魂得到拯救,才能到彼岸世界去。
有些人就用这三个要素来界定宗教文化,来检查中国传统文化。根据他们的结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宗教文化,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一观点在上世纪初是很普遍的,包括很多学者都是这么认为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原因就是用一种宗教文化的样式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有没有宗教文化。中国文化里不提倡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也不提倡另外一个世界里边的神来创造我们的世界。中国文化强调做自己,不断提升自己,不是靠别人,不是追求彼岸世界。有些人从来不去考虑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宗教这种文化是可以具有不同特色和样式的。
所以同样道理,中国有没有哲学?有人说没有。为什么?原因是他们把西方哲学学科标准作为认定哲学文化应该具有的标准。西方哲学学科里面,可以专门抽象讨论一个概念,来进行推理,来进行逻辑的辨析,不涉及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中国文化不这样,探讨最高的真理,还要跟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西方哲学学科的特点来衡量,中国文化也是没有哲学的。
中国有没有艺术?西方画强调逼真、写实,认为这才是艺术品。中国历史上的绘画强调写意,我们要看这幅画所表达的理念是什么,给人有什么样的启发联想,让人们从这幅画里体会到大自然的庄严伟大等。宋代学者欧阳修明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如果按照西方写实的艺术来要求中国绘画,我们没有艺术。
我们要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维护本位文化,树立起文化自信
有学者提出我们中国人要真正地走向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这个理念曾经被非常明确、公开提出来。当然,在整个近代历史中,也不断有很多社会精英提出,我们要保持中国文化传统,我们必须维护本位文化,我们必须树立起文化自信。这个呼声没有中断。
但是在现实中,全盘西化的理念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变成了西方文化的附庸,使得我们要讲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借用西方文化的话语来加以解释,人们才能听懂,否则听不懂。必须清醒认识到,话语权丢失这个问题很严重。
当下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以西方的文化样式作为标准,把西方文化对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理念引进来,用这些理念来讲解中国传统文化,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果是消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如果中国文化核心理念被解构掉了,传统文化就会慢慢消失。
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到中医院看病,越是大的中医院,它怎么认识和分析病情?靠仪器。这哪还有中国传统中医里的望闻问切?哪还有中国传统医学里的阴阳虚实,内外辩证思考?中医是中国文化的实践者,不仅是哲学观点,而且也是科学观点,中医就在具体实践这样的理念。现在西方科学家也看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像阴阳五行,阴阳相辅相成,对立互补,以及五行的相生相克,可以说是揭示了整个世界的奥秘。哪个事物不是由正反两面构成的?前后、上下、左右、内外,这样才构成一个事物。
中国文化讲和,孤立的不可能叫和。事物如果不是外在原因调整,就是内部自我调整。事物怎么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要有相互的关系,相互关系里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互相帮助的“生”,互相制约的“克”。既有制约,又有推动,相生相克,这样才能够完成自我运作。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生存发展规律。
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吸收别人文化的长处,但是必须坚守主体意识
中国文化充满了辩证思维。比如,彼此分不开,没有此哪来彼;离开彼,此也不能存在。此里有包含彼的东西,彼里有包含此的东西,此中有彼,彼中有此。而且根据条件的变化,此会变成彼的,彼也会变成此的。比如,很好的一个人最后变坏了,一个很坏的人最后变好了,不能说坏人就永远是坏人,好人永远是好人。好人可能变成坏人,坏人也可能转变成好人。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爱要知道其有不好的东西,憎要知道其还有善的东西。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笼统讲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有个绝对的标准吗?事实上很难建立这个评估标准,精华、糟粕都跟它所处的时代环境分不开。在这个环境里是最优秀的精华,不见得到那个环境还是优秀的。这是必须要看到的,所谓精华和糟粕跟时代环境有关系,不能够脱离时代环境。
我们不能脱离实际讲要怎么去运用优良传统,怎么扬弃。一个人如果很有智慧,很有技巧,那腐朽的东西也可以变成精华。如果这人很拙劣,那精华的东西到他手里也会变成糟粕。关键得看使用的人。“善用物者无弃物”。一根朽木到了一个工匠手里可能变成一件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文化是在不同的人类生存环境下形成的,它有不同特色,所以一定要认同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状态,不能全世界的文化都一样。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现文化热,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世界经济地球村的现象。世界一体,经济一体,这样的发展好不好,可不可能形成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当时就有人思考这个问题。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文化趋同,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出现了许多传统文化丢失的问题。
当时出现了文化讨论热,讨论比较突出的就是经济可以全球化,文化应该保持自己的个性。因为文化是在各自不同特色基础上相互取长补短,才能推进文化一步一步往前走。如果都一样,都趋同了,还有什么可以相互补充的?没有了,文化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所以当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念,认为在文化上面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性。可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出现了一个怪象,文化越来越趋同,自我的文化主体意识越来越薄弱。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很多企业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企业家提出“重铸国魂”。但是当我们加入了WTO以后,有些自主的品牌慢慢消失,有些自主品牌变成了外国品牌的打工仔。企业出现这样的现象意味着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在丢失。如果丢失了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只能追在别人后面,绝对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
大道不器,不能丢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包容的,这种开放包容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在不丢失文化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吸收外来各种各样的文化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一旦丢失了主体以后,那就会让外来的文化吞没。国家有国家的底色,地方有地方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些地方的文化特色消失了,千城一面,到处都是西式的建筑,到哪看都一样。文化特色消失的原因就是缺乏我们的文化,没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吸收别人文化的长处,但是必须要坚守主体意识。
作者介绍
楼宇烈,男,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
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 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 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 经 历:1960年7月至1979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 1979年6月至1980年1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85年9月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90年起中国哲学博士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9月起);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