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一个大视野来看，儒学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至少是东亚（中日韩以及越南）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学术界、文化界对儒学对东亚社会的塑造作用以及对东亚价值观的形成极为重视。可以说，儒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更是东亚共同的文化。

　　日本京都大学已故历史学家岛田虔次，曾称宋明理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包括两代，第一代先秦儒学，第二代新儒学，两代都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当然它发源于中国，但同时也传播到东亚，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也成为东亚文化的共同传统。

　　但是日本、韩国除了中华文化传播过去以外，本地也有自己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包括宗教、一些民俗文化的传统。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在本地生根发芽，一定会受到本地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的磨合以后，在日本、韩国社会里得到发展、得到强调的那个形态的儒学可能就跟其他地区的有所不同。

　　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这是中国人的常识。但是儒家思想又广泛传播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因为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那么它们在中、日、韩各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使得历史上形成的三国的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也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勇”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比较起来，因为有士祸的历史、外患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更加注重“义节”的精神。

　　这种不同反映了各自价值体系的差异，也可以说反映了三个国家文化原理的不同，当然也反映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比如中国的儒学以“仁恕”为原理，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的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的文明半信半疑。

　　日本因为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就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抵触。

　　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作用。

　　综合起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一些发展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走向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北京日报》2019年5月13日16版《书海观潮：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亚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