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与道德原则的总结，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安定国家、稳定社会的最普遍的道德规范。孔子继承前辈思想家，已分别提出了这些道德规范，孟子明确指出“仁、义、礼、智”四德，尤其强调“仁义内在”。西汉贾谊、董仲舒正式提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道，将这五种基本道德原则视作人的“常行之德”。“五常”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儒家认为五常是天赋予人的德性，是人的美德。五常不是平列的，这些价值之间是有层次的。“仁”与“义”是核心，《周易·说卦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又是核心的核心。

“仁者爱人”，君子居仁

　　“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孔子界定“仁”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以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作为“仁”的主旨。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是说，一个有仁德的人善于推己及人，自己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也在社会上站得住；自己通达了，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也通达于世。人们都可以从自身、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孔子的意思不是外在强加地使别人立或达起来，而是创造一种气氛或环境，让人家自己去挺立自己的生命，懂得礼，在社会上站得住并通达人间。这才是仁人的品格。这是讲“仁”之内涵的“忠”的一面，尽己之心、奉献，即人有所为的一面。

　　“仁”之内涵的另一面是“恕”。孔子指出，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决不要羞辱别人。也就是说，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是讲“仁”之内涵的“恕”的一面，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即人有所不为的一面。

　　以上是一体之仁的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仁道原则；推而广之，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的普遍和谐之道。“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

　　“仁”又是最高的道德境界。认识到“仁”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不管生活是穷困抑或安乐，都以“仁”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儒家将“仁”作为人生的目的。没有仁德的人，经不起困顿、贫贱的考验，也经不起安逸、富贵的考验。不仅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是考验。人的一生，会遇到无数坎坷，也会遇到安乐，这都是锻炼自己的心志、人格的机缘。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君子也不接受。君子即使在吃完一顿饭这样短暂的时间内，也未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促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

“仁”与“义礼智信”

　　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仁是亲亲的扩大，义是敬长的扩大。他又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即是说，出言破坏礼义，这就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己认为不能以仁居心，不能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道路。把最安适的住宅空着不去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不去走，可悲得很呀！

　　孟子从亲爱亲人出发来界定仁、义，但仁、义二者的内涵有所不同。“敬长”、“从兄”，表达了“义”含有“敬其所当敬”的意思，即行仁有一定的范围、等级、边界和分寸感。孟子的“居仁由义”是说居住在仁里，行走在义上。义是行走的正路，是行仁的人实现仁的道路。他又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每个人都有不应当做的事，把它扩充到所肯干的事上，不做一切不应当做的事，就是义。人能够把不挖洞跳墙（即不偷窃）的心扩而充之，义就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受轻贱的实际言行扩而充之，有惭忿之心，自己所有的言行都不会遭致别人的轻贱或贬斥，那无论到哪里都合于义了。在这里，“义”含有尊重别人的所有权、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的意思，那同时也就是尊重自己，守住自己的本份。孟子以仁为“恻隐之心”，强调“不忍”，而以义为“羞恶之心”，强调“不为”。

　　“义”是对事情“应当”与否的判断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义”的主要含义是“应当”，是“正当”，是“合宜”。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前引孟子所说“义”是人所当行的路等等，都是对孔子这些思想的发挥，也是对“公正”“正义”的肯定。

　　广义的“仁”兼包“五常”“四维八德”中的诸德目（包括忠孝、廉耻等），狭义的“仁”则是“五常”之一。仁、义、礼、智、信“五常”以“仁”为内核。儒家的仁爱，是推己及人，即把亲爱亲人之心一层层向外推，如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如张载《西铭》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仁”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和相互润泽。《中庸》说：“仁者，人也。”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标准，是最高的道德原则。

　　《中庸》记载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时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涉及到仁、义、礼的关系。仁就是爱人，博爱众生。其中亲爱自己的父母是仁中的大事，仁是把爱亲之心推广到爱民、爱百姓。义能分别事理，各得其宜，其中尊重贤人，把贤人提拔起来为社会服务是最合宜、正当的事。“亲亲之杀”的“杀”读“晒”，是降等的意思。爱亲有主次、程度之分，尊贤有厚薄、等级之分，这些就是从礼中产生的。

　　至于仁、义、礼、智、信等德目的内容与关系，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即是说，仁发端于侍奉父母，义发端于敬顺兄长。扩而充之，爱别的老人是仁，敬所有的年长者是义。仁兼义，但义不兼仁。仁义高于礼智。它们所处的层次不同。明白仁、义的道理而坚持下去是智。智是人对于仁、义、礼的了解。对仁、义的重要内容能合宜地加以调节，适当加以修饰是礼。礼是社会的行为规范。从侍奉父母、尊敬兄长中得到快乐，就是乐。

　　实际上，仁、义、礼、智、信等德目也是相互制约的。例如仁与礼，仁为礼之内涵，礼才不致流于形式。孔子强调仁是礼的本质，又肯定“让”“敬”为礼的内容，孟子认定礼为“恭敬”或“辞让”之心。王船山主张“仁体礼用”，即以仁为本体，礼为功用。另一方面，礼为仁之节度，以礼节仁，过其所爱曰侵。故仁爱，亲情友情之爱，博爱之谓仁，又不是没有节制的。儒家讲居仁由义，以仁为境界，义为道路，而以礼则是门径。礼把仁与义的秩序、层次、节度等规定了下来。而仁、义与礼之间又有张力，君子人格的养成，正在此张力中实现。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是说君子守礼、节制欲望与行为，是培养仁德的重要方法。“智”在这里主要是指对道德的认识，即道德是非、善恶的判断和道德知识的积累。孟子把道德的“智”界定为“是非之心”。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这是说，君子对于事业，以合乎道义、适宜恰当为原则，依礼实行它，用谦逊的语言说出来，用诚信不欺的态度完成它。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这表明“信”必以礼、义为前提，与礼、义相补充。孔子又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许诺的言只有符合于义，才能兑现。违背道义、礼制的，不必信守。

“五常”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

　　“五常”有草根性，是历朝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内在的生活信念与道德律令。“五常”的内涵，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家训、家礼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老百姓评价周围的人，常说这个人“仁义”，那个人“不仁义”等。

　　现代普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仍然有“仁义”，有“五常”。天津白芳礼老人，靠自己蹬三轮车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从74岁蹬到将近90岁，他省吃俭用，挣下35万元人民币，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

　　我们的广大民众，仍然信奉着仁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五常之德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诚实守信，礼貌待人，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当下与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引导。面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等诸多问题，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有着重大意义。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养、整饬官德吏治、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传统核心价值观仍有效用。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国发展的软实力。五常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土壤！

　　作者介绍

　　郭齐勇，男，汉族，1947年生于湖北武汉 ，儒学专家，哲学博士，国家级教学名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学术委员会主任、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贵州省阳明文化研究院院长。

　　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百余篇。

　　原载《人民论坛》2013年10月上期，总第4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