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新礼乐》第一辑，为彭林教授在孔子研究院春秋讲坛上的演讲全文。《新礼乐》创刊于2018年，由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主办，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协办，每年出版一辑。

　　今天我给大家切磋交流、向大家请教的题目是：礼乐文明与中华人文精神。

　　大家知道，近百年以来，最让我们中国人感到纠结的一个问题是文化选择。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华大地上弥漫着一种非常悲哀的情绪。这个时候，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是跟着东欧走，还是跟着西欧走呢？由此而造成的局面是，我们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苏化，五千年的本位文化完全没有了位置，甚至被抹黑、被丑化、被当作垃圾。直到这几年，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旗帜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植根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源泉。我们从内心深受鼓舞，终于找到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接着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说到根上，是一种什么文化？百年以来，我们在反传统、反对尊孔读经之后，传统的东西读的人很少。所以对于这两年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学术界准备不足。对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怎么样去弘扬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面什么要优先走出去，人们看法很不同。用一个词来形容：气场很乱。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否则，后面的工作就会盲目，甚至可能走错道路。

　　一、中国文化的特质——礼

　　那么，中国文化，说到根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我们来简单考察一下。西学东渐之后，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到中国来。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国文化重礼治，西方文化重法制，两种文化可以归结到“礼”和“法”这两个字上。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钱穆先生非常赞成这句话，他说：“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换句话说，只有真懂文化学的人，才能如此扼要、精辟地归纳到这两个字上来。百年来，我们对于“礼”已经非常陌生了。一提到礼，人们就会想到电视连戏剧里面的“三跪九叩”“皇上圣明”“奴才该死”等，这就很悲哀了。今天我就谈一谈为什么中国文化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

　　首先要从曲阜谈起，因为曲阜是周公开创的鲁国所在地。周代的新政跟商代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不同，在我看来大了去了。在商朝，从贵族到平民，都迷信鬼神。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甲骨可以发现，其内容实际上都是占卜的祭文。下雨、打猎、生孩子都要占卜。殷人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鬼神身上。祭祀祖先要用一百头牛，甚至五百头。他们如此虔诚地对待鬼神，可是鬼神并没有保佑他们。因为他们腐败，他们“酒池肉林”。所以，武王克商，一个早晨就解决了，七十万士兵倒戈起义。

　　那么，周朝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呢？历史上常常是以暴易暴。但是周公和武王没有这样做。周公在思考：为什么如此强大的青铜王国，居然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总结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周公和武王决定从鬼神的阴影下走出来，要“以德立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飞跃。王国维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就在殷周之际。实现这次飞跃的核心人物就是周公，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朝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道德而设，其宗旨是纳上下而一道德，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底蕴。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就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

　　那么，我们接着看，孔子的学问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源头就在周公。《尚书》里面的许多东西，开启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先河，所以孔子最仰慕的人是周公。春秋时期，进入了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儿子杀爸爸，弟弟杀哥哥，触目皆是。道德沦丧之后，人类社会的景象就好像是成了禽兽社会。社会要到何处去？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道之以政，用行政命令来引导。百姓有听的有不听的，该怎么办？那就有了第二条路线，齐之以刑。你不听，就要用刑法。老百姓因为害怕而不敢去做，所以就是“民免而无耻”，良知并没有被激发出来。孔子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对老百姓首先要以道德教化，用道德来引导。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有精神家园，有良知。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生下来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这四个善端，你好好管理它，就能成为君子，成为圣贤。这样引导之后，再用礼来整齐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君子、一个圣贤，他的气象是什么样的，他的行为举止是什么样的。让老百姓能够以道德来自律，人们就有羞耻心了，也就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刀架到脖子上也不能做的，做到“有耻且格”。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那么这种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呢?那就要靠教育。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一进卫国的城门，发现这个地方经济搞得不错，人口非常繁庶。孔子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这个地方已经把人口增加这么多了，还要加上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呢？孔子说：“富之。”人都应该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要让他们富起来。人如果长期处在贫穷的状态下，提更高的要求几乎不可能。那么学生继续问：“既富矣, 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富了如果不教育他，那他就是暴发户。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都是富而不教的结果。

　　周易有句话叫“观国之光”，意思是看一个国家的人文之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曲阜是旅游文化圣地，但我们不是只让人家来看风景，我们要让全国、全世界的人民看看，周公制礼作乐，孔夫子在这里招收弟子，在这个文化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曲阜人是什么样子的。

　　历代知识精英，都重视礼，例子举不胜举。曾国藩是一个礼治主义者，他认为治理国家就八个字：“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礼是根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西方文化把人看做是恶的，认为人有原罪感，要用“法”，要用上帝把你管住，中国人认为，人性是善的，人都是能教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一条离得了“礼”呢？

　　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道德是一个抽象的范畴，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道德对于我们，就像空气一样。周公和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道德作为了立国的基础。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看到，中国人是通过“礼”，通过一些合理的符合道德理性的规范来求得人自身的完善、家庭的和谐、社会的进步的，所以钱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二、礼与中国人文精神

　　“礼也者，理也。”符合道德理性的要求，才能叫礼。古代这两个字是可以替换的，是一样的。“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就是合于道理、天理的行为规范或者制度，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执政者的更换而改变，因为它是永恒的理念，是经过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淘洗逐渐形成的。道德理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要讲道德理性的地方，都有礼存在。周礼中，就体现为“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宇宙六合都包括在里面。在中国,“礼”包含“法”，是笼罩一切的；秋官大司寇就是礼的一部分，就是讲司法的。古人认为，法必须符合道德理性，为整个国家的礼乐制度服务，使国家达到礼乐治国、和谐境界。

　　１、礼使人自别于禽兽

　　孔子讲，“鸟兽不可与同群”！人不能把自己降到畜生的队伍里面去！人要有文化自觉。人是什么？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在哪？有人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那么鹦鹉也会说话，猩猩也能说话，但他们还是禽兽。那么这个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人是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的。换言之，就看他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道德理性的规范在指导、约束他。

　　周公、孔子制定了一套礼来教育大家。礼是人跟禽兽的区别，你要有礼，你要懂得自别于禽兽，要把人的羞耻心激发出来。程颢、程颐把社会分为三个层次，最低的叫禽兽；其次的叫夷狄，野蛮民族，已经不是畜生了，但文化程度不高；再高一层次的就是我们华夏民族。二程说，华夏民族如果把礼丢了，便是夷狄；再丢，便是禽兽。

　　２、礼教人懂得尊重

　　两千多年前的《孝经》中说到，“礼者，敬而已矣”。礼，无非就是表达尊敬罢了。离开了礼的形式，对方就会感觉不到尊重。礼是我们内心对人家的尊重，这是人跟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最基本的愿望。我对你的尊重，要通过语言、肢体动作表达出来，让你感受到。我也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来尊重我。

　　人跟人打交道，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对对方要有敬，对自己要有谦。敬是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而谦是指自己要谦卑。西方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讲辈分，因为老年人为社会的贡献已经完成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关爱和帮助。对前辈要表达敬意，“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辈也要表达敬意。同时，我们自己还要懂得谦虚。《周易》六十四卦，最好的一个卦就是谦卦，谦卦六爻皆吉。月亮初一连月牙都没有，初二、初三开始出现月牙，整个是虚的；因为是虚的，所以有生长的空间；一旦满了，就开始亏了。月盈而亏，为什么亏呢，是因为自满。一个人自满了，就什么都不想学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你就要落后了。所以，人要谦虚，谦虚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周公一饭三吐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曹操评价说，“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为什么？因为他谦卑啊，谦虚就能进步，骄傲自满就会失败。低调是一种美德。

　　那么如何表达尊重呢？方式有很多：在语言上，使用敬语与谦语；在容貌上，要庄重与真诚；在服饰上，要整洁与紧束；在坐立上，要懂得侍坐与退立；在揖让上，要知道长先与幼后。

　　我们选取几条讲讲吧。

　　一般来说，会客的时候，尊者是坐着的，辈分低的、年龄小的在旁边站着。孔子讲学的时候，弟子们就都在旁边侍立。因为站着方便听老师的差遣，“子贡啊，给我找本书过来。”马上就去了。老师让你坐，你才能坐下。我们翻翻看小时候的合影，长辈都坐着，孩子在旁边站着。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有学生到我家来拜访，进门就一屁股坐下了。我是主人，给他们倒茶，忙来忙去的时候，他们视而不见，也不站起来，一个个照样谈笑风生。我觉得我成跑堂的了。起码你得站起来嘛！人家给你倒水，哪怕是平辈，也要站起来或者真诚地说声“谢谢”。

　　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掌故，是说我们清华大学国学院陈寅恪的。他在国外留学一二十年，学成归来。国学院刚好要聘请一流的导师，有人就向校长推荐他。校长问：“他是哪国的博士？”“他没有学位。”又问：“他有什么著作啊？”“一本书都没有。”校长说：“那我们为什么聘请他？”“他一篇论文抵得上我所有著作”。可见他学问之高深啊！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看他在长辈面前是怎么做的。有一次有学生去拜访他，他父亲也在。陈寅恪去安排座位，正中间摆的太师椅请父亲坐，前面摆几张凳子请学生坐，自己在父亲旁边肃立着。在父亲面前，儿子永远是儿子，不论你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大家想想，如果陈寅恪摆两把椅子，那学生要疑惑了，他的哥哥年龄那么大啊？因为，兄弟才能并排而坐。那学生为什么坐着呢，因为是客人，中国人讲待客之道。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陈寅恪虽然留学多年，身上依然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

　　下面谈谈我们见人时的称呼。现在，我们经常是对人直呼其名了。有一次讲课时，我问第一排一个女同学：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啊。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是啊，叫王×。

　　整个教室全傻了，老师这是怎么了，她是叫王×啊。后来，有位学生觉察了，老师问的是名和字，学生回答的是姓和名。这个区分，现在基本上不讲了。古代，人成年了要取个字。比如说，纪晓岚，姓纪，名昀，字晓岚。叫他纪昀是不礼貌的，互相之间要称字。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伯仲叔季，表示他在家里的排行。名跟字有关系。名里面有丘，丘就是小山，尼指的是尼山。子夏，姓卜，卜商，名和字都指朝代。子贡，叫端木赐，贡和赐是有关系的。冉耕，字伯牛，耕田要用牛。孔鲤，字伯鱼，都是指鱼。诸葛亮，字孔明，孔明就是非常亮，意思是一样的。取个好的字很有意思，对自己是一个文化提醒。曲阜要跟人家不一样，我们这里凡是在曲阜师大、孔子研究院工作的，建议都要有一个“字”。没有“字”，会被人家认为是文化不够深的表现。

　　尤其是对于一些学者，我们应该称字，表示尊重。山东汉代的大儒叫郑玄，字康成，即郑康成；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即顾亭林；魏源，即魏默深。你对这个如果不了解，读书是读不懂的。《魏默深全集》，你不知道是那个魏默深。杜甫当作工部员外郎，被称为杜工部。颜真卿被封为鲁国公，所以人称其颜鲁公。有的人太有名了，为家乡争了光，如康有为，被称为康南海；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被称为张南皮。

　　礼其实就在生活当中，就在你我之中。我给大家展示一个信封。我们的很多同学，把作业做好打印出来，叠好装在信封中，放在我的信箱里。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一种信封。有些写着“彭老师敬启”“彭教授敬启”“彭林老师敬启”。这个信封写的对还是不对？为什么不对？我有学生到香港留学，给香港的老师讲某某老师敬启。香港的老师很生气：你们大陆的学生什么毛病啊？这话错在哪里呢？主语是彭老师；谓语是启，启就是开的意思，别的人不能开这封信，只有彭老师开。怎么开呢？恭恭敬敬地打开。我们的同学到香港、到台湾，正在把这种笑话弘扬出去。赶紧刹车啊，不能这么写了。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说到这里，一个男同学站起来，都快哭了，他说，“老师，我高中一位女同学给我写信，信封上写着某某同学跪启”。我们两岸要统一，就要先实现文化统一。台湾人写来的信，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看不懂。 

　　3、礼引导人内外兼修

　　经常有人说，这个礼啊，就是形式。一方面，没有形式怎么行？思想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达。另一方面，礼最反对的就是没有内涵的虚伪的形式。“文质彬彬”这个词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有的人把“文质彬彬”当一个坏话，你这人有什么用啊，文质彬彬，杀个鸡都不会。完全成为一个文弱书生的代名词。我们读《左传》《论语》《礼记》就知道，儒家认为人的身上有两样东西。一个叫“质”，一个叫“文”。“质”是什么？我们看这个杯子的质是玻璃的，这个碗的质是塑料的。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质。“人之所以为人”的质，不是禽兽，不是猪狗，是人。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礼智，如果少了一个，就不是人。不是说穿衣戴帽就是人，还有一种“衣冠禽兽”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仅仅有“质”是不够的，还要有个“文”，这个“文”就是“礼”。这个“礼”标志着你身上的文化，你的内在修养。“质”和“文”在人的身上经常是不对称的，有的质多，有的文多。质压倒文，胜过了文，甚至只有质，那不好。我在清华上课，有位同学站起来说：“老师，我家是农村的，我们农村人质朴，这就足矣。我们不需要学这些虚头巴脑的文”。我说：“同学你坐下。今天外面37度，我这两件衣服全部湿透了。我还穿衣服干啥？我光膀子吧，质朴嘛！我赤膊站在讲台上，一边讲课一边出汗，拿毛巾擦擦，往肩膀上一搭。你受的了吗？”北京马路上的气温是60多度啊，交通警他该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是文明的社会。理想的境界是什么，是“文”跟“质”适配。“彬彬”是相得益彰，是两样东西搭配得非常好。中国的文化让人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要做君子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质”。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早上刚起的时候，用几分钟反思一下。我那个“质”还在不在？我这个人的爱心还在吗？我还有正义感吗？除此之外，我还要想想，我身上还有“礼”吗？还有“文”吗？一个人往那里一坐，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有没有教养，有没有文采。所以有“文”跟“质”“彬彬”，你才是君子。

　　现在生活里面经常有好多让我们生气的现像。2008年我们要办奥运会，2001年的时候，张艺谋拍了一个片子要给评委看。报纸上说那个片子共20分钟，叫“北京人的笑”。老人在笑，孩子在笑，男人在笑，女人在笑。后来把申办权拿下来了。所有的单位都要求要微笑服务，怕你忘了，挂一张笑脸互相提醒。这时候，掌握西方礼仪的一些人，给领导出馊主意，说微笑是有标准的，可以量化。西方文化里面微笑就是漏出八颗牙齿。微笑还能量化吗？人的嘴巴有大有小，牙齿有大有小，我研究礼几十年了，不知道笑还能量化。个子高矮、衣服大小可以量化，这个笑是千差万别的东西，故意把八颗牙齿露出来，坚持不了十分钟啊。可我们的领导很高兴啊，这才是科学，这才是现代化、标准化。可是这八颗牙齿露不出来怎么办？他们就出馊主意：咬根筷子。我们古代打仗的时候，晚上怕马弄出声音，用个筷子塞进马嘴里。现在我们也塞在人的嘴里。太滑稽了，礼仪不是被理解为我们十三亿人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的素质，而是成了一个行业，一个职业——礼仪师、礼仪小姐。有人说，北京是国际大都市，要与国际接轨。接轨就是跑到人家轨上去吗？美国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中国接轨？

　　很多人都到过巴黎，巴黎罗浮宫有一幅画叫“永恒的微笑”，一颗牙都没露嘛。这叫微笑，嘴角稍稍往上；八颗牙露出来，那还叫微笑？我们看“千手观音”的演出，邰丽华和她的小伙伴们排成一队来演绎千手观音。总政歌舞团的张继刚是这个节目的舞蹈编导，他告诉邰丽华：“你演成什么样，观众就认为观音是什么样。观音是大慈大悲的，那颗慈悲心你有没有？你要先往心里找，里面有了再往外面找。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能板着脸吗？他一定是温和的，微笑的”。这个微笑怎么拿捏呢？张继刚说了四个字，让人佩服，他说东方人的审美标准是“笑不露齿”。邰丽华的微笑征服了全世界。

　　《礼记》里面有段话非常好，礼容“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我们每天都在给别人打印象分，别人也在给你打印象分。我现在坐在台上，我就知道你们都在给我打印象分。自由体操运动员一上场，往那一站。第一个分就出来了，印象分。《礼记》里面提到“足容重”，走路要稳重。我们现在有好多种面试，那孩子一进来，他给你的印象如果是不稳重，你肯定不敢录取他。什么叫稳重呢？咱们曲阜的“祭孔”，上台阶的时候，一定是走一步，停稳了，再走一步，步履非常稳重。刚才我们讲了“手容恭”，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在跟人打交道，尽量要用双手。“目容端”，端就是正，眼睛要端正。孟子讲，对于一个人，你如果想要看到他的心，没有比通过他的眼睛更好的途径了。相由心生，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浩然正气的人，他的眼睛是清澈的、有光的；一个经常暗中盘算的人，他的眼睛会是浑浊的。我们公安系统审问犯人就是看眼睛，说假话眼睛就会躲闪。我们跟任何人交谈，眼睛一定要看着对方。我在清华参加自主招生，学生一进来，就知道他有家教没家教。如果那孩子一进来，半躺着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不停地抖，眼睛也不看你，目中无人，那他一定很吃亏，没有印象分。

　　4、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音乐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会有音乐产生。但是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来讲，音乐只是娱乐，或者是互娱。而在我们中国，音乐承担教化的功用。制理作乐的那个乐，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礼乐并称呢？礼是规范你的行为，那么怎么去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呢？如何让那颗心变得和谐呢？通过乐来解决。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放心就是把心当作风筝、当作鸽子放走，结果生命体里面没有心了，像行尸走肉一样。孟子说，人有鸡犬放，鸡狗放掉了，想着找回来。心放掉了，为什么想不到把它找回来？

　　灵与肉，或称精神与身体，是生命的两大要素，也是修身的主要对象。礼，旨在提供行为规范，令人们的言谈举止中规中矩；乐，旨在陶冶内在心性，使人们的心灵高度和谐。礼乐双修，即可成就君子风范。儒家的乐教理念，倡导德音雅乐，寓教于乐，体现了极高的智慧。

　　三、弘扬礼乐文明的现实意义

　　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先生曾经指出，国民教育的核心是“人格”与“国性”问题，“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出境游人数激增。遗憾的是，中国游客的失礼行为比比皆是，海外负面评价在在多有，很多舆论认为“中国如今有富人而没有贵族”、是“富而不贵”云云，中华民族形象已受到严重损害。

　　推行以道德教化为内核的礼乐教化，有利于提高民众素质，善化社会氛围，提升民族形象。

　　作者：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