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若把这些弟子中精通者看作是具有“专业”高度的人才，那么在此背后反映的则是孔子平民教育中的社会艺术、社会美育思想。这一点对我们新时代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不无启迪之处。

　　《论语》中载子路等四位高徒“侍坐”之际，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其中最后言志的曾皙很有意思，他“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沉浸于音乐之美的享受，在此恬淡、安宁、无我的境界之中，说出自己不同于其他三位弟子的想法：“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看起来，曾皙的志向不像众弟子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着手，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想法那么高大、那么“有为”，只是自己生活上一种精神享受的意境：游泳、唱歌、尽兴玩乐——这种高度艺术化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恬静和满足感，实质乃大同理想社会安详、自得的生活写照，乃社会长期稳定、国家自主、经济繁荣、天下太平特别是社会高度精神文化孕育的结果。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宏大治理活动转化为文明化育，似春风润物，更进入一个更深入更细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即使是各种宏大“叙事”，也一定浸染上以文化人的浓厚氛围。

　　“乐”之教化即属“文教”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家语》载，孔子至周，通过问礼访乐等活动，乃“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说明“乐”为社会治理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制礼作乐，标配着天下和国家秩序，不是灵机一动、随便创制的，所谓“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集中到最高层由之统一发出、颁布。同样，“乐”也是人民情感生活的调节。儒家认为，人本身有喜悦和悲伤等情绪活动，审慎地制定准则来进行节制非常必要，比如可以用歌舞等手段来表达人心中欢乐的需求。协和五声，以平和人心，成就政事。这就是说，给人们提 供“美感”的艺术工作者，需要与时代共舞，把握时代脉搏，创新升华至艺术之美，然后再反哺社会，才能发挥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所谓“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作“乐”是在功业成就、圆满后的追述与比兴，增强了韵味和形象的化育感染力。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影响深入人心，无形中对社会风气的转移、引导功效甚为显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韶》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我们看到，孔子把“乐成”往往作为个人修养也好、社会治理也好的最后一步、最高成就——一种所谓美在内心、美在实质的充溢、贯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完善人格的养成，最终亦要“文之于礼乐”来完成。在扬弃异化的条件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劳动“变成一种快乐”和“自主活动”，物质和精神成为每个人的“自我享受”，理想社会显然离不开对人的感觉器官社会化的美的培育。礼乐文化向来是作为传统中国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乐”反映的美育思想，并非我们今日一些人追求的“为艺术而艺术”之纯粹，而暗合当代倡导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这样一种互为互需的艺术观。

　　对于“乐”之创制，儒家向来主张以“中和”为原则。孔子为什么把《关雎》放在诗经第一篇呢？《论语·八佾》给出了答案：“《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何要“放郑声”呢？因为其“淫”，过度了即伤和伤生，对正能量的“乐”是一种扰乱，“乱雅乐”。现在有人把艺术仅仅定位为满足娱乐消费，甚至提出“娱乐至死”主张，显然这是极度有危害性的；“死”就走向了极端，转变为“乐”的反面。这样看来，并非所有打着艺术旗号的都能呈现给人们以美感，“淫”乐同样需要剪除，才能使“雅乐”更好生长；否则，葬送的不只是艺术之美，最后颠覆的可能是美好生活。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做到这一点，艺术作品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美同善相比，善更根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