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中国学术为国学，这里的“国”即本国之义，“学”是学术之义，国学是本国学术之义。“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涵义经过近代学者的使用，已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国学的内容范围，前人多以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来列举。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古代书籍的分类，但也反映了对书籍所承载的学术的一定分类。

　　近人章太炎1922年讲《国学概论》时，明确把国学的本体内容分为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这也是从四部借鉴而来，虽然子部并不都是哲学，集部也并不都是文学。可见他的国学讲法已把四部的书籍分类概念转换成学术分类的概念，而且使用了近代的学术概念来表达国学的主体内容。

　　另外，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讲演录》把国学的内容分为五大类：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这一分类也主要是参照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而来，但又不拘于四部。其实小学在传统分类中属经部，章太炎重视小学，认为音韵训诂的小学是治国学的基础，故独立为一类，不再从属于经学。其实，从体系上说，小学是治学的方法，和经史子集并不能并列。章太炎的分类是基于重视国学研究的角度。

　　我们今天讲国学，应先依照传统的书籍分类与体系加以介绍，而后可以做国学内容分类的说明。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古代书籍的分类，但也反映了对书籍所承载的学术的一定分类。（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

　　古代中国典籍的分类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学术的分类，但书籍的分类也是根据书籍的内容进行分别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对知识、学术的分类。中国学问知识的传统分类有两个主要代表，一个是《汉书·艺文志》，一个是《隋书·经籍志》，前者是六分法，后者是四分法。

　　汉哀帝时刘歆写成《七略》，把当时的皇家藏书作了分类整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采用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及其说明。《七略》中的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绪论，班固未加采用；其馀六略三十八种是分类体系，这就是六分法：

　　一，六艺。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共九类。《六艺略》结语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可见这里所说的六艺即是六经。

　　二，诸子。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共十家。《诸子略》结语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其实子可以是家，但家不一定是子，而这里把“子”和“家”混同，如“小说家”列入诸子，可导致任何“家”皆可以入于“诸子”之类，为后来的子部内容脱离诸子，而收入许多杂家杂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诗赋。有赋三种，加上杂赋、歌诗，共五种。结语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四，兵书。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共四种。                      

　　五，数术。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共六种。  

　　六，方技。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共四种。                     

　　六大类共三十八种。在《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中，兵学、医学、占卜与经学、子学、文学并立，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知识体系与书籍数量分布的状况。

　　《七略》的六分法中，六艺相当于后来的经部，诸子相当于后来的子部，诗赋相当于后来的集部，只是当时还没有史部，也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化中，史学书籍还没有兵书、术数、方技的书籍来得多而重要。可见，书籍的分类是以一定时代书籍的数量分布为基本依据，盖汉代史学书籍还不够多，故不以立为一类。所以书籍的分类和知识的分类在出发点上就不是同一的。当然，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状况不同，也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

国学是本国学术之义（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

　　再说四分法。魏晋以后，历史、佛经、文学的文献增多，而古代科技发展较为缓慢，汉代《七略》的六分法已不能适应书籍分类需要。魏晋的郑默、荀勖进一步收集文献图书，郑著《魏中经簿》、荀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为六艺等、乙为诸子等、丙为史记等、丁为诗赋等，次序为经、子、史、集，初步形成了后来四部分类的体系。

　　李充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与汉代的《七略》相比，此种分类把《七略》六分法的后三部分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表明这部分书籍当时已不占重要地位；而把“史记”独立出来为单独的一部，突出了史学书籍的重要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虽然在具体类别上沿袭《七略》，但在总的部别划分上，以经、史、子、集四者命名分部，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书籍分类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史部的地位。此种做法虽有其合理性，但较大的问题则是把在《七略》中独立的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使诸子类变得很繁杂，很多并入其中的科技类书籍与诸子并无关系。最后，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时，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表明经、史、子、集分类法自隋唐以来居于主流地位。

　　《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如下：

　　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共十类。

　　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

　　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十四类。

　　集：楚辞、别集、总集，共三类。                                   

　　以上共四部四十类，子部最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亦早指出此点。

　　此外又有：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箓（均不列书目）。           

　　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道、佛书共十五类，加上四部的四十类，共五十五类。

　　清代的《四库全书》，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而略有变化。

　　经部，即经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四书列为经部，显示了宋以后的经典变化，是很有意义的。

　　史部，即历史，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书画）、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隋书·经籍志》把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已经使得诸子类变得繁杂，《四库全书》更把佛、道典籍并入了子部，使子部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始于《四库全书》的。

　　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共四十四类。"

文渊阁四库全书（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四库全书》类别广泛，书籍浩如烟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全部。但在四部分类上，子部的两大问题（科技类、宗教类的并入）已十分明显。

　　为了便于学习，近代梁启超曾提出“国学入门书要目”，便于学习者确立国学的根柢。他的最基本书目也是依据四部的思路：

　　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

　　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这些便是他认为最基本的国学典籍（书目前的经史子集部名是我们所加）。他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三

　　以上是依中国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及其呈现的中国学术的范围。不过，近代国学大师已经不完全按照传统书籍分类的四部说明中国学术的范围。如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不再执着于四类的分法，认为国学内容分五类：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不仅在四部外增加了小学，也把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

　　他在《国学概论》中则表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是以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为主，这是把子学直接提炼为“哲学”、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这些都对传统的四部观念从国学内容的角度作了近代学术化的诠释和改进。

　　图书的四部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主流学术的分类观念，但因四部本是书籍的分类，不仅从学术知识的分类角度来看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就其沿袭的分类概念本身也不尽合理。

　　据前面所说看来，其中问题最突出的是“子部”。从概念来讲，“子”本是诸子学，但先秦以后，墨家、名家、法家等皆已断绝，汉代虽还保存不少诸子的书，实际仍在传承的子学唯剩儒道两家，所以“诸子”的概念已经不能贯通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已经把“诸子”向“百家”转变，而魏晋以后的子部内容越来越繁杂，名实混乱，问题最多。

　　与子部相关的大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安排宗教类的书籍。

　　《四库全书》把佛道列入子部，并不合理，因为佛藏、道藏在唐宋以后已经成为独立浩大的典籍体系，成为专门的知识部类。而且佛教、道教也不是“诸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魏晋时期佛教、道教书籍开始大量增加，在书籍分类中也产生影响，并占据了独立的地位。

　　如梁阮孝绪编《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七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外加了佛、道二录，反映了佛教、道教书籍急速增多的事实，也提示出国学内容分类需要有所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外再加宗教类的合理需求。

　　《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后面，又附加了道经、佛经，显然也是关注到佛、道经典书籍的规模数量和独立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小序注意到《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做法：“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用经典，用刘煦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已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四库全书总目》，1236页）其实《隋书》并不是把佛道书附于子部之末，而是把佛道书附于四部之外，故《七录》和《隋书》中佛、道书都有独立的地位。而《四库全书》不仅把佛道书录于子部之中，而且佛道之书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类目，比起《七录》和《隋书》来就更不合理了。

　　二是如何安排科学技术的知识。

　　《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把人文社会知识与自然科学书籍混合在子部之中，显示出对科学技术的不重视，这是当时科技知识发展缓慢造成的限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科学技术的部分另为独立，不与诸子混杂，从知识内容分类的角度看，应是比较合理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学、农学等十分发达，应在分类中有自己独立的部类地位。

　　以上主要讲的是书籍的传统分类的问题。从书籍分类转回国学内容，考虑到以上所说，如果我们像章太炎一样，用现代的学术语言表达我们对国学内容的分类的理解，那么，参考《汉书·艺文志》《七录》以及《隋书·经籍志》的书籍分类做法，可界定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科技六部为国学内容的主体，庶几可以较合理地成为中国古代知识的主体分类。

　　其中哲学主要是儒家和其他各家思想，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科技即包括兵学、农学、医家、天文、算法、术数等。就学术分类与书籍分类的对应关系来说，经学对应于经部书籍，史学对应于史部书籍，哲学对应于子部书籍一部分，文学对应于集部书籍一部分，宗教对应于佛经道经，科技对应于天文术数类书籍。至于主体内容之外的细节，就数不胜数了。

　　严格地说，国学知识体系包罗广大，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丛书序》）而今天我们向一般社会大众概括介绍的“国学”内容，则是关注其主要部分，并不是巨细无遗地介绍。当代的国学介绍，又是根据当代社会文化的需要，如主要是介绍其历史人文的部分，对科技、艺术的部分一般就不作介绍了。

　　同时，介绍国学主要内容时可以参照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但参考四部分类只是一种方便，不必全拘泥于传统四部的分法。如《四库全书》子部书籍中兼有儒、释、道，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不太合理的，改良的办法如上所说，是把释、道两家移出子部，另为独立之宗教类，子部中保留儒家等各家作为哲学类。

　　于是，基于这个思路，如果不考虑科技的部分，则可以说国学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史学、哲学（思想）、文学和宗教五大部分，而不是章太炎所说的五个部分。这个办法的特点是既增加了宗教的独立部分，又包容了经、史、子、集的主体结构形式于其中。

　　当然，今天介绍国学内容可以有许多方式，如若着眼于学术文化，则也可以经学、史学、文学、儒学、道学、佛学六大部分来构成国学的内容主体。经学、史学、文学可对应于四部的经史集三部，儒学、佛学、道学则对应于四部的子部。在这里，四部的基本内容都仍保有，只是结构形式有所改变。儒、释、道本来即是子部的主体，占了子部思想类的绝大部分，而把儒、释、道独立出来，使得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三教（儒释道）的结构得以明确展开，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呈现。至于国学展馆的设馆，在注意保有国学内容主体的情况下，也不必与学术的分类完全相同，而需要根据展陈目标进行综合、具体的考量，加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