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是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近年来，在“两创”方针指导下，众多学者立足于儒学的“经世致用”，重点围绕儒学与干部政德教育、儒学与乡村文化振兴、儒学与儒商精神塑造、儒学与青少年德育培养等话题，积极进行实践总结，及时进行理论概括，形成诸多颇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一、儒学与干部政德教育

　　刘长利、杨发庭《“两创”视阈中政德教育的价值意蕴和时代契合》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底色和价值本色，为政德教育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基因和恒久的精神源泉。汲取儒家文化营养全面提升政德教育水平，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动“两创”，以“两创”成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嵌入涵养领导干部为政之德中，全面推进政德教育提质升级。钟云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理念的时代价值》认为，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融入我国政德建设的实践中，需要“借鉴汲取儒家‘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传承弘扬儒家民本仁政思想”“夯实修身立德的执政根基”。李文洁《试析中国传统“政德”观念》认为，“为政以德”的政德观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的政德观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瑰宝，不仅阐释了为政者是什么，还提出了应该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为孔子之后的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汲取和借鉴，构筑了中国古代政德的基本内涵。陈力、卢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若干思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政德理念、尚贤思想、廉政思想等与党的建设紧密联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建设当中，对于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增强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刘长利、孙霄然《贯彻落实“两创”方针全面提升政德教育水平——以济宁市政德教育突出政治性时代性专业性实践性为例》指出，加强制度建设，使政德教育规范化；弘扬儒家文化，让政德教育成为领导干部的历史自觉和共识。刘媛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为政之德的思考》指出，从政者要结合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对传统优秀政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涵养为政之德，增强基于公共利益的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二、儒学与乡村文化振兴

　　吴少伟、郭星星《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价值逻辑与建构路径》认为，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求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因素的同时赋予其新形式、新载体，另一方面要求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实践创造文化的新内涵、新样态。黎珍《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认为，乡村治理逻辑中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治国理论中民本思想的历史传承。儒家智慧中的仁爱观、秩序观、民本观等民生思想资源和要素，使得乡村治理逻辑因传承而意蕴深厚；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仁政”实践民本理念，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传承千年的民生问题纾解、实现民生发展的“儒家智慧”“儒家方案”，使得乡村治理逻辑因传承而有所借鉴。杨慧、吕哲臻《融情于礼：孔子“礼治”思想对乡村情感治理的启示》指出，情感治理是乡村“软治理”的一种方式，其基本理念根植于儒家的仁、礼等思想，孔子的“礼治”思想更为“融情于礼”提供了理论基础。左康华《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离不开乡村，离不开作为其主体的乡土文明，离不开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在乡村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方面，颜炳罡、赵法生、常樯等学者，从乡村儒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颜炳罡《“乡村儒学”的由来与乡村文明重建》通过追溯乡村儒学的历史和发展，进一步指出，21世纪初期在山东各地出现的“乡村儒学”既是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实验，也是一种示范。赵法生《乡村儒学与乡土信仰重建》通过对于传统乡土文化的研究，结合当代乡村儒学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目前乡村建构儒学讲堂、公共祠堂和民间道堂三堂合一的教化体系的构想，通过乡土文化的返本开新，为乡土文明重建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常樯《论乡村儒学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指出，未来乡村儒学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事业的推进，其总体目标是淳化乡风民俗、引导向善向上、重塑乡土文明、构建精神家园。其主动性实践主体应由地方党委政府、人文学者和时代乡贤三方组成。未来乡村儒学开展的具体举措包括：把牢规范发展的政治方向，凝聚助力复兴的价值共识；转化以文化人的科研成果，增进扶志润心的民生福祉；做强融入生活的实践平台，构建协同推进的命运共同体。张颖欣《当代“乡村儒学”的实验进路》指出，开始于21世纪初的“乡村儒学”教化实验，是大陆儒家学者进行的一次以儒家伦理为主要理论资源的乡土文明建设尝试。实验初期成效显著，带动越来越多的乡村开始重视人文教化，但在继续深入的过程中面临着教化方式不够完善、教化内容甄选原则不够明确、各种保障条件不足等现实困境。“乡村儒学”未来发展的具体路径是建立一种与现代法治思维相融合的，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奉献精神的组织队伍，制定合理的讲授内容，丰富和规范多样化的教化方式，让“乡村儒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精神寄托、生活指南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李卓、胡骄键等学者从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的乡约制度入手，在总结乡约制度近千年成败得失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乡约实践新形态。李卓《“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指出，乡约以社会主流价值（儒学）建构道德规范、强化价值认同、指引伦理实践、注重涵养传统美德与社会价值观，对道德建设和人格成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继承创新传统乡约文化，使乡约制度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有助于提升精神文明、促进社会正义、扩大基层民主、改善公共福利，对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胡骄键《乡约：儒学的乡村社会建构途径》从反思作为儒家礼教建构社会生活世界的传统乡约之优缺点的角度指出，实现传统乡约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的基础性理论，这势必有助于推动当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也势必有助于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型，进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现代转型贡献力量。吴倩《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指出，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

　　三、儒学与儒商精神塑造

　　徐国利《传统儒商仁道观及其现代价值》从儒商道德观的角度指出，传统儒商仁道观是古代儒商秉承儒家仁道观形成的，是传统儒商文化的核心。传统儒商仁道观被中国近代儒商所传承，也被日本儒商传承并使日本实现近代化，展示了其现代价值和普适性。因此，以价值理性为价值导向、将其与工具理性相融合，是重建中国当代儒商文化的可行模式和必由之路。宗超、张英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视域中儒商精神的价值结构与践行路径》指出，现代儒商精神应遵循由己及人即由主体价值信念推至国家情怀的价值逻辑，包含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维度，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创新、创业等实践精神，表现为克己行义、仁入品出、礼约行雅、商同国事的价值结构。不断挖掘与建构儒商精神以赋能当代企业家精神，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探索中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培养中华民族商业创造性与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程海艳《略论义利之辩下儒商精神的伦理价值回归》认为，儒家经济伦理中的“义利秩序规范”“诚信契约精神”“民富国强思想”是中国儒家商人的社会目标、价值和责任的具体体现。传承儒商精神的精华，弘扬儒商文化，促进儒商经济伦理的价值回归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马涛《儒商精神的特质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企业家需要在汲取历史上“儒商”行之有效的经营经验基础上，探索创建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家精神，这就需要从中国儒家文化中去发掘商业伦理的道德价值。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现代中国企业家自身文化素养和经营智慧。

　　四、儒学与青少年德育培养

　　胡思慧《儒家道德精神的坚守——读梁启超〈德育鉴〉》指出，作为德育之核心的儒家道德精神在探索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之际，梁启超发现西方所谓“先进”的国家观并没有形成公民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因而他返回“私德”领域，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道德精神、个人修养，致力于对儒家文化精神内核进行重新诠释。冉亚辉《孔子儒学对中国德育思维领域的历史影响》指出，孔子儒学构成了中国社会对教育的基本想象和假设，其现世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中国社会思维范式的基本构成，也是今天中国德育实践中的主体思维。在中国德育思维领域，孔子儒学的历史影响主要有：指向现世主义的教育目标；注重经验主义的道德智慧；强调实践理性的德育路径；世俗主义的德育内容体系；注重历史智慧的历史主义视野；家国同构的德育结构主义。陈鹏、闫博荣《论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在对儒家君子人格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从认知和践行两个维度解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指出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作用所在。

　　在实现青少年德育路径方面。彭援援等《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论述及时代价值》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德育文化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传统德育文化有助于实现“以德兴国”的战略目标、“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目标；家国精神有助于提神聚气，和合价值有助于浸润精魂，道德追求有助于明德修身。易连云《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与当代学校德育改革定位》指出，在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指导下，学校德育在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授上，应注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与文化内容选择的民族性；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应体现对传统文化诠释与转换的时代性。传统文化教育要体现家庭、社会与学校“三位一体”的系统性，以及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建设的综合性。盛杨《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视域的学校德育》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融入学校德育工作，应以学习原著为前提，以第一课堂为主导，以第二课堂为拓展，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全员全程、全方位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刘辉、郭豪楠《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三维审视》指出，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传统文化传承和推动教育现代化等价值。传统文化教育面临政府、学校与社会等维度的困境，构筑有“仪式感”的传统文化教育场域、加强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打造“多主体协同”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是推进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路径。王建《对〈乐记〉中“乐和民性”的当下解读——兼论美育与德育的融合机制》指出，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礼”与“乐”相结合是儒家施行德化教育的主要手段。高校应充分重视美育和德育协同育人作用，通过顶层设计，将美育和德育工作统筹管理、科学规划，逐步建立起美育和德育的工作协调机制，促进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在儒家传统中，经世致用观强调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实用和实践，利用儒家智慧解决时代问题。从传统文化中挖掘阐释政德思想，以此来涵养领导干部的为政之德，学者们就党员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内涵、意义、实践路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

　　坚持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儒家的仁、礼、民本等思想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新的思路。主要观点是：要发挥传承作用，即以儒家道德文化为基础，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以具体社会实践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乡村儒学”既是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实验，也是一种示范，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发挥乡村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作用，如乡约制度、民俗文化、私塾、乡绅、耕读传统等，这些载体在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精神传承、文化供给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以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个人追求、国家治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

　　儒商文化和儒商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尚中贵和、义以生利、勇于创新、为政以德等思想，涵养着新时代商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们从如何建构儒商精神，及践行路径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经世致用”的路径。主要观点是：儒商精神根植于儒家思想，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兼济天下”情怀、“变则通”“日日新”的创新精神、“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致良知”的经营价值观，将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儒家思想与儒商代表的有机结合，探讨“新儒商”在当今时代应发挥的作用，培养出更多具有儒商气质的现代企业家；探讨儒商精神传承的路径，如加强财经类高校学生新儒商精神的培育，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现代中国企业家自身文化素养和经营智慧等。

　　儒学是培养新时代中国青少年德育的重要文化资源，其设定的圣贤、君子形象，强调的仁爱、公平、正义、和谐等主张，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德育培养仍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主要观点有：围绕学校的阵地作用，探讨通过学校如何将儒家智慧融入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增加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的课程，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学习的系统性；将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联系，推进传统文化传承和推动教育现代化等价值，通过构筑有“仪式感”的传统文化教育场域、加强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打造“多主体协同”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建设；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从美育与德育的融合机制角度，指出，“礼”与“乐”相结合是儒家施行德化教育的主要手段，充分重视美育和德育协同育人作用，通过顶层设计，将美育和德育工作统筹管理、科学规划，逐步建立起美育和德育的工作协调机制，促进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通过系统梳理“两创”方针指导下，儒学与干部政德教育、乡村文化振兴、儒商精神塑造以及青少年德育培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儒学的研究不仅关注学术的层面，更加注重“两创”实践的研究，正确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让儒学立足于生命，反思社会，察考国家，关怀天下。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