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出版社推出一本大书，著名报人傅绍万的《中华精神大历史：历史关键节点上的关键人物》（以下简称《中华精神大历史》）。

　　《中华精神大历史》的价值和分量在于：它以制度变革、思想演进和王朝兴替为脉络，循着中国三千年历史长河，选取关键节点上的关键人物，构筑起一幅中华精神的瑰丽长卷；以大变局、大因果、大本原和作为人类不朽价值的大人格、大情义，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以浓墨重彩书写圣哲先贤的精神人格，既见人、见事，又见理、见情，为正在推进的“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鲜活的人物、动人的故事和时代的声音。

一

　　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侧重点，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物质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元素。作为行为文化，则依据其约束力的强弱，归类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宝贵的价值，在它蕴含的民族精神，由民族的杰出人物所承载。

　　做好“两个结合”文章，基础性工作是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这个方面，抽象的理论文章做得多，以人物作系统、深入发掘的工作做得少。《中华精神大历史》的出版，契合了“两个结合”的时代要求，顺应了读者需求，显得尤为可贵。

　　契合不是巧合，它是一个中华文明热爱者的时来运遇。作者的《城市与文化》一书，收录大量游记，介绍欧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以作他山之石；介绍东方价值观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展示的魅力，以唤起文化自觉，不少篇章写于二三十年以前。职业的敏感，更反映对文化事件的敏感。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预示着中华文化春天的到来。作者撰发理论文章《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开始潜心于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撰写，并先后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大众日报》等报刊开设“论史”专栏，结集出版《感悟历史的大智慧》。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磨砺、积累修炼得来的功夫，作者才有了囊括数千年风云人物的底气，有了用人物构筑一部中国思想、精神史的胆识，才使本书得以涵盖丰富、博大的历史时空：

　　儒家复礼归仁，墨家兼爱非攻，法家治国以矩，道家崇尚自然；孔子创说大同社会，孟子光大民本思想，张载胸怀“民胞物与”；北魏孝文帝归宗黄帝推汉化，宋仁宗一片仁心合“万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为民擎起一“青天”；“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那些释界、道界的领袖人物，唐玄奘舍身求法，丘处机古稀之年，万里传道止杀救苍生。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先贤，认识、应对千年变局的智慧和勇毅，也跃然纸上。

　　这些圣哲先贤，如大星丽天。从他们身上，既看到民族精神的源头，又了然其发展、流变。他们的精神人格，在当下依然散发着现实的魅力，或者已经化为现代文化的基因、血脉，或者需要通过“结合”，形成新文化，进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二

　　《中华精神大历史》书写的人物，多数有《传记》《评传》等大部头著作评介，相当数量是正在热炒或炒了又炒的人物，在作者笔下，照样写出了新意、亮色，成为独有的“这一个”。

　　东方出版社张德军社长看完书稿后致信作者：“您的视角很稀缺，您的积累很丰富，您对读者很真诚，您的思想很动人。”

　　文如其人，说的是文和人的禀赋及人生经历的内在关系。张德军社长概括的这些特点，是对这种关系的揭示。作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一家有80多年历史的省级党报做了36年新闻工作，有20年领导岗位、13年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职务的历练。立身思想文化前沿，历览时代风云变幻，观人察事运乎日常，形成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选择、理解和书写的独有优势：以现实观照历史，故能使“文章合为时而著”；以史事而非言语、文告辨伪证真，故能使观点发人所未发；以心观心，人我相契，写人物心史，也刻下作者心路历程，捕捉作者、读者和历史人物同频跳动的脉搏，故能让思想深刻动人；以做新闻的思维寻找角度、聚焦特点，故能使每一个历史人物呈现鲜明个性。许多读者熟悉、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也有了一种新面孔。

　　老庄何曾乐逍遥？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著书立说，无不为了拯世济民，《老子》《庄子》同样跳荡着一颗入世的心。史圣何亏经纶才？司马光执政推行“更化”路线，拨乱反正，可成救世功，堪为后世师，无愧治世能臣。王夫之、梁启超把知书而不知用，执政无术而误国的帽子扣到司马光头上，错了。末代状元张謇是实业家，更是政治家，是千年变局下的弄潮人。以张謇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立宪派人士，则是大清最直接的掘墓人；王莽新政实恶政，均田制只是画了张大饼，欺世盗名数千年。崇祯复辽的国策严重脱离实际，却一意孤行，终成亡国恨；东汉末年，“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不能再拿着忠奸的尺子，以对待末代皇帝的态度去评价曹操；李白以他的诗歌唱出一种独立士格，一个快意人生，不过是遥远时代的一记回声。君主专制定型，哪里还有独立士格可言？因此，李白就像穿越历史隧道，进入盛唐的一个“幽灵”。苏东坡“晚醉佛老之糟粕”？东坡之道释，是“苏化”了的道释，是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取其真善美的道释，是儒释道互参。因此，见之于人，尽显东坡魅力；行之于文，更添苏文意韵。好的文学作品，不是人工提纯的水晶，而是自然的璞玉！

　　本书编辑冯川博士写下这样一段感言：透过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和家国命运的喘息起伏，您将您自身丰富宝贵的生命体验以及对世事变迁的深谙和洞察，坚强有力地传递给我们。正是通过这一维度的作者视角，通过您笔下宣泄的真实情感和历史生命的涌动，把历史存在切近而逼真地带给了当代人；写的是古人之事，说的又何尝不是今人的情与义，以及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和兴衰之道！这古今交叠激荡起的共鸣和波澜，具有极其强大的冲击力，使我们这些阅读者不能自已地共情、感动——正如您在序言里所说，您的作品是有“大人格”“大情义”的——确乎所言。

三

　　《中华精神大历史》之大，大在高扬人间“大道”，着力彰显“历史的灵魂”，这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本书开篇，《一脉文明源流长》，追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源头。周朝的奠基者古公亶父，承接尧舜，立君为民。由周公推演，孔子揭豁，而成大同理想，在《礼记·礼运》篇发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震天撼地的强音。本书收尾篇，《天下几时可为公》，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千年走向。孙中山先生认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决定人类行为的价值，引领人类前行的方向。它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是相通的，构成人类的理想或人类的宗教信仰。人类如果没有理想或宗教信仰，又何以称其为人类？

　　本书封底的提示语，有这样几句话：天下为公的人类目标，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汤武革命的历史逻辑。还应当强调一句，即允执厥中的执政取向。这似乎成为一条铁律：不管哪朝哪代，任何执政者，有了天下为公的人类目标，懂得了“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才会有民惟邦本的政治自觉，也才会有允执厥中的执政取向，执两用中，应时合度，守中致和。做到这些，社会就太平，政权就稳定。如果走向了反面，汤武革命的历史逻辑就登场了。

　　实现“天下为公”的人类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孔子设计了小康、大同两种社会形态，儒家传人将它划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个历史阶段。它是远大的理想，又是可以一步步接近的现实，激励着千百代圣哲先贤，坚忍不拔，生死不避，无怨无悔，去奋斗，去做一个时代能做的事，做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从这里，找到了古今的共通、共情点，找到了“两个结合”最正大的契合点，也打开了一条“两个结合”的大道通衢。

　　《史记》之后，中国的史书，尤其是那些断代史，往往截断源头，魂魄游离，或失魂落魄，历史就成了资治工具、帝王心机和权臣谋略的大杂烩。必须高度警醒，不可让它给“两个结合”制造杂音、噪音。

　　著书为用欣逢时。随着“两个结合”的深入和中华传统文化热的升温，《中华精神大历史》必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读者喜爱。

　　（作者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