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以后出现的新概念。近年来，这两个概念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探讨的理论热点。“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重要论断，最早由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在中共二十大等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又做出重要阐发。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对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随后，在2023年6月30日，在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两个“决不能抛弃”，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由此来看，“第二个结合”其实就是“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结合，二脉合一，才能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顺应时代大势，符合中国实际，不仅拥有丰厚的历史根基，还拥有充足的学理依据和坚实的学术支撑。回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可知，相关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问题，曾做过许多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以上重要讲话和重大论断，把专家学者昔日在“象牙塔”中产生的理性思考和“一家之言”，结合新形势、新局面、新探索，有机地转化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使之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个结合”虽说在表述上是个新概念，却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新话题。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主流，这是学界公认的一点。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就不能不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孔子研究》杂志创办于1986年3月，是刊发关于儒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学术期刊。笔者通过研读该刊近40年来（截止到2023年。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发现，早在二三十年前，便有学者曾专门围绕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关系问题、儒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问题做过一系列的理论探讨，这些探讨在当下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立足新时代，梳理这些理论探讨，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和认知，更加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觉和自信。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本文拟以《孔子研究》（1986—2023）所刊发文章（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主）为考察对象，对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若干精彩观点做一梳理，以期展示其必要的学理依据和学术支撑。

　　一、“第二个结合”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学创始人孔子距今不过2500多年，我们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当然不合适，但说他是承前启后、返本开新的集大成者，便没有问题。关于儒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相关论述有很多，这里仅引用两位学者的观点。1986年，毛礼锐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发文指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其学说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影响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思想学说所不能相比的。”1992年，《孔子研究》刊登李泽厚的一篇发言稿，其中指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文中还补充说，这是作者发表《孔子再评价》一文后一直坚持的观点。之所以这样讲，他解释说：“我以为，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要还不在于它有许多大人物，如孔、孟、程、朱、陆、王等等；而更在于它在历史上对形成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称之曰国民性、民族性格）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看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段话的中心词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本身涵盖范围很广，但报告中提到的“天下为公”等10个词，却无不出自儒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段话的中心词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其中涉及的“重要元素”，无不全都出自儒学体系。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儒学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主流。

　　如果说“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问题”这一观点太绝对的话，那么退一步，完全可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一些重要学者曾就此问题发声，表达类似观点。王学典在研读二十大报告后，针对“两个结合”，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与道教相结合，也不是与佛教相结合，更不是与那些民间信仰相结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并能与马克思主义深刻结合的，应该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再往前追溯，也有学者表达类似观点。吴光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指出，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关系，就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家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阶段。此后，在2022年12月线上召开的第九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上，吴光于致辞中仍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由此可见，探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正式介绍《孔子研究》有关文章及观点之前，笔者还想再分享一下在采访汤一介时，他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看法。汤一介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之处有三点：一是都有明确的社会理想；二是都不是空洞的理论，都重视实践；三是都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定义人。同时，他也指出了二者的各自缺点。马克思主义一是不重视个人道德，二是不重视传统；儒学一是不重视科学论证和逻辑论证，二是不重视法治。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存在相通之处，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契合性，有对话乃至结合的理论基础；二者之间又存在差异性，说明二者同时也有互补乃至融合为一的必要。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异同的话题，许多学者都曾做过探讨，无不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话题的认知。

　　二、“中国特色”离不开儒学等传统文化

　　《孔子研究》创刊之际，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不足十年之时。邓小平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特色”便成为包括学术界在内各行各业议论的一个焦点。什么是“中国特色”？何以“中国特色”？这样的追问，不仅需要政治家回答，同时也需要思想家和理论家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发表见解。在1986年《孔子研究》创刊号上，时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的谷牧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今天的文化是由以往文化发展而来的。古代文化中所包含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反映人民要求的进步因素，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他还强调研究孔子文化要做到“沙里淘金”“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谷牧时任党中央领导，他的态度其实就代表了当时党中央的态度，这个发刊词对日后的儒学研究无疑将起到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本期《孔子研究》刊登了一组笔谈，其中，有三位作为作者的业界权威都提到了“中国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密切关联，值得注意。侯外庐《孔子研究发微》指出：“在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决不能离开包括儒学在内的全部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当然，我们也还要尽力吸取外国一切优秀文化来丰富我们的新文化。”这样的表述兼具历史性与前瞻性，也兼具主体性与开放性，其实也就是表达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观。冯友兰《一点感想》指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所以有中国特色，就是因为它对古代文化有所继承。”冯友兰直接把“中国特色”与“古代文化”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古代文化”当然是包括孔子思想、儒学在内了。毛礼锐《进一步深化对孔子的研究》指出：“党中央要求我们努力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然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离不开民族的固有特色，这就需要了解历史，掌握事物的因袭关系。割断历史、否定历史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尤其是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是离不开继承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风尚。”毛礼锐在文中不仅指出现代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否定历史，而且还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毛礼锐所谓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

　　1995年年底，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与中央党校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召开“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学术研讨会。会上，有学者如陈亚军，曾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做出解读。他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经济政治制度而言的，‘中国特色’则是指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的，特别是指其中属于观念形态的独具特色的价值体系（群体与个体相统一）和人生境界而言的。”这个观点与上面几位学者特别是冯友兰的理解是一致的，简直就是对冯说的“照着讲”。余敦康以《我也介绍一篇文章》为题在1995年第2期《孔子研究》发文，专门介绍罗荣渠发表于1994年第6期《东方》上的一篇文章，名曰《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余敦康坦言，读罢此文，他获益匪浅，受益良多，还引用罗文原话，指出，对中国特色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开发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罗文原话很有见地，观点清晰，指向明确，在这里，笔者把余文所引罗文原话也转录于此： “人们常常谈到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事实上真正丰富的是我国的文化资源。这在世界有独具的优势。离开了我们的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就谈不上懂得中国的国情。我们一直强调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果忽视了发展中的文化要素，则所谓的中国特色就只是一句空话。”这样的观点，在倡导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今天，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显然不能说它已过时。重要学术观点一旦得到政治家及其智库团队的关注、肯定与采纳，或者与政治家的宏观战略思考发生某种程度的吻合，便会闪现出更为耀眼的思想光芒，并且这些学术观点也将使政治决策、国家战略具备更加坚实的学理基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复了他2021年3月到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视察时说的话：“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对三十多年前侯外庐等权威专家有关“中国特色”论述的回应和肯定。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今日中国的成功都归功于“中国特色”，这就更加彰显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独特作用。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双向反思”“双向互动”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二者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徐远和较早提出东西方文化应“双向交流”，他在1988年第4期《孔子研究》上发文探讨此问题，值得关注。尽管在徐文中，西方文化是指西方现代化成果，而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观点仍然具有可借鉴性，毕竟马克思主义也属于广义上的西方文化。他认为，“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东西方文化是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就需要不断地对东方文化自身进行反思。”若干年后，徐远和关于“双向交流”、文化“反思”的观点，得到了“共鸣”。（关于这种“共鸣”，下文将提到）尽管我们不知道带来这种“共鸣”的双方学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承继关系，但在本质上却呈现出了一脉相承性和一以贯之性。把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传统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从理论上阐释二者融合的必要性和具体路径，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孔子研究》关注主流思想文化并试图引领学术潮流的一项重要举措。前面已提到，1995年年底，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与中央党校有关部门共同举办“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学术研讨会。以这样的主题召集专家学者展开学术研讨，不仅需要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而且还需要对当下政治思想和官方政策有所关切。会上，周继旨和许全兴都提到，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关系上，要采取“双向反思”的态度——“既要反思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儒学态度；也要反思历史上捍卫儒学的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次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结合的。葛荣晋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明确提出二者的“双向互动”，并指出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原话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可以结合的，结合的动力在于现实社会实践的需要，不在于理论自身；结合点的选择也应有（应为‘由’，笔者注）社会实践决定。结合不是拼盘，而是一个整纲；不是外在的联合，而是内在的整合；不是引马入儒和援儒入马，而是双向互动的。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这些高论，对今天理解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具有不容小视的参考价值及指导意义。

　　这次会议上，还有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阐发，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不仅仅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语言、词汇方面的东西，而且还有儒家之本质的、深层的东西。如王国轩指出：“毛泽东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这个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田广清则更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内容，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按照现行普遍流行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如党章中有这样的表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再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毛泽东思想”词条是这样定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体系。”这与党章表述基本一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现行普遍流行说法，只认为毛泽东思想仅仅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其仅仅做到了“第一个结合”，而没有做到“第二个结合”，但是，倘若我们回头来客观研究毛泽东思想，很容易便可发现，毛泽东思想一定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理念和元素之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把根基深深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孔子研究》办刊人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刊登关于“第二个结合”（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词）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诞生产生了重要作用，不可谓不具有很大的理论魄力和学术创见。这样的见解，对于我们学习和理解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两个方面

　　在创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孔子研究》曾多次就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国学热”等话题，刊发专业文章或组织笔谈，深化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在1995年第2期《孔子研究》上，时任主编辛冠洁以《应该更加积极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为题，在“传统文化问题笔谈”专题中发文，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衍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绝不会，也不可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没有哪一个人会去做以中国传统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傻事，即便想做，也永远办不到。”这个观点打消了有人以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弱化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顾虑。1996年第3期《孔子研究》专门刊发了一篇名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的长文。该文被安排在了当期首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刘弘章总结吸纳之前有关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即儒学）之关系做了系统阐述。文章指出，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就一直存在着与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文化关系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在大多数时间里，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乃是其基本态度。1949年以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虽然思想界有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在实际上却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尊，儒家文化被等同于封建主义，只能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时便不能再忽视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与价值了。因为，“在世界上，没有那（应为‘哪’，笔者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成的。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刘弘章文章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两个话题是重中之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刘弘章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差异之处分为四个方面。限于篇幅，不再转引原文，只做简单概括。分别是：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儒学因内部存在不同派别而不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学说，而儒学是一种只适合于守成的学说；三，马克思主义强调斗争性，而儒学把统一、和谐看成是最重要的；四，马克思主义把人性看成经济关系的体现，而儒学则主张一种普遍的超阶级的人性。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同相通之处，刘弘章根据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的观点，将其归纳为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七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刘弘章又将其归为三类：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刘弘章的论述颇为细致，他直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中国实际”本身就包括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二是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方针的完整的内容。只有实现了这两个结合，也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段表述中，刘弘章在事实上明确表达了“两个结合”的观点！这里的“两个结合”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两个结合”，在本质上完全一致。但在那时候，限于主客观条件，如此高论还只能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只能作为“一家之言”隐藏在见仁见智的众多学术论文之中。今天来看，这段论述的时代价值就在于，为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论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佐证和学术支撑。

　　五、创造“人类最完善的思想文化体系”

　　王国轩在1988年第4期《孔子研究》发文指出：“未来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一种文化思潮，而需要多样性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有着人们的欣赏心理基础，一个人不能一生只吃一样饭，只唱一支歌，民族文化愈是具有独特性，愈对异域人具有吸引力。”这是很有见地的一个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未来的文化家园，必定是“百花园”“百果园”，必然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多样性也好，多元化也罢，不同文化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不可能仅仅做到“各美其美”，它们之间还应该互动互鉴、交流对话，甚至还很有可能会结合在一起并产生新的文化样态。此后，有学者就提到了在中国建构新文化的问题。

　　1992年第4期《孔子研究》设计了一组笔谈，其中有几篇文章值得我们格外关注。钱逊以《面向生活，关注人生，接近人民，致力普及》为题发文，指出要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思想资源，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剔除传统中封建性的方面，发掘其中所含有的普遍性的内容，并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是“向广大群众做通俗的介绍和宣传”，并强调前者是“提高”，后者是“普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文章题目便可看出，作者是在以学者身份强调传统文化普及传播的重要性。署名竹戈的作者在这期笔谈中发文，表达了和钱逊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体系，就传统哲学而言，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仍然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人生哲学层面。”他还指出，传统文化“需要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与新时代相适应”。这里明确提出了“创造性转换”，这与当下所倡导的“两创”方针可谓一以贯之。此外，署名佑骥的作者在笔谈中把儒学当作“人生哲学”，并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可参与“新思想文化体系建构”，他说：“我以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其主体儒学，说到底是‘为己’（古之学者为己）和‘爱人’统一之学，也就是如何作人之学，亦即人生哲学。”在以上这组笔谈中，竹戈和佑骥还分别提到在中国流行的三大文化思潮的互动与融合问题，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将长期并存，三者之间必须要进行互动、对话，相互包容，相互理解，进而融合产生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竹戈指出，这三大思潮的冲突、碰撞与融合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主旋律，“三大文化潮流已经形成了谁也消灭不了谁，但又相互依赖的三足鼎立之势”。他指出，不同体系的文化相互融合完全是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在国际上，如日本，也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本土民族文化的融合。基于此，他主张人们要“以宽松而平静的心态，冷静而理智的情感，客观而务实的精神去寻找新文化的生长点”。佑骥也把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近现代思想文化和指导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当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三种主要构成成分，并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都是这三根“弦”并存，“差别仅仅是有的人这个‘弦’粗一些，有的人那根‘弦’粗一些。”佑骥更是强调，“如何尽快地把上述这三种思想文化成分融汇贯通，作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是摆在中国人民和理论界面前一项带有战略性质的任务。这统一的思想体系一旦形成了，建立起来了，将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完善的思想文化体系，因为它是由人类思想文化精华凝聚而成”。这个说法不仅指出了三种思想文化在当代中国互动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把三者融合的结晶称作“人类最完善的思想文化体系”，读来让人很是振奋。试想一下，立足当下，能够为三大思潮的有机融合尽绵薄之力，促使“人类最完善的思想文化体系”尽快降生，将是一项多么有意义的文化事业啊！

　　此后，在1995年第2期《孔子研究》中，又组织了一次“传统文化问题”笔谈。牟钟鉴发文谈到三种文化之关系问题，不过，他的表述与前文有所不同，他把三种文化概括为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三大文化体系之间有冲突，但更多的是会通；未来的中国新文化体系将从这三大文化体系的良性互动中产生。”他接着又谈到三种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它面临着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和应用，更具有现代中国的特色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根基，它面临着如何开发资源、推陈出新、创造性地转化，使之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的问题。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营养和借鉴，它面临着如何介绍、改造，把其中优良成分吸收过来，并使之中国化的问题。”在这里，牟钟鉴提出“创造性地转化”问题，这个说法与竹戈的“创造性转换”（1992年）一样，都构成当下“两创”理论的学理依据。欣慰的是，以往重要学术见解在今天已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文化方针，指导着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

　　上面几位学者在文中都提到了建设新文化（如钱逊所谓的“新的人生哲学”、佑骥所谓的“新思想文化体系”和“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牟钟鉴所谓的“未来的中国新文化体系”）的畅想。而在与钱逊等学者的同期笔谈中，徐远和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他指出：“只有充分借鉴和吸收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全部优秀成果，才能创造适合时代需要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与前面几位学者不同的是，徐远和着眼于儒学与时代的融合来发表见解，他更加关注儒学在新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及儒学的命运走向。徐文指出：“儒学某些思想必须融入当代思想的大潮，即与当代思想发展的总趋势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儒学（严格地说是儒学的片断思想）在新时代发生作用的特点。既然儒学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要融入时代思潮才能发挥作用，那它就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学，而成了未来新的综合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获得了‘新生’，但新生儿不是儒学，而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由此可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学在参与建构新文化中将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或还可说，如果没有儒学的参与，“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个概念便不能立得住。

　　经过对以上文章的品读与解析，我们已基本上明确，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目的便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而正是由于这种新文化吸收了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吸收了儒学的精华，所以我们才将其称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或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综而观之，以上几位在《孔子研究》发文的前辈学者是冷静理性、与时俱进的，他们头脑中既不存在文化虚无主义，也不幻想文化复古主义，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他们是尊古而不复古、守正却不守旧，既要传承更要创新，他们的文化理想很明确，就是要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一种有机融合各种积极成分和有益元素的新文化，用今天的话语说，就是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根溯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最早表达出建设“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之主张的，应该是毛泽东。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描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今天我们所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本质上不正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吗！

　　六、进入21世纪后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

　　进入21世纪以后，《孔子研究》用稿风格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杂志多刊用那些丝丝入扣的纯学术性文章，对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话题讨论得相对偏少了，直接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话题，很少再见诸该刊。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已比较多，观点表达已相对比较充分，学界已很难再产出新观点、新见解。同时，管中窥豹，我们也可看到，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重大学术转向。

　　考察在这一时期《孔子研究》所载文章可见，学界相关讨论的总体特点有三：其一，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积极为实现二者结合建言献策，学者认识到“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只是少数人”；其二，学者乐意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执政理念、最新话语体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阐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并且，“儒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概念往往是混为一谈的；第三，在儒学专业期刊上发文，学者当然更容易表现出对儒学及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主办“2008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会后，《孔子研究》刊载了综述。这是近20年来少有的、集中刊载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话题的一次。其中，方克立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胸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张岂之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渊源。李翔海认为，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上，一些学者还提到“儒学现代化”的问题。郭齐勇认为，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有着不解之缘，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当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高春花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生活样式，要想在时代演进中保有独特性，就必须紧密结合现代生活实践进行现代转换，只有以时代主题和问题意识为价值坐标，“死”的传统才能变为指导现代社会的“活”的精神。刘余莉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人类一切文明进步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中国特色”尤其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是相传承的。这个观点，明显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专家提出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这次会议召开十年后，黄玉顺在2018年第4期《孔子研究》发文，总结“十年来儒学变迁之大势”，并展望未来发展。他同样指出“儒学现代化”的问题。在文中，他确认：“中国思想领域的百年格局就是这样的三元格局：儒家、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强调，他这里所说的“儒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家”。他指出，谈儒学十年变迁的大势，实际上就是谈儒学三派——原教旨主义儒学、自由主义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儒学当中，哪一派成为了各种传播媒介的儒学主流话语，哪一派占据了儒学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地位。黄玉顺还预测了儒学的未来图景：“结构上的三元格局还会长期存在下去，直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完成。”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社会所面对的远不是所谓‘后现代状况’，而是‘走向现代性’的问题。……儒学要避免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就必须接受现代文明价值；为此，儒学自身首先需要现代转型，即实现儒学现代化，成为某种‘世界儒学’或者‘人类儒学’，而非某某主义的儒学。”

　　2022年第5期《孔子研究》刊发高长武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新揭示新回答》。该文跳出“儒学”，站在传承发展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有关论述，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在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在回答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和回答推进到了新高度”。该文显然是在全国理论界热议“第二个结合”的时代背景下所刊发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十年间之主流思想话语体系丰富与确立的过程。2023年第5期《孔子研究》刊发吴文新的文章《公道民本：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本体基础》。该文指出，“公道民本”是“中华民族理想社会的灵魂”，这种“价值本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遇、结合之后通过复杂的交会而实现融合、贯通及至新生的本体基础，成为中华文明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本体基础”。他还指出，“公道民本”是“源于天人合一的社会历史整体观”，在中华气学、中华理学、中华心学、中华实学等学派思潮中都有其理论表现。由此可知，所谓的“公道民本”，正是源自儒学的；更进一步说，中华文明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本体基础，也是源自儒学的。可见，儒学在建构中华文明新形态（或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七、结语：兼议儒学的“定义”及其所长与所短

　　笔者曾围绕“何为儒学”这一话题，搜罗儒学学者、文化学者有关解读，原希望从中获得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定义”，却发现，不同学者之间对此问题的具体描述是有差别的，可谓见仁见智。如贺麟说：“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体。”王蒙说：“儒学是亲和、恰到好处的此岸思潮。”牟钟鉴说：“儒学是东方伦理型人学。”姜广辉说：“儒学是一种‘意义的信仰’。”朱汉民说：“儒学是一门涉及中国和东亚地区人民和民族的全体大用之学。”邵汉明说：“儒学既是安身立命之学，更是经世致用之学。”傅永聚说：“儒学是治政之学。”王学典说：“儒学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社会发展理论。”尽管学界关于儒学的定义千差万别，但以上观点基本上都能自圆其说，且都是基于严谨的学术考察而得出的确凿结论，都值得借鉴与肯定。在此，笔者也想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个观点：儒学是仰视世人而俯视人世的学问。这就是说，儒学一方面在其根本价值立场上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以群为上、以德为要的，另一方面又对含有人与物的整个人世形成了一种透彻的、总体性的理性观察和科学认识。前者大体可对应“仁”，后者大体可对应“知”。总之，以上对“儒学”的解释，几乎都可划归到精神价值、人文理性、道德教化的层面中去。《尚书·大禹谟》曾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观点，而儒学之长，恰在于“正德”，通过上面关于儒学定义的讨论，也可看出这一点。张岱年曾指出，儒家专讲“正德”，不甚注意“利用”“厚生”，据此他得出“从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来看，儒学实有所偏失”的结论。对于这种认识，乍一听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却也表达了事实，毕竟，儒学的突出优势就在于“挺立道德主体”，倘若儒学没有偏失，包治百病，我们又何须引进马克思主义？张岱年之说我们应当真诚接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26日视察孔子研究院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突出强调一个“德”字，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特别要发挥儒学在德治方面的独特优势。笔者认为，在今天，谁说儒学包治百病谁就没有头脑，谁说儒学百无一用谁就没有良知！而“利用”“厚生”，则直接关乎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这两点恰恰是把握住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之所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也有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笔者在此举个不是完全恰当但可以说明问题的比喻：经过研读以上专家学者相关高论可认识到，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是要在中国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店”，也不是简单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商店”里的“商品”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商店”里去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所有“商店”里的“精品”都汇集在一起，开设一个新的“商店”，这便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新的“商店”才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概而言之，本文梳理了近40年来《孔子研究》所刊发有关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问题的讨论，对一些代表性观点进行了分析与评论。经过翻读该刊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我们更加认识到：第一，“中国特色”之“特”，恰恰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上，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便很难成立；第二，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实也就是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民族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后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今天我们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的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还要创造一种新文化，正是由于这种新文化吸收了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吸收了儒学的精华，所以我们才称其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第五，儒学本身也面临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儒学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密切相关。笔者做这些梳理工作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历史地、系统地了解习近平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重要论述的学术背景，为当下大力推进“第二个结合”找到学理依据和学术支撑，进而引导人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继续沿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之路前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