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日本化”和“儒学的近代化”往往是学界回顾江户儒学研究的两大惯用视角，对此以平石直昭所著《新的德川思想史像的可能性——以“近代化”和“日本化”的统一为目标》的分析最具代表性，该文以这两种视角为方向，深入考察了战后50年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演变。所谓“儒学日本化”是指外来的儒学如何通过变化来适应日本的社会条件，所谓“儒学近代化”是指以朱子学为中心的江户日本思想如何完成近代化历程。无论是“日本化”，还是“近代化”，其侧重点都是儒学在日本发生了何种变化，而儒学一旦进入日本，势必影响日本社会，这也应当是江户儒学研究的关注点之一。有鉴于此，国内以唐利国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以“日本儒学化”的新视角来重新省察相关学术史的观点，他认为思想史研究如果忽略了思想对社会反作用的一面，难免会带来学术认知上的偏差。受此启发，笔者尝试利用新视角来梳理近几年江户儒学的相关研究，所聚焦的是日本社会因儒学发生了何种变化。

　　一、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儒学化”的前提是日本有儒学，这就涉及儒学在日本的传播问题。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国儒学博士王仁携《论语》等书渡日，这里的纪年传统上被认为是公元285年，根据静永健的考证，此年应是公元405年。也就是说早在5世纪初，儒学就开始在日本生根发芽。携《论语》渡日的王仁要担任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这反映了当时儒学在日本的主要受众是社会最上层，此后儒学的传播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宗聪、许慈惠、石津悦人《儒学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及意义考察》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具体研究，该文将江户时期视为“日本中层对儒学的受容及向下层传播”的阶段；随着武士阶层广泛接受儒学的影响，当时的武士道精神在继承前代基础之上“由儒家思想的思想主流和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融合重塑而成”，而且在这一社会环境下，江户时代儒学名家辈出，儒学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深。尤为重要的是，江户时期寺子屋遍布日本全国，这是一种面向平民子弟的初等教育机构，而儒学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据朱玲莉对日本寺子屋教育的研究，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德育是寺子屋教育的重要内容，宣扬尽忠尽孝的《孝经》《童子教》《大倭二十四孝》等教材出现在日本各地的寺子屋课程中，可见儒学已经进一步向平民阶层传播，并且这种启蒙教育的形式更能加深儒学对普通日本人的影响。一些学者注意到，儒学由此对日本女性的影响也逐步深化。王慧荣的《〈女诫〉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布与影响》提到《女诫》自9世纪后期传入日本，而在江户时代开始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形态广泛传播，并且一些按照儒家伦理对《女诫》模仿的日本女训也大为流行，这些作品和《女诫》共同构成当时各阶层女子教育的重要教材，儒家女德伦理随之成为江户时代女性道德观的核心内容。高雨清则以《女大学宝箱》为例分析儒家女性思想在江户时代的传播和影响，她认识到像《女大学宝箱》这种以字帖形式大量出版的儒家女训，贴合当时的日本社会现实，能够让女子在习字过程中受到“三从”“七出”等思想的影响，儒家女性思想借此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除此之外，儒学的广泛传播也对其他社会群体产生了直接影响。刘金才《日本近世商人伦理对儒家思想的吸纳与扬弃》指出，町人阶级在建构和表现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伦理思想时，大多援用儒家思想，如“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义利合一”“正直营利”“俭约齐家”等说教都是源自儒家。陈静、张萍《日本儒医群体的产生与演变》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日本儒医的产生原因、群体构成、价值取向、社会评价等问题，作者认为正是儒学的兴盛从医学体系、传播优势和人伦道德三个方面促使江户时期的知识分子逐渐走近中医学，为儒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这决定了儒医的思想基调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行为准则。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儒学传播不再局限于社会上层，平民阶层也受到了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家范式的人伦道德得以确立，孝的观念在社会层面得到强化。经日本朱子派学者阐明，阳明派学者改造的“孝”思想促进了幕府统治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匡正，成为“江户时代延续200年太平局面的重要精神支柱”。通过考察许多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儒学在江户时期的传播广泛而深入，使得许多儒学观念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接受，反映了儒学对于日本人观念世界的某种重塑，这也就涉及儒学对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江户时期日本意识形态与儒学

　　儒学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进入日本社会，必然要与日本固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关系，从而促进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自大化改新至江户时代前，日本由中国引入的异质文化尚未以儒学为主导，反而是佛教文化更多地参与日本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德川幕府十分看重儒学在统治秩序中的作用，先后任用了许多精通儒学的知识分子，其中以林罗山家族最具代表性。王玉强、陈景彦《日本朱子学的官学化研究》以林罗山家族及其事业的发展为中心，分析了朱子学在江户时期逐步成为官学的历程。起初碍于中世日本的传统，林罗山只能以习儒僧人的身份侍奉将军，但从德川家光治世以来，林罗山在幕府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朱子学者的身份也获得官方认可，其后林罗山的子孙逐步脱离僧官序列，叙任大学头一职，正式成为儒臣，更为重要的是由林家私立的儒学校也转化为幕府官学校。宽政二年（1790），禁止林家学校教授朱子学以外的学问，明确朱子学为正学，九年（1797），正式将林家学校升格为幕府直辖官学校。在这一过程中，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最高权力达成联结，日本官方意识形态从此打上了儒学的烙印。林罗山所言“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正可以被视为当时幕府意识形态之主旨，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成为武士本位的统治秩序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化也不只是出于幕府中央的政令，作为地方统治者的各藩大名也热衷于推崇儒学，杨立影《儒学思想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以保科正之的〈家训十五条〉为例》就以会津藩家训为考察对象，总结其中主要强调忠君思想、修身理想、以民为本理念等三个方面内容，进而分析得出结论：以保科正之为代表的江户大名通过理解和接纳儒学理念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实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化不仅仅源自幕府统治的需要，也是对当时日本知识界思想革新的客观反映。刘莹《近世日本朱子学官学化的前奏——论室鸠巢的朱子学思想》重点分析室鸠巢如何建立起独尊程朱之学的思想体系，指出当时不止是室鸠巢，像林罗山、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儒者都先于幕府的政令，积极推动朱子学的官学化。郭安琪《“去佛礼儒”与“儒佛共存”——近世日本儒生〈家礼〉的丧、祭礼实践与身份认同》以近世日本儒生对《家礼》的阐释和实践为研究对象，展现了“去佛礼儒”与“儒佛共存”的两种不同礼仪路径，但其背后都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在生命实践中进行儒学思想体认和“儒士”身份自我认同的实现。王明兵《佛教史上的“脱佛入儒”——日本中世向近世过渡的思想路径》更为全面地分析了江户时期日本知识界所发生的新思潮，他指出，13—17世纪的东亚海域素有“禅僧时代”之说，许多僧人积极推动了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而这一时期（中世）日本知识阶层的思想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主导；随着五山禅僧进一步研习儒典，并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引入日本，日本儒学逐渐摆脱附庸于禅林世界的地位，开始呈现与佛教对抗的趋势，而在江户幕府初建之时，一场怀疑和批判佛教，皈依儒学的“脱佛入儒”运动已然兴起。藤原惺窝是江户初期的知名儒学家，他出身僧侣世家，本已落发出家，后又脱离佛门，以儒家伦理规范作为立身行事标准。庆长五年（1600），藤原惺窝“深衣道服”谒见德川家康，并为其讲授《大学》和《贞观政要》，这被学界视为日本儒学从佛教独立出来的标志。不独藤原惺窝，前文所述林罗山，以及创立垂加神道的山崎闇斋，都是江户时期最具代表性，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脱佛入儒者。这些从空门脱身的儒学家大多激烈地批判佛教，主张以儒学安身立命，他们和室鸠巢、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纯粹习儒出身的儒者一起高举儒学大纛，鼓吹朱子学为正统，极大地推动了江户幕府确立以儒学为宗的官方意识形态。

　　“脱佛入儒”运动的兴起所造成的影响也不仅仅是促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同时也对日本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般认为，所谓神道是日本的固有信仰，随着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神道信仰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在奈良平安时代（7—11世纪），佛教逐渐加深了对神道信仰的影响，并使之成为佛教的附属，为佛教所包容。到室町时代（1336—1573）末期，吉田兼俱创立吉田神道，倡导脱离佛教而自立的神道说，该信仰以神儒佛一致为特征，主张神本佛迹或神主佛从。江户时期儒学大兴也使得神道信仰由神、佛习合转向神、儒习合，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此一时期日本神道信仰受儒学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史少博《论日本“神道”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中认为，由儒者山崎闇斋创立的垂加神道“集中国的阴阳学、易学、朱子学之大成”；而由伊势神宫的神职人员创立的伊势神道也认为“尧舜禹之道、孔子之道和神道相同”，并用儒家思想来阐释神道信仰；排斥儒学最甚的本居宣长的神道说也是由“儒教思想变形而来”，因此，江户时期的日本神道就是“儒教化的神道”。孙传玲《神儒习合：近世日本儒者“自我”的确立》以中国儒学与日本固有思想文化的“习合”为日本近世思想发展的主线，从新视角重新解读日本近世思想家，作者认为无论是儒者，还是排斥儒学的神道学家，都需要以儒学为理论依据解释论证日本的“习合”之路，这既是儒学的“日本化”，也可看作是日本思想和信仰的“儒学化”。谭甜甜《近世日本的排佛融儒：以丧、祭礼为视角》则以日本宗教信仰中的礼仪演变为着眼点，具体分析了各种神道信仰中存在的宗教仪式儒学化和儒礼神道化的倾向，作者认为近世日本的神道群体在丧祭层面一方面排除佛教影响，另一方吸收儒礼，儒学实际充当了摆脱僧寺控制、实现神道自立的有力工具，这就导致神道信仰在追求自立的过程中无法与儒学切割。

　　综合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影响江户时期日本意识形态的三个面向：一是德川幕府的意识形态明确以儒学为宗，二是江户时期日本知识界的思想文化由佛教主导转向皈依儒学，三是日本固有的神道信仰不再附属于佛教，而吸收儒礼，以儒学为理论建构基础，呈现出神、儒习合的信仰特征。考察这三个面向不难发现，江户时期的日本不仅出现了儒学日本化的现象，其意识形态也具有儒学化的倾向，这可以说是儒学对日本社会最为深刻的影响。

　　三、江户时期日本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与儒学

　　以往对江户时期儒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集中于儒学的“日本化”和“近代化”两种视角，其实也是着重观察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儒学如何逐步适应日本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这是日本儒学发展史的主轴。然而，前文所述研究成果已经展现了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受和对日本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应该认识到儒学与日本社会的关系是互动式的，许多学者的研究也揭示了儒学影响了江户时期日本社会的更多方面。佐藤錬太郎、关雅泉《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就江户时代的儒家主要学派的思想及代表人物进行了论述，并从道德思想、民间习俗、教育制度以及幕府统治四个方面分析了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思想是超越国境的，具有渗透性，且与时俱进，在江户初期，儒学的兴起顺应了德川幕府的统治需要，而在幕府末期，儒家思想又充当了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角色。唐利国《兵学与儒学之间：论吉田松阴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虽然局限于对儒学如何影响个体思想家的分析，但文章的落脚点也是对幕末政治变革思想渊源的阐述，作者认为吉田松阴的兵学观深受儒学影响，具有军事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道德化的思维倾向，有力地促进了其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儒学与幕末日本社会变革的关系。周琛《儒学伦理对于日本敬语现象的影响力研究》关注于儒学如何影响语言现象，研究发现日本的敬语现象是儒学伦理在日本被引进、涵收、日本化的影响结果，通过对此考察和论证，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儒学伦理在日本成为文化积淀、文化精神或文化力的过程。赵骁《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再探：德川幕府体系的构建与崩溃》谈及德川幕府合法性建构时指出，儒学中的朱子学用德治主义削弱天皇权威，用君臣纲常明确幕藩关系，这是佛教和神道所不能取代的，但朱子学伦理中强调上下尊卑也包含着“尊主君”高于“尊将军”的价值判断，这无疑使天皇与幕府将军的君臣关系出现了悖论，而由朱子学孕育出的水户学更是进一步为幕末尊王攘夷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动力，儒学在构建幕府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又埋下了瓦解合法性基础的种子。杨怡悦《日本享保时期对中国明清法典的借鉴》指出享保时期中国法典在日本传播的背景之一就是江户儒学的兴起，以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等流派的日本儒者为媒介，明清律令成为幕府制定法律的研究借鉴对象，儒学间接地对江户时期日本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晓霏、关长龙《儒家思想对日本私立汉学教育的影响——以江户时代藤田幽谷的青蓝舍为例》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展现了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江户时代日本私立汉学教育的基本面貌，其以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国语》、《左传》为主要课程，以培养忠孝一体的君子为基本目标，而由青蓝舍所培养的水户学中坚力量，积极推动了幕末的维新，这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日本教育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江户时期儒学的兴盛，至少从幕府政治、法律制度、文化习俗、民间教育、语言演变、社会意识形态变迁以及孕育社会变革力量等多个方面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儒学参与了日本近世社会的重塑。儒学影响了日本社会，这本是一个常识性的提法，而儒学研究立足于思想，不侧重于观察社会面的变化也无可厚非，然而，学术研究上的认知偏差往往出于“灯下黑”，如果我们始终忽视日本社会因儒学发生了何种变化的问题，儒学在日本发生了何种变化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解释。正如土田健次郎在《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中所言，“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理论化的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日本与儒学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相关研究和学术史的整理需要多元视角的学术实践，因此，笔者不揣鄙陋，进行了这次抛砖引玉式的尝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历史上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从10至11世纪的摄关时代兴起国风文化以来，日本人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自觉就不曾断绝。江户时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时期，社会物质文化也极度繁荣，突出日本的主体性，强化民族文化本位是当时日本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所谓“日本儒学化”的视角绝非源自对江户时期日本儒学史的总论性概括，更多是想突出外来的儒学和日本社会互动过程中另一面，即有意识地集中观察儒学对社会的反作用。总的来说，写作本文是为了引起更多的有关江户儒学的研究和相关学术史的省察，从而加深理解儒学在异域传播过程中所展现的内在力量，并进一步阐明儒学与日本的关系。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