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论语》原典中，不仅凝练了孔子的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学说，还饱含着孔子的诗学智慧成果，积淀而成“诗兴”学说。相对于学界关于孔子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的丰富研究成果而言，“诗兴”学说尚存在非常广阔和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本文即从“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理论形态、理论主体、思想价值、哲学贡献等，逐一展开探讨。

　　“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

　　众所周知，“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诗教在孔子哲学教育活动中占据首位，其中“兴”是孔子诗教的独特发明。《论语》中孔子多次与孔门弟子谈论和运用“兴”，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与子贡论诗引发“贫而乐”“富而好礼”命题时，肯定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在与子夏论诗引发“礼后乎”命题时，也赞誉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主张的“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兴”不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活动，而是孔子与孔门弟子的一种自觉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第二，“兴”不是一种抒情审美活动，也不是文学创作活动，而是孔子与孔门弟子对儒学学说的一种思想创造活动，“兴”搭建了“诗”与“仁”互通的桥梁；第三，“兴”不仅涵盖对内在道德意识的兴发、唤起活动，也包括对外在情境、道德实践的反省、感悟活动。这说明，“兴”虽然发源于孔子诗教，却超越了孔子诗教论域，通向了孔子儒学的思想创造活动，与孔子儒学的各种学说，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思想关联。孔子创立的这种学说，既发源于诗教哲学教育活动，又以“兴”为根本特点与思想主线，故称之为“诗兴”学说。

　　“诗兴”学说的理论形态

　　孔子的“诗兴”学说，在其理论形态上，包括诗兴范畴、诗兴命题、诗兴对话、诗性语言、诗性意象等，它们普遍具有启发、兴发、反省、领悟、觉悟、醒悟、体会、呼应、唤起、感受等思想特征，相应表现为反省力、领悟力、觉悟力、启发力、唤起力、感受力、想象力等思想创造能力。

　　《论语》中出现的诗兴范畴，大致形成了四类“家族相似”的观念群。第一类以“好学”为核心，包括“学”“诲”“疑”“问”“思”“为”等；第二类以“省”为核心，包括“闻”“敏”“观”“三省”“内省”“自省”“自讼”“自厚”等；第三类以“起”为核心，包括“兴”“启”“发”“愤”“悱”“致”“叩”“告”“欲”等；第四类以“正”为核心，包括“立”“达”“先”“风”“施”“好”等。《论语》中比较典型的诗兴命题，包括“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闻一知十”“闻一知二”“切问近思”“叩其两端”“循循善诱”“多闻择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

　　所谓诗兴对话，即《论语》中出现的对话方式，包括孔子与弟子、时人、政治家等的对话形态，也包括孔子独语式即“子曰”“孔子曰”的对话形态。这些对话文本中的对话主体、义理逻辑、语言特点、展开方式、思想进路等，都蕴含着丰富的诗兴方式。这种诗兴对话，几乎囊括了《论语》中的所有文本，成为《论语》这一儒学经典独有的文本特点。

　　《论语》中孔子与孔门弟子在创立圣贤人格、君子人格的思想学说时，经常使用诗性意象，包括自然意象如“北辰”“日月之食”“山”“水”“川”“松柏”等，礼器意象如“瑚琏”“美玉”“觚”“木铎”等。也经常采取诗性语言，如“重叠状态词+如也”，包括“夭夭如也”“申申如也”“侃侃如也”“訚訚如也”“行行如也”“与与如也”“怡怡如也”等；另一种如“郁郁乎”“荡荡乎”“巍巍乎”“焕乎”“使乎”“堂堂乎”等用以描摹圣贤人格气象、君子人格气象。这些诗性意象与诗性语言，与诗兴范畴、诗兴命题、诗兴对话一起，共同构成了“诗兴”学说。

　　“诗兴”学说的理论主体

　　无疑，《论语》中的孔子与孔门弟子，都具有一种道德品质与道德人格，由此确立了他们在儒学思想史中的道德形象和在儒学学说中的道德面向。不过，若仔细观察《论语》相关文本，就会发现孔子与孔门弟子，都有着深厚的诗学修养和诗性品质，如孔子“好学”“发愤”“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颜渊“好学”“闻一以知十”“退而省其私”等；曾子“问”“省”“唯”“鲁”等；孔子赞誉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子夏“起予者商也”等，这些成为孔子与孔门弟子诗性品质的思想标识。诗性品质，与“仁”“知（智）”“忠”“信”等道德品质属于不同类型，被孔子赋予了层级上高于、逻辑上先于道德品质的思想地位。诗性品质，普遍具有兴发、觉悟、反省等思想特点，内在是指兴发、觉悟、反省儒学精神的思想品质，外在表现为创造儒学学说的兴发、觉悟、反省能力，由此构成了孔子与孔门弟子的思想人格。对于这种诗性品质和思想人格，如果局限于孔门教育教学活动中加以理解，则既窄化了这些诗性品质与思想人格的适用范围，也降低了它们的思想价值。

　　由此来看，后世儒者关注较多的道德品质与道德人格，可以使孔子与孔门弟子获得一种道德形象，孔子创立的儒学学说也由此获得一种道德面向。这种道德形象与道德面向，使孔子与孔门弟子成为儒学学说的承载者、践行者。而孔子与孔门弟子的诗性品质与思想人格，则可确立孔子与孔门弟子的另一种思想形象，也使孔子儒学获得了一种思想面向。这种思想形象与思想面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孔子儒学不仅仅是一种“结果”，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践行、运用的儒学学说；同时它也包含着一种儒学学说的创造活动，是儒学思想创造的“过程”。孔子带领的孔门众弟子这个学术共同体，亦是儒学各种学说的创立者、创造者。

　　“诗兴”学说的思想价值

　　孔子的“诗兴”学说，同样也是孔子儒学的组成部分，但它与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的思想价值不同，它担负着创造孔子儒学各种学说的使命，是生成孔子儒学各种学说的思想方式。“诗兴”学说的这种理论定位，可以推动我们重新理解孔子儒学及其哲学特质。

　　第一，孔子儒学是一种思想创造的“过程”。以往我们学习和研究孔子儒学，更多是把它当作仅供运用和践行的“结论”，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方式，侧重于从中国哲学的“史”，而非中国哲学的“思”的向度，进行认知和理解。“诗兴”学说，作为孔子儒学的思想方式，是从“思”的向度，把孔子儒学视为一种动态的、生成的思想创造“过程”。这种儒学思想创造的“过程”，也和工夫论有所区别。工夫论虽然注重儒学学说的“过程”，但是更侧重于一种道德修养过程，而对儒学思想创造活动的生成机制与发生过程的发掘和重视并不充分。

　　第二，孔子儒学具有一种内在的生成机制。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以来，一些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利用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阐释和重构孔子儒学各种学说。这种阐释和重构路径，在升华、深化儒学思想哲学意味的同时，也导致“隔阂肤廓之论”，甚至产生“傅会之恶习”（陈寅恪先生语）。“诗兴”学说，作为孔子儒学的思想方式，是把存在于儒学学说之中的诗兴范畴、诗兴命题、诗兴对话、诗性意象、诗性语言等，转化为这些儒学学说的内在生成机理，以此支撑孔子儒学的生成过程与生成机制，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和避免借助某种西方哲学流派或学说来阐释和重构孔子儒学的风险。

　　第三，正是孔子与孔门弟子的诗性品质，使之成为这种儒学思想创造活动的理论主体。如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好学”是孔子推崇的诗性品质，“好学”的思想地位高于“忠信”，从儒学学说生发的内在逻辑来说，“好学”更具有一种逻辑的原发性、先在性。这种诗性品质在向儒学思想创造能力转化的过程中，也就把诗性品质的诸种思想特征，融入了孔子儒学的各种学说之中。通过解析这些儒学学说的生成机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其中的文本结构、思维进程、义理逻辑，普遍获得了一种诗教面向。“诗兴”学说，使孔子儒学的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学说，不是一种静态的、纯粹概念型的“理论形态”，不是一种依靠逻辑推演与概念界定方式，而是透显出一种启发、兴发、反省、领悟、觉悟、醒悟、体会、呼应、唤起、感受等诗性的精神气质。这种诗性气质，就是孔子儒学的哲学特质所在。

　　“诗兴”学说的哲学贡献

　　孔子儒学的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各种学说的核心范畴，如“仁”“义”“礼”“乐”，都已经是春秋时代普遍运用的道德观念，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孔子对这些道德观念进行了“哲学的突破”，创立了属于儒家学派的各种学说。相对而言，《论语》中出现的诗兴范畴、诗兴命题、诗兴对话、诗性语言、诗性意象等，是春秋时代的士人阶层运用较少的，甚或几乎没有出现过的。因此，这种“诗兴”学说，能够凸显孔子的创造性、创新性的哲学贡献，无疑亦应纳入孔子儒学“哲学的突破”之中。挖掘和整理“诗兴”学说，对于我们依据《论语》原典，建构孔子儒学的知识体系，包括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是大有裨益的。

　　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是与古希腊哲学根本不同的，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不过，若这种共识仅仅停留于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各种学说的思想内容层面上，是不够充分的，也是不够完整的。“诗兴”学说，作为孔子儒学的思想方式，是孔子把儒家的诗教精神，融入儒学各种学说的生成机制之中，使孔子儒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性哲学特质，这也是孔子儒学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特质的根本差异。这种“诗兴”学说渗透的诗教精神，已经深深沉淀在孔子儒学各种学说之中。春秋战国时代以来，随着孔子思想地位的日渐提高，儒学学说主流地位的日益巩固，这种诗教精神，也流淌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之中。可以说，“诗兴”学说，既是孔子对中国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孔子对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河北大学畿辅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子儒学的诗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