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不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观念体系，更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样态。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极少数甚至是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不曾断绝的文化，既不是说数千年前中国文化的原始样态毫无改变地保持到了今天，更不是说中国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历史绵延中其价值初始内涵不曾发生过历史性变动，而是说，中国文化的原生价值根性总是以不同的样态在不同历史境遇之中获得体现，整体呈现出价值贯彻的历史同一性。“中国文化”的历史绵延，其实质便是一种独特的价值理念体系通过独特的文明样态得以呈现的历史过程。

　　“两个结合”是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方式

　　历史的绵延性与其展开的阶段性是统一的。绵延的实现，正须通达时代之变，基于过往制度与经验之损益，明其因革之理，实现“时措之宜”。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认为，“六经”虽是载道之书，但“六经”本身只是“器”而非“道”，真正的道体实存于“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之间。换句话说，一种文明的历史形态及其价值，需要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总结、阐释，展示自己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式。“第二个结合”充分显化、强化并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两个结合”是在当前特定背景下的“时措之宜”，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高度体现。基于“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因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实践而被转换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实现了现代性转变，在与不同文明体系相互借鉴、观照的独特视域下进一步彰显其世界性面向。正是通过多元文明视域的相互观照及其价值维度的交相融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根性才可能得到充分彰显，文化主体性才得以显著挺立，价值的历史与历史的价值才相互交叠而转换出独特的时代性内涵，从而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两个结合”是在当代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重建并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方式，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之当代绵延的有效途径，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经验的可靠保证。文化主体性的坚持与自觉挺立，是文化价值理念展现为文明形态的核心基础。“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从而真正以独特面貌独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国文化具有2000多年的对外开放历史，更有吸取、转化、更新不同思想文化及其价值理念从而实现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丰富历史经验，因此也一定能够为当今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挺立文化主体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积极有效的借鉴。

　　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与主体性重建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文化自身所形成的叙述传统中，周公的重要性，在于他最能领会由尧舜所奠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之根性，而将之转化为“焕乎其有文章”（《论语·尧曰》）的礼乐文明，从而实现了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为本然目的的制度文明。此后的全部文化史与思想史，皆为“礼乐文明”在不同维度上的义理诠释、思想完善、结构调整与价值重构。礼乐文明的完整体系，是根本的价值理念能够得以实现的公共行为规范体系。

　　孔子是尧舜以来中国文明传统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领悟者与践行者，他所处的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制度及其行为秩序规范已然解体，这一现状迫使孔子深刻反思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建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展开了中国文化“与时偕行”（《周易·乾·文言》）的价值开放性。经过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数百年间的不同学派立论，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得以显著体现，而其价值体系的统一性及其展现为“时措之宜”的必要性同样得以清晰显扬。

　　汉武帝时经学成立，正是这种必要性的时代体现。正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文化、历史、价值从此有了一个核心，自此展开了这个核心价值的历史绵延。五经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体系，实质为中华文明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公共价值体系及其文明理念与文化理想的共相载体。称之为“儒学”，不过因儒家是其体系性的传承人而已。正因五经体系不是“儒家”一家之学，而是融摄诸子学派的基础理念及其价值主张的宏大体系，是中华文明经由绵长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公共价值系统，它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本根理念与价值根基，并在此后的历史绵延中充分展开其不同维度，经过不同境况下的结构性调适与价值重建，确保了中华文明—文化价值体系的完整性与统一性。在历史过程中，经典文本体系本来就存在一个逐渐扩张，逐渐由“五经”发展为“十三经”的过程，这便是儒学经典之根本意义系统“与时偕行”而得以重建的历史实迹。正是这种开放性保证了中国文化价值统一性得以绵延。

　　至晚自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就开始了与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交流。面对文化现象、思想形态、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如何使中国固有文化形态与价值理念得到时代性更新，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不断面临的问题。对以佛教为主要形式的外来文化的同化与转化就是典型案例。

　　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开始整体传入中国，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义理注疏及其宗教知识的体系化重构，天台、华严、三论、唯识成为最为显著的四大佛教义学体系，佛教已然实现了“中国化”。而禅宗的出现在信仰的实践意义上真正诞生了“中国佛教”。尽管如此，在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公共价值理念及其生活实践层面上，佛教仍然会与以儒学为主要形态的中国固有文化发生冲突，文化与价值的主体性问题因此而彰显。从历史的思想逻辑来看，正是有鉴于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的失败，同时又深刻意识到韩愈关于“道统”传承断灭的忧虑，及其“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而导致中国“胥而为夷”（《韩昌黎文集·原道》）的忧虑，才有了宋代的理学建构。理学被称为“新儒学”，它超越了“汉学”的知识形式，在价值观念上以回归孔孟为号召，在学问目的上以成为圣人为倡导，在历史理念上以继承圣学道统相标榜，重构了儒学的全部观行体系，重置了信仰与实践、价值与生活、本体与工夫、形上与形下、先天与后天等一系列关系，从而完成了解构佛教的文化目的，重新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根性。无论是慧能“中国佛教”的开创，还是“新儒学”体系的建立，实质上都是在特定时代条件、文化语境之下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今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史上重建主体性的历史经验依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今天，随着日常生活的不断开拓，随着与世界不同文明交往的不断深入，主体性仍然是个问题。“两个结合”为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指明了方向。重新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才能获得滋养而焕发新生，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获得新的时代性，并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背景下体现主体性。我们可以期待，在中国人民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之下，在同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下，中华文明必将开启新的时代华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