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元鹍（1753—1814年），字震暘，别字海槎，初号啸楼，晚号铁船，浙江金华人。元鹍出身寒门，世代为农。由于家贫，五岁那年，靠祖父接济，入塾读书。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中乡试。嘉庆六年辛酉（1801年），中殿试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三年后，留京官工部主事。酷爱吟昹，“为诸生数十年，及成进士，官工部，须发苍然，偃仰一室，悲忧愉乐之境，一寓之于诗”。阮元称其“博驭典籍，约以性灵，朗鬯如李白，质直如元结，奔泻如任华，悭违如刘叉，幽阻如李贺，修洁如姚合，孤往如方干”。其推挹甚至。著有《铁船诗钞》《燕台杂咏》存世，是清代乾嘉时期重要诗人。

　　《七律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一部探索七律诗体流派、沿革的选本，选辑跨度，始自盛唐杜甫，历中唐、晚唐、北宋、南宋、金、元、明初、明中期，而终于晚明，相当于是一部梳理七律诗体演变的诗史。方元鹍于七律诗流派作过精湛研究，借助于选辑、点评，表达其诗学见解，供后人创作七律借鉴。《指南》分甲、乙二编，甲编首有方元鹍自序，强调“律以杜为宗”。故二编皆首选杜诗，视为七律诗“样式”。方氏概括杜律两种类型：一是“排比铺张，雄浑赡博”；一是“清劲流转，质朴萧疏”。后人学杜沿袭此两类型，衍生风格迥异的流派，且作为此书选辑依据。二编非并时编刻，乙编只对甲编所作补益而已。

　　但是，王维、陶岘、崔颢、李白、刘长卿等人，几与杜甫并时，所选律诗，不见得是学杜之作，且风格各异。方氏用意，在于指斥“摹拟”。如选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之诗，点评云：“前散后整，结意宽然，意兴所至，不关造作。青莲效之，固无谓。后人必推此为三唐第一，亦小儿强作解事也。”视为唐律中绝品，无人可及。李白仅选二首，都摹拟崔作。点评《登金陵凤凰台》云：“缩《黄鹤》前四句为两句，然不如崔诗之生趣远出也。”点评《鹦鹉洲》云：“此首摹崔诗，却有意趣，但芳洲之树，终觉添设，不及‘白云’句之自然。结句意竭，远不如崔。”选此三诗，用意相当明确：诗是不能摹拟的，即如高手李白，也相形见绌，难及原创妙境，且每况愈下。选宋代郭功甫《凤凰台次李太白韵》一首，点评云：“功甫与王荆公登凤凰台作此诗，援笔立成，一座尽倾。”方氏不言其摹拟太白，但云“援笔立成，一座尽倾”，是绩学所致，与因循摹拟完全不同。殖学深厚，工夫纯熟，至及所用，如颖脱而出，无雕饰痕迹。大概用以界定何者为创新、何者为摹拟。书名“指南”，本意即在于此。

　　方氏以为唐人学杜七律，以李商隐最为著名，《指南》选其诗二十首，点评云：“少陵后，义山当为一大宗。其雄伟工丽，亦出少陵，特意少词多，未免迷闷凑砌之病，读者分别观之可也。”如点评《杜工部蜀中离席》云：“前四句拟杜逼真，五、六空衍无意，结语尤纤佻不称。”他如批评《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二句：“日角、天涯，巨细不伦，终非佳对。”批评“于今腐草无萤火”一句：“‘腐草’二字添设，今亦不应，遂无萤火也。”批评《马嵬》一诗：“本传只言海上蓬莱，摭入邹衍大九州，添设次句，俗。三四太衍，结殊失体裁。”方氏对李义山评价不高。宋、元以后，义山西崑体盛行，如杨亿、刘筠等，“挦摭义山字句，镂错成章，于篇法句意，多不求连贯”。如杨亿《汉武》“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二句，虽后世称道不置，方氏以为“上句指穷兵，于求仙亦不相属也”，算不上是佳作，也是一味贬斥之意。

　　方元鹍反“摹拟”，与其以“真”为本色的诗学思想互成因果。方氏以为作诗如交友。“诗无真意羞存稿，友不深交懒致书”（《觑破》）。所以他写的诗，真实记录其一生行迹，抒发其诚挚感情，“使人见我诗，诗中即见我”（《漫言》）。方氏也以“真”作为选辑、点评七律标准。由于“真”，则气脉连贯，结构紧密完整。杜甫《诸将》“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二句，点评云：“‘春’‘秋’似杂出。然前四句一气贯下，俱作忆中时景，亦合。”意思是，首二句既写春，又写秋，粗看混杂，三句“忆”字，点出前四句是“忆中情景”，故“一气贯下”，无续混杂之病。反之，由于不“真”，摹拟凑合，则气脉中断，东拉西扯。西崑体的病根，在于刻意摹拟，失其本真。《指南》评点，用“不贯”“不属”“杂凑”“含糊”等摒斥之。

　　黄庭坚是学杜最成功者，尊为江西诗派之祖。方氏云，“山谷学杜之一体，锻炼刻苦，别成一家，遂开西江宗派。然其诗脱去蹊径，为时世妆者，多不喜之。东坡所谓‘如蝤蛑江珧，柱格韵绝高，不可多食。’此公论也”。又云：“山谷诗实清而腴，后人徒得其粗疏，失其雅鍊，西江派遂堕入恶道。”所谓“恶道”，指徒学杜形式，凑合词语，全不管意思，江西诗派流于此弊。如曾几《荔子》：“异方风物鬓成斑，荔子尝新得破颜。兰蕙香浮襟解后，雪冰肤在酒酣间。绝知高味倾瑶柱，未觉丰肌病玉环。似是看来终不近，寄声龙目尽追攀。”点评说：“首句‘风物’‘鬓斑’不贯，四句‘在’字欠熨贴，五、六工而雅，结又含糊不成语。大约茶山诗系先有一联佳语在胸，而先后足成者。”《指南》选江西诗派作者不多，评价高，多视如反面之作。

　　“真”又在于写景“清明”“真切”，读之赏心悦目，如亲临其景。点评张蠙《题华严寺木塔》云：“写景清切，不作落廓语。唐人登览诗皆如此。”点评苏轼《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云：“篇法从老杜化出，而不摹其调，此坡公高于黄、陈处。”点评陆游《登赏心亭》云：“气机流动，声调慨慷，耿耿之怀，不忘君国。此种诗于杜亦称具体。”诗若不“真”，景物不明晰，如堕云雾，即是“落廓语”。吕本中始倡江西诗派而宗山谷，无不拼凑之病。如《孟明田舍》：“未嫌衰病出无驴，尚喜冬来食有鱼。往事高低孤枕梦，故人南北数行书。茅茨独倚风霜下，稉稻微收雁鹜余。欲识渊明只公是，迩来吾亦爱吾庐。”点评云：“‘衰病’与‘出无驴’不贯，三句凑，六句‘微收’二字欠妥，七句拙，亦不贯下。”几乎被批得一无是处。

　　方氏批评最为激烈者，即明代中晚期的“摹唐”诗，尤其于前、后七子如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李攀龙、王世贞、宗臣、谢榛等人之作，皆抨击之不遗余力，径斥之为“伪诗”、“诗奴”。方氏云：“学诗慎勿为诗奴，寄人门户随指呼”（《学诗》）。没有灵性、个性而一味摹拟他人，皆可斥之“诗奴”，其诗即“伪诗”。李东阳开生硬“摹唐”、“学杜”恶习，至李梦阳登峰造极。李梦阳是前七子“摹唐”领袖，选其诗十首，“掊击尤甚，一首中几无完句。然论而存之意，在正变具列，宜忌并陈，待学者之自寀趋舍为得”。点评《谒陵》云：“起句、五六句真乃婴儿学语。割其句，袭其调，并其惓惓忠爱之私，而亦似之。所谓学叔敖之衣冠，而并摹其声音笑貌也。”点评《秋怀》（其一）云：“此即何大复所谓木革之音，如摇鞞铎者。‘回首可怜’，割杜句，恶劣。”点评（其二）云：“句句拆洗少陵，读之失笑。‘调羹’，凑。‘一愁无’，不成语。”点评（其三）云：“虽云‘摹杜’，其一种猛憨躁急之气，实杜所无。‘书生误国空谈’，唐语也，加一‘里’字，则小儿语矣。对句尤杂凑。”后七子以李攀龙为首，选其诗也十首，点评《送赵户部出守淮阳》：“于鳞七律酷摹李颀，格调可观，词藻亦美，但气脉多不连贯，句意亦欠清晰。十篇以外，句重字复，底里尽见矣。”点评《怀子相》云：“‘中生桂树’，用淮南《招隐》。‘江上梅花’，用《落梅曲》。桂树何以卧病而生？梅花何以怀人而落？此种诗骤看似佳，细按难解，学之遂成含糊不清之病，贻误不浅也。”七子祸害后人，特举陈子龙为例，云：“此君瓣香七子习气尤深，所选《明诗》纯是门户之见，乃矜诩格律，漫为高论。以文之殆，犹辨狂水之淄流，刻蛙部之商羽者与？”其言辞之峻，于此可见一斑。

　　方元鹍以自己创作经验告诫世人：“今人自今古自古，莫把古人支门户。”（《题研道人诗卷》）好诗不是摹拟出来的。直抒胸襟、无矫揉造作之痕、独具风格者，方为“真诗”。如戚继光，本非以诗人称，点评《盘山绝顶》云：“无意求工而生趣勃勃。”徐渭以“本乎情”，直抒“灵性”而不以“摹唐”为事，选其作十首，云：“天池野逸情奇，别具风骨。或谓其诗才麄黠，为雅人所少。然比于七子之伪诗，十篇一律，固昂然鸡群之鹤矣。”则推挹之至。

　　总之，《指南》对于初涉律诗者，是部指示门径的佳作，方氏的诗学思想、论艺特色值得发掘与探究，本文聊为引砖抛玉，望学术界多关注一下方元鹍。

　　（作者：黄灵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