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融知识与技能、道德于一体，能够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在思维道德方面具有仁、智、勇等品格，并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君子思维”。“君子思维”是一种追求实现君子人格的思维形式，是对君子的本质、特征、作用、实现方式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过程。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论衡》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辨性著作，该书以“疾虚妄”为宗旨，详细讨论了当时书面记载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观点、言论、故事，提出了“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原则，即一方面在心中对事物做逻辑思考、判断，另一方面以具体事件、现象来验证。由此，王充得以判断事物的是非真伪，对其中“虚妄”的内容加以批判，并提出更为合理的见解。王充的著述思维过程正体现了中华传统“君子思维”的突出特点。

　　敢于质疑不囿成说 

　　王充对于公认的权威观点并不盲从，在经过审慎思考、周密论证后，能够对其中的不实之处大胆提出疑问，表现出刚强勇毅的“君子思维”的特点与境界。

　　《论衡》中九《虚》三《增》12篇文章，专门针对书面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虚妄说法和增饰内容进行辨析，以论定虚实。其中，《语增》《儒增》《艺增》分别针对“小人之语”——传书、“贤人之文”——儒书、“圣人之言”——经艺。如果说，对于前两者的批判还算情理之中，对于堪称“万世不易”的“经艺”的批评，则足以显示王充的勇气。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官学，五经地位日益隆尊。汉代人甚至对五经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神化，如《论衡》所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正说篇》），在时人看来，经书内容、形制与天地历数冥冥相合，更凸显其神圣不可置疑。王充却在《艺增》等篇中对《诗经》《尚书》《周易》中的夸张增饰之语予以辨正，表现出在权威面前“尤爱真理”的无畏气概。

　　经艺出自圣人之手，汉代人们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视为圣人。王充则不仅举出关于孔子、周公言行的16条例子，说明圣人并非“生而知之”，更在《问孔》篇中对孔子部分言行予以批驳。如针对《论语》记载的“宰予昼寝”一事，王充认为孔子责骂太过：“使宰予性不善，如朽木、粪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门，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恶之，恶之太甚，过也。”这样的批评，不仅在当时石破天惊，甚至在王充身后仍持续引发非议。清乾隆帝在读到《论衡》中《问孔》《刺孟》篇时便大为光火，称“已有犯非圣无法之诛”。这亦从反面验证了王充敢于质疑权威的非凡魄力。

　　对于汉代思想界主流的“天人感应”理论，王充同样不以为然。汉代天人感应理论主要作用于政治领域，其核心思想即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善恶行为会引发天的反应，体现为灾异和祥瑞的形式。王充则坚持“天与人不相应”，认为自然现象发生有自身规律，不以人的行为为转移，《论衡》中专门有《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遭虎》《商虫》等多篇，对于各种自然与人事的所谓对应一一予以反驳。值得一提的是，汉儒构建的天人感应理论，一方面借上天之威对君主言行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也借上天之势凸显君主作为“天意代表”的权威。王充的做法意在割裂天与人的关系，在当时甚至可能招致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敢于质疑主流、挑战权威，足见王充的勇气。

　　博览群书躬身实践 

　　《论衡》中，王充的不少论据来自对各类书籍、典故的征引，如《率性篇》论证人性可塑造时，即以阖闾、勾践手下兵士在君主感召下违背贪生怕死的本性、甘愿赴汤蹈火为例证；《齐世篇》论证上古三代并不优于当世，举出传书所载夏商周世代更替亦经历了由忠到敬、文的盛衰循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例证多为王充阅览各种书籍所得。作为东汉通人的代表，王充青年时游学京师洛阳，受业太学，师事著名学者班彪，在此期间常流连于书肆之中，广泛涉猎众流百家之言。从《论衡》征引情况看，王充所读的书籍包括儒家经典著作、传经解经之经传、诸子著作、数术方技书以及谶记纬书。可见，他卓越的思维活动建立在巨大阅读量基础之上，而古人认为学养深则胸次高，《左传》将“博物”与“君子”连用，扬雄、张衡都曾提出“耻一物不知”，博学多闻不仅仅是知识素养，更是寄寓儒家君子理想的人格修养。王充的博学，由此亦具有道德意义。

　　王充还非常重视以事实例子验证观点正确与否。其中，身临其境、眼见耳闻的直接经验，在王充看来尤其具有可靠性。他在《实知篇》中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中的很多例证，都是王充亲身实践所得。如对于民间盛行的“雷为天怒”的观点，王充表示异议，他通过实际调查研究，认为雷的形成与火有关，并举出了例证，包括遭雷击而死之人，头发、皮肤焦灼，尸体有火气；打雷时往往有电火光；雷击时，房屋、草木常被烧焦等。他由此得出结论：“雷为天怒”乃虚妄之言。这是很典型的以实践检验理论和观点的做法。此外，对于一些书籍中关于“天雨谷”“会稽鸟田”等记载，王充亦通过实地考察，指出二者皆属于自然现象，“天雨谷”并非天有意降下谷实，而是成熟的谷子遇疾风而起，风衰则谷坠；“会稽鸟田”也并非会稽一带鸟兽有意助人耕作，而是来会稽越冬的候鸟蹈履民田、喙食草粮，其状若耕田，王充以此反驳时人诉诸神秘主义的解释。“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王充了解事物的重要方式，为他批判错误认识、提出合理见解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对事实例证的强调，是王充重视实践、重视调查研究的体现，也是王充对君子“践履”传统的承续和阐扬。

　　以真为美化民成俗 

　　王充对各类说法、观点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论定是非，去伪存真，看似出于对知识的追求，其实背后亦有道德用意，体现了王充作为君子的社会责任感。

　　在王充看来，是非、实虚、真伪、然否，不仅是逻辑评判，更有价值内涵。真、实、诚，如同仁、义、忠、孝一般，都代表“善”，虚、妄、伪则代表“恶”。换言之，王充将“真实”看作一种道德品质。《对作篇》中，他指出，“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驱民归实诚”的目的是“增善消恶”“道善归正”，可见实诚即为“善”，即为“正”；他强调，“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可见真即为“美”。而在先秦两汉的语境中，“美”又与“善”同义，因此，在王充看来，真、善、美是统一的。正因如此，面对虚妄之言胜真美、伪书俗文多不实诚的局面，王充认为这是“人间有非”，如同面对其他丑恶现象一样，他对此深感不安与激愤，必须攻之而后快。王充坚信，对虚假的贬抑、对真实的弘扬，本身就能增善消恶，就能化民成俗。那些论定虚实、真伪、是非、然否的文章著作，从某种角度来说都在做着教化的努力。王充高度赞扬孔子的《春秋》，即源于《春秋》褒贬是非颇为得实。他在近世文人中最为欣赏桓谭，也是因为桓谭之《新论》讨论世间事，能够明辨是非曲直，使得虚妄之言、伪饰之辞皆无所隐藏。王充作《论衡》，便是希望踵《春秋》与《新论》之后尘，以真实来教化民众，以达到人人讲信修睦的美善境界。这是王充辨明各类事物的根本动机，也是他写作《论衡》的根本目的所在。

　　综上，王充《论衡》一书卓尔不群的思辨活动贯通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几大环节，在思维道德方面熔铸了仁、智、勇等君子品格，充分展现了中国式“君子思维”对知识、技能与道德的融汇发展。

　　（作者：马斗成、马小菲，分别系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讲师）